材料   经济转型是指经济、社会体制的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和经济发展过程。以下是部分学者或课题组关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转型的观点：吴敬琏从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主义的角度，按照中国经济改革战略，把改革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1978-1991年的增量改革阶段和1992年以来的整体推进阶段。赵旻从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角度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改革探索和扩张供给阶段（1978-199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设和经济高速成长阶段（1992-1997年）、改革巩固攻坚和经济结构全面调整阶段（1998-）与未来的转轨发展阶段（即市场化体制的成熟完善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阶段）。吕炜认为，中国经济转轨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即“告别旧体制意义的转折点”和“建立新体制的任务接近完成意义的转折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认为，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转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发启动时期（1978-1991年）、自觉推进时期（1992-2000年）、全面加速时期（2001年—）。景维民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混合经济。同时，他把中国经济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准备阶段（从改革走向转型）、启动和正式推进段阶段（共性与差异）、深化和完善阶段（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王守坤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是从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开始的。因为，传统计划体制的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使中央财政不堪重负，因此，只有选择向地方财政转移压力，走财政分权改革之路。这样，通过向地方分权的放权改革打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大锅饭局面。

——摘编自瞿商《论中国经济转型的阶段性与目标转换》

材料：1929年中央卫生会议通过废止中医案，激起了全国中医界的抗争。3月11日，上海《医界春秋》主编张赞臣等发表《医药团体对中卫会取缔案之通电》，强调中医对中华民族的生命延续以及人口兴盛功高绩伟，指责余云岫等提案是“反动性专制式之怪议案”，是为“帝国主义者辟一医药侵略之新途径”，“西医主张废置中医中药，尽改西医西药，使我全民族之生命，操于西医西药之手，他日西医之技，不传吾国，西方之药不输吾国，此时中医中药已绝迹，西医西药又告穷，则吾全民族之生命，将何所托命？”

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等在通电中称：“彼既借政治势力为压迫，我当秉民权主义以反抗，力促全国各界彻底觉悟，国医国药灭亡之可忧，外人经济侵略之可惊，一般卖国西医阴谋之危险。”

3月17日《申报》刊发了余云岫之《异哉旧医之举动》，重申废止中医的理由，中医界“不许医药之科学化也，是不许政府有卫生行政也，是不许中国医事卫生之国际化也，是坐视文化侵略而不一起谋所以振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必枯守诞妄不根之玄学时代落伍之国粹而后快”，“不许维新，不许改革，虽疆域日削。国权日丧，以至于国破家亡，同归于尽，亦悍然不顾”，认为中医界的行为是“以欺惑愚蒙，阻遏进步”、“逞一朝急气之忿，而忘邦国之大计者也”。

——摘编自郝先中《近代中医存废之争研究》

“中世纪晚期危机”是对14—15世纪发生在西欧的饥荒、瘟疫、战争及其导致的人口减少、经济停滞、政治和社会秩序紊乱的概括。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世纪晚期危机”成为西欧中世纪史的重要研究主题，形成了两大主流解释模式。第一种是“衰落论”：通过探寻危机产生的原因，认为中世纪晚期危机是西欧社会相对于中世纪盛期的衰落；第二种是“转型论”：通过探讨危机的影响，认为中世纪晚期危机推动了西欧社会形态和国家形态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型。

材料一   二战后，以自然科学理论的大发展为基础，战后科技也得到了全面跃进，出现了技术革命突飞猛进的新形势。原子能的开放和利用，标志着能源的第三次革命，使人类能源开发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电子计算机的普遍使用极大地推动了工厂自动化、办公自动化和家庭自动化，使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使生产和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以金属和非金属合成研制出的高温超导材料被广泛应用于能源、交通、通信和计算机等领域，引发了一场深刻的产业革命。走向太空的关键技术是发射动力和运载工具。利用太空的失重、高真空、强辐射、无菌等条件，人们可以深入研究半导体、合金、医药以及各种医疗设备的生产和制造。生物工程技术日益成熟和普及，产出大量新物质，将触发一场新的科技革命，使物质生产和人类生活发生根本变化；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量，改善生态环境，使人类延年益寿。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在海洋开发、海水养殖和种植、海洋资源提取以及海洋勘探等方面，均取得了很大发展。

——摘编自石婷婷《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分析》

材料二   今天，新科技的发展冲击着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它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创造着比任何时代都大得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力量。可是，人们不能忘记，新科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可以造福于人类，也可以给地球、给人类带来灾祸。

——摘编自周尚文《求真路上》

材料一   敦煌户籍残卷所见唐代均田户受田情况表

注：唐代上柱国按规定受勋田3000亩，表中是排除了上柱国户后的数据。

——改编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材料二   白居易的《赠友》描述了两税征钱导致钱重物轻而伤农的现象，“胡（何）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弹”；表达了对租庸调法的认同，“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主张“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柳宗元的《答元饶州论政理书》指出，两税法实行按户等征税，富人贿赂官吏求居下等以逃税，导致“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他认为要避免上述现象的出现，只有“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间”，即恢复以身丁为本的租庸调法。

——改编自付志宇《唐人诗文所见两税法变革补证》

材料一   走向整体的世界

材料二   从1575至1815年，每年驶往马尼拉的中国帆船通常在20~60艘。据估计，1565至1820年间，墨西哥向马尼拉输送的白银约4亿比索，绝大部分流入了中国。随着贸易的发展，阿卡普尔科由一个偏僻小镇一跃而成为墨西哥著名港口。福建漳州的月港是丝银贸易的重要口岸，很快由一个小渔港发展成沿海商业城市。

——整理自刘文龙《马尼拉帆船贸易》

材料   王先谦（1842—1917年），长沙人。王先谦任江苏学政期间，将江苏科举考试所得佳文，刊为《清嘉集》，以作为士子学习的范文。他在江苏南菁书院内设立书局，刊刻《皇清经解续编》，所收著作包括顾炎武、王夫之共一百一十一家，此书年年均重印颁行全国。1894年，王先谦被聘为岳麓书院山长。他订购了《时务报》，启发学生“期于致用”、“留心时务”。《湘报》曾报道，说岳麓书院“以经义、治事分门，提倡新学”，“添设算学、译学”。他还参与了湖南时务学堂的创办，积极促成《时务报》主笔梁启超、翻译李维格分任时务学堂中、西文总教习。1898年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岳麓书院宾凤阳等联名上书山长王先谦，以维护纲常名教、忠孝节义为名，称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是借讲求时务，行其邪说”。他致书湖南巡抚，提出停刊《湘报》。

——精编自夏剑钦《晚清湘绅领袖、学界泰斗王先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