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下表南方84处桥梁建设资金筹集方式统计
| 经费筹集方式 | 修桥工程数（处） | 约占百分比（％） |
| 官员劝捐 | 34 | 41 |
| 僧侣募捐 | 23 | 27 |
| 富民捐献 | 27 | 32 |
注：在《桥记》文献中，有118处明确提到南方地区桥梁修造工程的经费来源情况，其中84处造桥经费全部来自民间社会。
——改编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
材料二 宋代全州位于广西南路与荆湖南路之间的交通要道，是往来商旅必经之地。
1178年，当地邑人范逵、邓宁民带头组织乡民于距全州50里处自川西流入灌水的河上修造了会湘桥，当时全州知州张玠和主要承建人邓宁民分别撰写《会湘桥记》以记之。
张玠《会湘桥记》节选：淳熙五年，邑人范逵、邓宁民合两族及里中之士，葺而梁之。……落成，人用利涉，不褰不濡，朝夕以济焉。乃以记为请。余闻而心善之，因语之曰：“……殊不知圣人之道，若大路然，无往而不达。扩而充之，可趋乎正大之地，夫岂有自局之患哉！君子谓是举也，其知处己处人者，亦必有道矣。……”遂题其额曰“会湘”。盖取其水自灌而北，会于湘流故也。
邓宁民《会湘桥记》节选：……暇日，宁民与同舍范逵议建此桥，约三百省缗、米四十斛，以三十名为创，则吾事济矣。既而告诸宗族、亲戚、朋旧，悉欣然而从。……议既定，召匠计之，增旧石三之二，规摹浸广，费用不赀，……市之行、铺，和者甚众。继而吾乡贤士夫、郡庠诸公、里中之长上皆不吝欣助……方其经营之初，范九万，明远之仲兄也，朝夕宣力，至于讫工，未始少怠焉。今幸就绪，义不可泯，故次第而书，以俟异时之稽考云。
——改编自康熙四十七年《灌阳县志》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地方治理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张玠、邓宁民的《会湘桥记》。
材料一 在雍正朝以前，清朝的重要的军国事务，特别是战争的统筹、指挥几乎都由议政王大臣会议掌握，议政王、议政大臣均为满洲亲贵。雍正七年（1729年），清世宗由西北两路发动战争意图平定准噶尔部。雍正八年（1730年）十二月，清世宗建立军机处专事上述军务，最早进入其中的包括怡亲王允祥，议政大臣尹泰、阿齐图、特古忒、查弼纳，内阁大学士马尔赛。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两位汉人内阁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也在军机大臣之列。由于军务牵涉事项较多，其权力范围逐渐扩张，首席军机大臣也成为清世宗所谓“赞襄机务”之人。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军主力撤回后，清世宗将在乌里雅苏台等地设置将军由战时驻扎变为日常驻防并受军机处直辖。在军务外，这些将军也兼管民政、制衡蒙古王公，与理藩院体系下的册封羁縻治理形成配合。
——摘编自刘文鹏《军机大臣议复机制与清朝国家政治体制重构》
材料二 1937年8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设置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由蒋介石担任主席，并允许主席对“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改国防最高会议为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担任委员长。该委员会凌驾于国民党中央和“五院”之上，一切与“抗战建国”有关的重大事项均由其议定后再交付有关机关实施（紧急时也可自行实施）。后来，蒋介石又在委员会下设秘书厅等辅助他处理机要事务。当时，汉口《扫荡报》对此有社论：“国难严重到如斯地步，政权需要统一，力量需要集中，步伐需要整齐”。据学者统计，至1947年该委员会撤销前，其有关财政、内政和立法的决议最多，合计超过六成，而关于军事的不到四成。
——摘编自石柏林《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战时政治体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军机处建立的直接原因，并分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扫荡报》关于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社论进行评析。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第一个女火车班组、第一个女拖拉机队、第一批女航空人员、第一批女摩托车运动员、第一批女坦克车手、第一个轮船女驾驶员、第一个女推土机手等纷纷涌现，女司机以群体姿态出现，其形象成为现代媒体和文学艺术广泛宣传、大力塑造的对象。
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在观看了苏联电影《巾帼英雄》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当一个拖拉机手那是多么光荣。”第一个火车女司机田桂英偶然看到了苏联火车女司机的照片，燃起了她做新中国火车女司机的愿望。在苏联专家亲自培训与指导下，田桂英等从普通工厂女工成长为新中国第一批火车女司机。
他们的事迹被改编成电影。《女司机》《马兰花开》书写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走出家庭，在社会主义交通工业建设中，克服体力、文化、技术上的重重困难，尤其是来自家庭、社会等方面的性别偏见，一步步锻炼成为能够熟练地驾驭现代化大机器的女司机的故事。
国家不仅扶持与培养这些勇敢踏入男性垄断行业的妇女，而且给予她们很高的荣誉。田桂英、梁军等都被推举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被安排到专门学校进一步学习深造，逐步成长为所在行业的领导干部。她们的事迹不仅被《人民日报》《人民画报》《中国妇女》《群众日报》等媒体做了专题报道，有的还进入教科书，画成连环画，拍成电影，印上了人民币。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50—70年代女司机形象长廊里，最大的群体是女拖拉机手。驰骋在丰收大地上的女拖拉机手，在深层意义上接续传统性别观，潜在地满足人们对“女性气质”“女性特征”的理解与认知。
——改编自刘传霞《新中国初期女司机形象的生成与多重文化意义》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女司机形象。（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 清代嘉道湖南经世派人才群体又在继承湖湘文化传统的同时，将新时代的精神与需求引进了湖湘文化，使传统的湖湘文化开始了向近代的转型。
作为湖湘文化的传承者，以陶澍为首领的湖南嘉道经世派人才群体不遗余力地呼吁改革，力行实政。湖北巡抚杨健，倡捐治水，整修堤揠，深得民戴。闽浙总督赵慎轸，整顿军伍，规划营制，增设福建水师，使军容为之一变。浙江巡抚常大淳，讨平海寇，整顿盐政，奏免浙漕，拨款赈灾，颇具政绩。
早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前，湖南嘉道经世派就警惕着时局的发展，防范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力侵扰。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湖南嘉道经世派人才群体除陶澍已于年前去世外，不少人参加了抗击英国侵略的战争。清朝在战争中失败，湖湘之士无不扼腕痛心。两江总督李星沅鉴于海防的重要，上疏清廷，请创建外海水师。原山东道监察御史汤鹏撰写《夷务善后三十策》，详论募兵、练勇、修船、造炮、缉奸、设险诸事宜，乞尚书转奏。
道光十三年（1833年），陶澍鉴于清朝白银不断外流，洋钱大量涌入，造成严重银荒，曾提出仿照西方铸币方式，铸造银币的主张。鸦片战争后，魏源根据《四洲志》及中外文献资料，编成《海国图志》一书。该书对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之方颇多探索，提出一系列学习西方的主张。在求强方面，提出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之法，以改革中国军队；在求富方面，提倡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厂局，自行制造与销售轮船和器械等，以使国家富强。
——摘编自周敏之等《近代湖湘文化与近代湘籍人才群体》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湖湘学派的转型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一 “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史记·匈奴列传》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史记·蒙恬列传》
材料二 古罗马也曾修筑过“千里长城”。从1世纪到3世纪，罗马人为防备日耳曼人的袭扰，陆续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修建了一条“防御之墙”，从今天德国的波恩附近直到雷根堡附近，全长584千米。另外，公元117年，罗马皇帝哈德良来到不列颠视察后，下令修建长城以抵御凯尔特人，该长城由三个罗马军团历时约六年分段筑成，史称哈德良长城，全长约118千米。
——摘编自马兆锋编著《伟大的古罗马文明》
材料三 清朝入关后，一直没有修缮过长城，康熙三十年（1691），古北口一带的城墙有不少地方损坏倒塌，边防总兵蔡元上疏朝廷请求修缮，工部等建议康熙帝予以批准。康熙帝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历代经常修缮，但从来都没有因此而免除边患。他说：“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摘编自徐永清《长城简史》
(1)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欧亚帝国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共同原因。(2)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康熙帝对修筑长城的看法。
材料一 唐贞观、永徽年间，朝廷考订《五经》，编纂《五经正义》；修改法律，制定《唐律疏议》。前者为统一理论，确立国家主流思想；后者为编纂法典，确立全国统一实施的法律制度。《五经正义》的编纂与颁行，既标志着儒家学说的内部统一、也标志着儒家理论重回正统官学、主流思想的地位。《唐律疏议》的制定与实施，完成了以《诗》《书》《易》《礼》《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思想对于法律规范的改造。作为成熟形态的唐代法律，对东亚、东南亚各国立法产生重要影响。
——摘编自朱勇《中华法系的形成与特征》
材料二 民国初年，由宋教仁、徐血儿、邵力子等革命党人主持的《民立报》，是宣传以法治国思想的重要阵地，其刊载的主张以法治国、建立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以及讨论宪法问题的各种文章连篇累牍。对于有关法政（法律）学校的情况及临时参议院和国会立法活动的报道尤为详尽。革命党人之外的社会各界人士，当时也普遍怀有以法治国的愿望，积极鼓吹以法治国者亦不乏其人。各界人士呼吁建立法治国家及研究讨论宪法及法律问题的文章，见诸多种报刊。
——改编自李学智《民国初年的法治思潮》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法律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民国初年革命党人、社会各界人士对法律所持的态度。
材料一 下图是有关英国17-19世纪人口变化的统计情况（单位：万人）。
——根据齐涛主编《世界通史教程·近代卷》制图
材料二 下表所示为1600一1800年英国人口结构变动情况（单位：万人）。
| 年份 | 总人口 | 城市人口 | 乡村人口 | 乡村农业人口 | 乡村非农业人口 | 农业人口占乡村人口比例 |
| 1600年 | 411 | 34 | 377 | 287 | 90 | 76% |
| 1700年 | 506 | 85 | 421 | 278 | 143 | 66% |
| 1800年 | 866 | 238 | 628 | 314 | 314 | 50% |
——据成德宁（英国前工业化时期的农业革命及其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制表
材料三 明清之际，人口大幅度下……顺治八年（1651）约1400万，康熙五十年（1711）增至2460万。实际上所谓丁数主要是虚拟的纳税单位，远不能反映实际的人丁（成年男子）数额。……据估计康、班之际全国人口应已过亿。乾隆六年（1741），经过正式的人口调查，得数1.4亿有余。此后人口数字直线上升，乾隆二十七年（1762）超过2亿，五十五年（1790）突破3亿，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时，已达4.1亿。人口压力成为一个新出现但却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改编自张帆著《中国古代简史（绘图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相较于中国，17一19世纪英国人口变化的特点及其原因。(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17-19世纪50年代中英两国人口变化的共同趋势。
材料 “初，高祖受禅，以天下未定，广封宗室以威天下。”太宗即位后，就“遍封宗子”问题征求意见，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遍封宗子”“不便”；魏征认为如果封建诸侯，会造成财政困难；李百药说封建会导致宗室间攻战相残。柳宗元在《过秦论》中列举秦朝“有叛民无叛吏”、汉代“有叛国，而无叛郡”、唐代“有叛将无叛州”，由此证明“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萧瑀认为：“国祚所以长久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余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虽然分封制遭到大多数大臣的反对，太宗也明确表示“朕理天下，本为百姓，非欲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也。”但贞观十一年太宗诏曰：“设官司以制海内，建藩屏以辅王室”，先后任命了21个亲王和14位杰出功臣为世袭的州府刺史。正如刘秩所说：“设爵无土，署官不职者也。”
白居易在《议封建论郡县》中认为周代封建诸侯而亡是因为“上失其道，天厌其德，非为封建之弊也”，秦无分封而灭是因为“群其毒，人离其心，非唯郡县之咎也”，汉代七国之乱乃“宠而失教，立不选贤，非独强大之故也。”“繇是观之，苟固其本，导其源，虽郡与国，俱可理而安矣；苟逾其防，失其柄，虽侯与守，俱能乱且危矣。”
——摘编自冯辉《中国古代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
(1)根据材料，概括唐代关于“分封郡县之争”的主要分歧。(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唐代关于“分封郡县之争”的任意一个主张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 1933年7月，《申报月刊》在其创刊一周年的“特大号”上设立“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成为中国思想界第一次以“中国现代化”为主题进行的思想交流和交融。以下是一些作者的看法：
学者罗吟圃在《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我见》中谈道：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含义是废除生产机关的私有制度，尤其是主张社会大众应该握住国民经济的最高权……使中国现代化，最急需的是在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如果能决心依照社会主义所主张一样……中国的前途才有希望。
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唐庆增在《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中谈道：社会主义只适用于贫富不均的国家。社会主义重分配，而我国当前的问题是生产落后……在贫困国家……当设法增加其富力……利是人类的本性，搞资本主义，人民必乐于经营企业，获利愈多，则人民投资欲望越强，资本自然会增加；如果搞社会主义，则人民之获利的希望小……国人将永远陷于穷困而不能自拔。
学者张素民在《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中谈道：我以为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早已过去，本世纪各国的资本主义，都是“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所谓节制的资本主义，即一切经济事业，受政府的节制或限制，甚或由政府自办……中国今日之现代化……决非私人资本所能办到……若采个人主义的方式，我们必收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之一切恶果……。
——摘编自《申报月刊》1933年第7期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申报月刊》的作者关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看法。（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 1906年《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指出，革命就是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其击之”。这一方略出台后引起了重要反响。
1907年初，杨度在《中国新报》上连载了《金铁主义说》一文。他认为“其所谓民族者，亦为广义上之文化民族，而非狭义之血统民族”。杨度认为满族由于接受汉文化，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他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国家，强调“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一有变动，则国亡矣”。
同年8月，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文，旨在反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他认为；“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翁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峙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满洲之同化，非以受我抚治而得之，乃以陵轹颠覆我而得之，二者之不可相比。”章太炎进一步指出清朝统治者“当退黜与夷狄等耳”。
1906年末，宪政考察大臣端方在出洋归国后向清廷上《请平满汉畛域密折》，其中谈到了革命党人：“一二不逞之徒，竟敢乘此时机，造为满汉异族权利不均之说……此种族革命之说，所以得乘间而入也。”端方建议清政府“请降明诏，举行满汉一家之实，以定民志而固国本。”此后，清廷吸取端方、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建议，在前期放开满汉通婚的基础上改革官制，取消各部郎官等满汉分设制度，原仅用八旗的职位也可用汉人。但在裁撤驻防（京）八旗的问题上，清廷内部产生了争议，最终决定逐步裁撤京外驻防八旗，取消旗人特权，但保留驻京八旗。但在取消部郎官等满汉分设后，各部尚书中仍是满人居多，京外驻防八旗的裁撤也进度缓慢。
——摘编自郑大华《论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理论上的分歧与争论》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拟订后所引发的争论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