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廷朝野又起海防与塞防之争。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上奏首先强调“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其后向朝廷表态自己洋务涉历颇久，闻见稍广，彼此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练兵、制器、购船诸事，是当务之急，若在因循不办，后患无穷。同时李鸿章认为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事之时每年需兵费高达三百余万两，论中国目前力量，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只会“困穷颠蹶”，故“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除李鸿章外，持海防论者还包括两江总督、湖广总督、浙江巡抚、福建巡抚、江西巡抚、督办台湾军务钦差大臣。先任闽浙总督后转任陕甘总督平定当地民变的左宗棠上奏首先表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此皆谋国之忠，非一己私见”，只是泰西诸国其志专在通商取利，商贾计日求赢，非不得已，不敢发难，而收复新疆，是保有蒙古，保有蒙古又是拱卫京师，“不图归复乌鲁木齐，难保贼匪不复啸聚肆扰近关(都城附近的关隘)”。同时左宗棠指出东南海防资金可以自筹，而朝廷所欠陕甘军资粮饷累计已达三千万之巨，自己“每至冬尽腊初，辄绕帐彷徨，不知所措”。最后左宗棠主动向朝廷交代兵马粮草安排，并且表示“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虽至愚极陋，必不出此”。
——摘编自徐志频《左宗棠与李鸿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廷海塞防之争的背景，并指出争议的结果及其原因。(2)结合中国近代史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政见之争的认识。(要求：归纳两个认识，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材料一 我国从有文字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阅读系统。这个阅读系统以科举入仕系统中的士大夫阶层为主体，在阅读内容上以儒家经典为主导（如《四书五经》），遵照特定的阅读秩序和行为规范进行阅读。通过阅读，能将所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在实际生活中，小到能作为谋生的本领，大到能够治国、平天下。所以读书人应该阅读有用的东西，“读以致用”。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阅读文化和传统，深刻影响着人们安身立命、做人处世、理想抱负的方方面面。
——摘编自许欢《中国古代传统阅读模式研究》
材料二 耕读模式是由两个行为组成，也是由两个阶层实践，因而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自上而下的，士大夫不以耕种为耻，读书之余经营农业；二是自下而上的，农民不以读书为无用、不可能，耕作之余亲自或督导子弟读书。在文化普及、科举制发展的背景下，宋代社会中耕读已成为普遍现象。耕读文化由此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以来的古代后期意识形态和生产领域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遍及农家的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就表明耕读文化普及和深入人心的程度。
——摘编自程民生《论“耕读文化”在宋代的确立》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传统阅读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阐述宋代的“耕读文化”。
材料一 中国自先秦时期就有“诗教”“乐教”的美育传统，从属于“礼教”。20世纪初，众多思想家、教育家在引入西方理论的背景下，展开了对近现代美育思想的建构，以期实现“立人”与“新民”。1906年王国维提倡“以审美拯救人性”,他认为美育应与“智、德、体”三育并重发展，才能造就“完全之人物”。1912年蔡元培积极提倡“美育救国”,首次把美育确立为国家教育的方针；1917年针对“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宗旨和传教士鼓吹的“宗教救赎论”,他又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拯救国民精神。20世纪初的美育思想以鲜明的实践品格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摘编自刘彦顺《中国美育思想通史》（现代卷）
材料二 1986年，《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指出： “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贯彻执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方针。”这是近三十年后，美育重新回归全面发展教育方针。与此同时，艺术教育逐步走入正轨，中小学美育课时数明显增多。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美育本体性功能放在不可替代的位置，激发创造活力，全面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2020年，教育部发布《美育教育规划细则》正式确定美育课程纳入中小学学业水平考试范围，美育课程全面开齐开足，倡导美育的全面性和终身性。
——摘编自孙刚成《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的新中国美育政策演进及启示》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初中国美育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新时期学校美育的发展趋势，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田赋历来为中央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但是民国以后的北洋政府时期地方各省田赋截留日益严重，南京国民政府对此采取了承认现实的政策。1927年中央财政会议通过“国地收支标准案”，明令田赋划归地方。田赋划归地方的理论根据是孙中山《建国大纲》的规划：“土地之岁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皆为地方之所有，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中国沿海及江南等经济富庶之地大都落入了日军之手，这就使得国民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关税、盐税、统税)锐减。1941年4月，国民政府决定：下半年起将各省田赋收归中央管辖。
——摘编自齐海鹏《中国财政史》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税一直是按照地亩的常年产量来征收的。1950年，农业税占当时财政收入的39%,1979年,这一比例降至5.5%,到2004年,更是降到不足1%。从2004年开始，中央决定免征除烟叶税外的农业特产税，同时进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工作。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农业税的取消，给亿万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又一次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摘编自刘涵《简读中国农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南京国民政府将田赋划归地方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改革农业税的背景，并归纳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西周统治者与社会保持相对平衡状态，权力的施行不但受限于道德，依据血缘关系来参政的传统也对王室权威有实际限制，国君只是“平等者中的首席”。很多人以为“中国”是指“中央帝国（MiddleKingdom）”,但这个词最初是指“中原的诸国”。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国际体系”包括了封建等级制度的解体、频繁战争、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均势的形成、中央官僚制度的发展等。查尔斯·蒂利认为，战争的压力迫使统治者征用物资，因而不得不与国内资源持有者进行“谈判”,这些“谈判”带来各种权利。如果我们照此理解，那么春秋战国时期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也曾为了鼓动民众参战和为国牺牲而做出三个重大的让步：一是言论自由，二是允许通过上诉来修正司法不公，三是给予在土地授予和福利方面的经济权利。不过，秦国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国际体系，此后，秦始皇不再需要争取人心，遂以暴政取代“公民权”。
——摘编自许田波《战争、国家形成及公民权》
材料二 在奥尔森看来，国家、政府或统治者努力保障个人权利并避免过度掠夺，均源于所谓的“共容利益”,目的是保证自身收入的长期最大化。16世纪末的英国，众多贵族和绅士经受不住外贸的利润诱惑而加入各种股份公司，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国也是如此，因为贵族往往更敢于冒险，投资也更大胆。1603年的伦敦，正值伊丽莎白统治的晚年，大小事务都受约200名大商人的控制。政治上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产状况，代表商人集团的新贵们在议会中的席位明显增加，新兴阶级不仅影响、甚至控制了政府及议会。大城市的市政权往往把持在大商人手中：伊丽莎白时代的46届伦敦市长全部是12个同业公会或贸易公司的头面人物。在亨利八世后期的议会立法中，涉及社会经济内容的议案占总数的75%。因为战争而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王室与商人之间彼此依赖：握有灵活动产的商业家族比起旧土地贵族更能缓解君主的燃眉之急，政府则对商人集团予以特许权的“回报”。新兴集团同国家命运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在国内，他们要求国家保护，并给予他们经济特权；在国外，他们需要国家作为扩张和掠夺的庇护伞。新兴利益集团与统治者之间的默契，使得奥尔森定义的“共容利益”不断扩大，正是二者之间的利益融合催发了西欧的制度变迁。
——摘编自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周与春秋战国时的社会群体能拥有一定权利的历史背景。
(2)结合材料二与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西欧社会形成“共容利益”的原因，并指出其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与所学知识，谈谈中外历史上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间的博弈对我们的启示。
材料 万历初年,雇佣劳动广泛使用,货币地租逐渐盛行,“风俗侈靡,官民服舍﹐俱无限制”,“或越礼犯分而恬不知畏”。嘉靖（1552年）以来，当国者或“政以贿成”,或“务一切姑息之政”,“吏不恤民,驱而为盗”,而“边事久废”,“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国匮民穷。隆庆二年（1568年）到隆庆三年（1569年）,国家的预算是收入250万两白银,而支出超过400万两白银。到万历初期,国家的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张居正当政后,在吏治、财税、民族关系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其改革措施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官僚贵族、地主豪绅的现实利益,也没有把地主多占的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张居正生前声名显赫,然而其病逝后不久,明神宗就对其进行了彻底清算﹐废除了改革,最后落了个人亡政息的结果。
——改编自袁穗仁《论张居正改革的历史借鉴》等
(1)根据材料,概括张居正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张居正改革失败的原因。
材料一 “自强不息”语出《周易》，强调君子应效法天道具有永不停息的品格。北宋庆历新政以来权臣除弊革新的诉求愈加强烈，思想上则轻天重人。王安石说“君子之道始于自强不息”，司马光言“君子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也”。南宋朱熹指出：君子“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刚，则自强而不息矣”。南宋杨简借鉴禅宗心本论认为“自强不息”并非人法天之刚健而行，而是天道在人心当中的流露。
——摘编自张涛《〈周易〉“自强不息”的历代诠释》
材料二 根据地大多处于数省交界的穷乡僻壤，地瘠民贫，长期战争耗费巨大，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军费，日寇的扫荡，1942年陕甘宁边区陷入了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带领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经过采取开荒种植、养殖、纺织、设厂和经营合作社等措施，根据地粮食基本实现全部自给，硕果累累。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在极为复杂和艰难的条件下，创立了中共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医科大学等三十多所干部学校。
——摘编自蒋森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念》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宋代“自强不息”的思想内涵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发扬“自强不息”精神的背景及意义。
材料 1928年，德国赔偿问题再次成为有关各国关注的中心，战胜国要求将赔偿问题“商业化”，即向国际股票市场出售专项公债券，将所得现款一次性偿付给各国。遭德国政府拒绝。1929年，德国政府声称财政陷于崩溃，无力实行道成斯计划，要求重订赔偿计划，确定赔款总额和年限。1929年2月11日，英、法、比、意日、美、德七国组成由美国经济专家杨格为主席、13名专家参加的专家委员会在巴黎召开会议，商订最终解决德国赔偿问题的方案。4个月后拟成了“杨格计划”。同年8月6日，有关12国的部长举行海牙会议，审议和修改赔偿计划。1930年1月20日正式签字。第二次海牙会议结束后，德国国会于1930年3月12日批准了杨格计划。杨格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德国的赔款负担，但该计划实施不久，德国就卷入了世界经济大危机。1933年1月希特勒执政后干脆取消了赔偿义务。
——摘编自孙炳辉《德国史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杨格计划”山台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杨格计划”实施结果及其原因。
材料 我们该如何概括1875—1914年的世界经济呢？
第一、它是一个在地理位置上比以前广大得多的经济。已经工业化和正在工业化的部分都有所扩展。
第二、世界经济显然较以前更为多元化。英国不再是唯一的工业化国家，甚至不再是唯一的工业经济。
第三、是乍看之下最为明显的科技革命。
第四、是资本主义企业结构和做法上的双重转型。资本的集中可以使人区分出“企业”和“大企业”；人们将科学方法应用到工业技术、组织和计算之上，以求系统地实现生产和企业经营的合理化。
第五、是日用品市场的不寻常转型，即量与质的同时转型。大众市场主宰了生产日用必需品的工业。
第六、第三类经济的显著成长，亦即公家和私人服务业的蓬勃发展。
第七、竞争性自由市场经济萎缩，政府和公众角色日益增强。
——改编自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875—1914年世界经济呈现上述特征的背景。(2)根据材料，结合世界近现代史知识，任选一个时间段，阐述该时间段世界经济发展的概况。（要求：所选时间段不得与材料中时间段重合，史实运用准确，语言表述清晰，逻辑准确）
| A．儒学地位受到动摇 | B．佛教徒吸收儒家观念 |
| C．佛教徒的功利追求 | D．北方战乱的社会背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