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美国核垄断的事实面前，斯大林意识到原子弹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意义，而且也意识到苏联刚刚建构起来的安全体系正面临着毁于一旦的威胁，意识到苏联凭借其巨大的牺牲和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赢得的力量平衡将被无情地打破。1945年8月20日，斯大林签署秘密决议，决定建设核能设施、研制原子弹。在核计划实施过程中，苏联打破常规，特事特办，动用了数以万计的人力，投入了巨额资金，在短短的几年内便建成并启动了核材料生产综合企业，为实现核计划、制造原子弹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另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统计数据，截止到1950年，苏联45%的铀矿来自东德，35%来自波兰，15%来自捷克斯洛伐克，4%来自保加利亚，只有33%来自苏联本国。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
——摘编自刘玉宝张广翔《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苏联研发原子弹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苏联第一颗原子弹实验成功的原因。
材料一
| 人物 | 政治主张 |
| 孔子 | “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 老子 | “无为而民自化”“为无为，则无不治” |
| 韩非 | “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 |
——引自《论语》《老子》韩非子》
材料二 “贞观之治”成绩的取得，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这一政治路线的成功。以往谈及贞观之治，只是一味强调唐太宗、魏征等人的自觉，常常忽略中国制度的重要背景。魏征从贞观七年开始担任门下省的长官，直至贞观十七年去世，都是门下省的负责人。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与三省制关系密切，而三省制的运行机制，更值得重视。唐朝也被称为“律令国家”，因为它把中国自汉魏以来的传统律法、律令做了一番非常完善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律令制度……《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立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荣新江等《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
材料三 回顾人类文明史，编纂法典是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法治建设工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民法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而现行民事立法中的有些规范已经滞后，难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编纂民法典，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注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法律规范。
——摘编自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老子、韩非的政治主张。结合所学，指出秦汉时期治国主导思想的演变。(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三省制运行机制的角度说明“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并概括《唐律疏议》在中外法制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新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的必要性。
材料 1912-1913年两次巴尔干战争期间，以格雷为首的英国外交部通过“协调外交”实现英德“亲密合作”，不仅保证了“协调外交”机制的有效运作，成功将危机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还令英德两国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进一步缓和。格雷曾表示：“我国与德国的关系得以提升，本人将尽力继续保持两国良好关系。”但在处理危机后续问题时，英国因急于从巴尔干事务中抽身，导致在该地区有直接利益的奥、意两国失去约束，率先背离“大国一致”原则，而英德两国对奥斯曼帝国的争夺则瓦解了“协调外交”赖以维系的基础。1914年3月，同盟国集团抛开协约国集团单独行动以及后者的反制措施表明，双方利益呈现完全对立状态，旧欧洲赖以维持和平的“协调外交”机制与多极格局均已不复存在。
——摘编自韩志斌、张弛《巴尔干战争前后英国的“协调外交”》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初英国“协调外交”政策制定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初英国“协调外交”失败的原因。
材料一 维新运动开始兴起，尤其是《孔子改制考》发表后，湖南守旧人士叶德辉说：“宁可以魏忠贤（明朝宦官，被古代文人视为“奸臣”代表）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豚之足贵，断不可以康有为扰乱时政，使四境闻鸡犬之不安；其言即有可采，其人必不可用。”翰林院大学士王仁俊则指出：“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通。”否则不出十年，中国就会天下大乱，结局必定落得“夷于禽兽”。即使有一定新学背景的宋育仁也表示，如果西学、西教统治了中国，那么传统文化就会彻底被推翻，中国的古圣先贤名望全无：“中国所谓圣人者，亦无知妄男子耳。”
——摘编自张明悟《＜格致古微＞与“西学中源”说》
材料二 维新派的成员主要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国内新式企业的创办者、不满足于现状的中小官吏和地方绅士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出身于封建家庭，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又涉猎过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个别还有创办和经营新式企业的直接经验。他们在试图解决民族独立问题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时，不会设想采取革命的方法，而倾向于选择改良主义道路。他们的活动范围也仅仅局限在上层，远远脱离了人民群众。
——摘编自李清纯《略论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
(1)根据材料一，概括维新运动期间国内部分知识分子反对维新运动的主要理由。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解读维新变法运动失败的原因，并简要评价维新思想。
材料一 近代中国人“下南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据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69.95%。当时，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州，在白色拉者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
——摘编自张军《中国近代的移民文化》
材料二 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987年、1995年全国1%的人口抽样调查，我国迁移人口规模在1982～1987年为3053.3万，1985～1990年为3412.8万，1990～1995年为3642.6万。1985～1990年和1990～1995年的迁移人口分别相当于1990年、1995年全国总人口的3.01%和3.02%，其中暂住人口分别和当于全国总人口的1.9%和2.4%。全国流动人口总量在1982年约3000万人，1985年约4000万，据1992年“计划生育管理信息系统首次调查”结果推测为9360万。1995年的流动人口规模推测为8000万，其中在公安部门登记的有4400万，跨省流动的约3000万。
——摘编自李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人口迁移及其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人“下南洋”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特点及社会背景。
材料：1953年上台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认为杜鲁门政府的冷战战略是失败的、愚蠢的和缺乏地缘政治远见的，美国实力的关键是其经济体系和生产能力，而不是武器。1953年12月8日，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发表和平利用原子能讲话，建议向各国提供和平核技术，以换取他们放弃开发核武器。他指出原子弹是美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必要时可以使用，同时他认为和平利用原子能利于降低与苏联的紧张关系和削减军备与防务支出。该讲话发表3天后，讲话全文和背景资料已通过各种新闻途径发给67个国际组织，同时美国政府着手帮助多国建设反应堆、提供训练和技术信息以及咨询服务、发起召开国际会议、促进医疗和其他人道主义利用原子能等。通过一场全球宣传运动和援助盟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美国展示了“无私的立场”和“与各国一起建设性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意愿”，美国也因此获得极大的“宣传上的好处”。
——摘编自刘子奎《冷战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
(1)根据材料，归纳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该计划出台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
材料 20世纪60年代初，刘少奇向党中央提出试办托拉斯的建议。1965年，刘少奇在听取托拉斯试办工作座谈会时指出：办托拉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但都没有完整的经验，要我们自己创造。可以考虑托拉斯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人权、财权、物权全部统，工厂全部收；另一种是只统一计划、价格、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第三种是只管计划，安排任务，交流经验。恐怕几种形式都要有，只一种不行。总的目的，是要把经济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就可以搞专业化、标准化、系列化，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对国家有利，对地方有利，对整个社会都有利。
——摘编自《刘少奇选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刘少奇主张试办托拉斯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刘少奇主张试办托拉斯的意义。
材料一 西方的协商民主是对代议制民主的修补，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应然”而不是“实然”，是一种政治理想而不是一种解释性的框架，它侧重于民主“应当如何”但并不是“实际怎样”的问题。公共理性是协商民主中的一个重要支柱，但事实上往往只有与宏观政策相联系并在远离个人利益和直接利益的条件下才能产生不约而同的“共谋”而起作用。在微观层面，公共理性受到直接利益和现实利益的纠葛往往容易丧失公共的意蕴而处于一种碎片化和无序化状态。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形式普遍存在于实行多党制或者两党制的国家中，它是协调政党与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利益与矛盾的重要方式。多元一致是协商民主的最大理想、愿望和目标，然而多元化利益与多元化主体存在诸多“可通约性”，也必然存在诸多“不可通约性”，“异质性”的分歧有可能通过协商达成妥协和一致，或者是暂时的“悬而未决”，也可能根本就不能达成一致。
——摘编自许忠明《西方协商民主的背景、演变与缺陷》
材料二 中国的协商民主，经历了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以及《新民主主义论》对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建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权机关、党派团体和基层治理中各种协商民主的实行。参与协商的主体囊括了来自各社会阶层、各类政治主体的力量。有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社会团体等在人民政协的协商；有重要决策之前执政党与政协、人大等方面的协商；有民主恳谈会、参与式预算等协商实践。中国的协商民主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同时，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体制机制建设和程序设计，将协商民主以法律、规章和制度等形式确立下来，并在实践中得到稳定持续实施的民主形式。
——摘编自陈家刚《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比较的视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协商民主的缺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突出特征。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西方协商民主的认识。
材料一 17世纪中后期，明清易代，长期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破坏，明末活跃的社会文化思潮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土壤。清王朝通过严酷的文化政策，实现了皇权对真理的垄断。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清初学者致力于文化的保存和儒学的重建。
——摘编自王博《明末清初史学思想的衍变》
材料二 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命题，其中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天下是由君王一人独断；二是君民平等，君的权力来自民，君由民推选出来为天下兴利除害，因此人民共有，非君王私有，三是天下大事应由人民主宰，不应必须尽心尽力为君服务。黄宗羲还借“古先圣王”之口对本末问题作了新诠释。他认为圣人所说“崇本息末”，是崇尚礼治，而禁绝巫蛊、佛事、倡优、奇技淫巧之类不切民用的末业，非贬抑工商之类有利民生的本业。“工商皆本”主张是对千百年来“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性批判，反映了发展商品经济的强烈要求。
——摘编自吴光《黄宗羲的思想创新及其当代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末清初思想活跃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指出黄宗羲思想创新的主要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其思想的积极意义。
| A．中共揭开了战略反攻序幕 | B．国民党统治的垮台 |
| C．国民党主力已基本被歼灭 | D．渡江战役拉开序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