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自春秋战国时期起便产生了 “举贤才”的理念,儒家理论主张精英治国，春秋战国时期其他诸子百家也有一些人提出过贤能治国的思想，其中最突出的是墨子的“尚贤”理论。 中国传统社会奉儒学为经典，尊孔子为圣人,科举制更是将“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政治思想付 诸实践。汉代开始实行察举制度，并逐渐在考察推荐中加入考试的环节。为了防止在选举 人才的过程中有人弄虚作假，以及杜绝“人事因缘”和“属托之冀”，考试在选士中的成分越来 越大，最终，科举制的出现取代了察举制。自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建立进士科之后,经过不断发展和逐步完善，到宋代,科举制已成为一种“至公”的制度。明代人认为：“我朝二百年公道，赖有科场一事。清代科举制度为保证考试公平、防止作弊，其复杂严密程度真是登峰造极。

——摘编自刘海峰《科举停废与文明冲突》

材料二   中国科举制对西方产生的影响可追溯到16世纪。从1570年至1870年,英国出版的介 绍中国科举制的书籍就有70多种。英国于1793年.1816年及以后，多次派外交使节到北 京实地考察中国的科举制度。目前，西方学术界公认:现代西方文官制度源于中国的科举 制。西方国家于19世纪中期开始相继实行文官制度。在此之前，英、美等国政坛均实行“政 党分赃制针对“政党分赃制"的积弊，英、美率先进行了改革，效仿中国科举制建立了独立 于政党政治之外的政府官员的“考选制“考选制''的建立意味着西方政治体制中官僚政治 的产生。从此，西方政治精英中出现了一批不同于传统政客的、经考试进入权力体系的职业 技术官僚。现代西方政体中的所谓“文官”或“公务员”主要是指这批职业技术官僚。“考选 制''的实质是将“业务标准”引入政治录用，以提高统治效率。

-----摘编自房宁《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科举制的现代政治学诠释》

材料一 两汉时期，汉承秦制，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边郡。前135年一前109年，西汉中央政府在今西南边疆共设置了犍为、益州等9个边郡，将西南边疆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系统。在边郡辖区，既设置太守、边郡都尉等流官，又设置侯王、将相等土官。边郡太守多由将军兼任，有的是由皇帝下诏征来，他们代表中央政府屯兵驻守于边疆民族地区，在防止边疆民族地区民族事变发生的同时还对边郡辖区采取一些“用夏变夷”的经济文化措施。边郡太守缴纳境内的田赋和口赋等赋税，可减可免：同时要求蛮夷君长解纳土贡，形成了边郡“以其故俗治，无赋税”的局面。

——摘编自《土司制度及西南边疆治理研究》

材料二 共和国中后期，随着对外征服的展开，罗马不断增设行省。总督是罗马派驻治理行省的最高官员，他们拥有独断专行的军事治权，其施政方针几乎等同于行省治理。随着’奢靡风气以及政治竞争、经济成本上涨等因素，总督往往罔顾行省利益与法律规定而滥用权力，盘剥行省。由于不具罗马公民身份，行省人在罗马法中找不到能够维护自身利益的条款。尽管他们可以派遣使团向元老院申诉，但总督本人就是元老院一员。总督的职务设计因袭传统的城邦公职制度，治理机构过于简单，缺乏制衡与监督机制，行省税收体系混乱不堪，为行省官员滥用权力敛财提供了制度上的漏洞与可能。行省远在海外，共和制下的其他常规机构也难以发挥实质性监督作用。

——摘编自刘小青《罗马共和国后期行省治理的弊端及其规范》

材料一   光绪十八年（1892年），川东兵备道黎庶昌创办“洋务学堂”，“考选学生正副额各二十人”入学，“其课程外国文外，增设科学，而以英语、数学为主科。……从1901年到辛亥革命前，重庆已建有小学堂24所。这些小学堂分为官立和私立两类，以官立居多。官立小学主要有后列几所。巴县高等小学堂，知县霍勒炜于1903年改渝郡书院而成，设于在来龙巷的书院原址。长寿知县唐我圻于1904年倡建了林庄高等小学堂（初名林庄学堂）。1905年，江津知县龚承云改聚奎书院，倡办了聚奎两等小学堂。私立小学堂主要有巴县人许荣龙、曾纪瑞于1901年捐资创办于道冠井的开智小学堂；1907年由重庆回民创设于清真西寺的私立西寺公小学堂。

材料二   “七七事变”后仅一年间，战前的108所高校就有91所不同程度地遭到日寇的轰炸破坏，其中被全毁的有10所。于是幸存的高校陆续向内地迁移，到1944年，迁入重庆地区的高校共计31所，大约是内迁高校的1/2。这31所高校中，计有大学9所、大学研究所1所、独立学院10所，居于全国之冠。当时大后方著名的“文化四坝”即沙坪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成都华西坝中，前三坝皆位于重庆。

——摘编自周勇主编《重庆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