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68—1889年，日本明治政府围绕“富国强兵”这一总目标进行了深刻的军事改革。改革首先是废除封建军事制度，逐渐解散了各藩的士族军队，剥夺了封建武士的军事特权，统一兵权，建立一支直属中央政府的常备军。并在1872年仿照欧美制度，撤销兵部省，分别设立陆军省和海军省。1878年模仿德国，设立参谋本部，首先在陆军系统实行军政、军令分离的双轨制。随着新军队的建立和发展，新政府着力改革军事教育，创办军校，培养具有近代军事知识的各类专业人才。同时通过直接从西方国家购买武器装备，用高薪从西方招聘技术人才，引进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管理等方法发展近代军事工业。此外，还大力宣传“武士道”、“忠君”等封建思想，强化军纪。

——据谢朝晖《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军事改革》

材料   亚历山大二世即位来，即意识到司法体制变革的基础与改革农奴制的基础类似，不仅有合理的根源和“历史必要性”，而且合乎人道主义。在其推动下1857年到1861年开始了司法改革的准备工作。1862年，司法官谢·扎鲁德尼领导许多有知识和才能的法律学家参照欧洲的法律体系制定出法律制度和诉讼程序的改革方案，并向司法机关、大学及国外法学家征求意见。1864年11月由亚历山大二世批准并颁布了《司法条例》《法院侦查员条例》《民事诉讼条例》等法律，并逐步开始根据这些法律文件对俄国司法体制进行改革。改革使司法和行政相对分离，法院独立于行政机构，公民获得了“参政权、自由权和协政权”。当然，这些权利是有限的，司法改革不能允许政治权利和其他“参与到权力中”，但这是潜在承认未来政治权利的决定性一步，不过“自由权和协政权”可以通过新法院来具体充分地保障。

——摘编自王海军《西方法治在近代俄国的境遇—以1864年司法改革的法治目标为考查对象》

材料一   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孙中山所表达的种种理想不无认识上的偏颇，如他发展海洋实业的思想仍受到当时西方海权论的影响，对海洋经济的认识多集中在港口、航运、造船等很狭窄的方面，具体设计也不尽合乎国情，而且他争取中华海权的努力由于旧中国的黑暗与腐朽并没有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取得圆满的结局，但他对近代中国海权沦丧的深刻认识和对国人提高海权意识的宣传与呼吁以及建立强大的海军、全面发展海洋事业的谆谆教诲都是高瞻远瞩的，体现了他振兴中华的崇高理想和建设近代化国家的热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很强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史春林《孙中山海权观评析》

材料二   毛泽东研究海权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其研究往往更多地尝试回应当时各种焦点议题，尤其是领土争端、领海范围问题、台海危机、海洋开发等，其独立解决应景性议题的能力极强。毛泽东海权观中的“同世界人民一起创建一个和平的海洋”主张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包容性。他认为实现上述主张的具体办法就是建设“海上铁路”，所谓“海上铁路”本质上就是找寻中国发展海权同人类共享海洋一致与和谐的规律，而“海上铁路”本质上就是中国联通世界海洋交通网络，开创一个世界各国共享海洋的新格局，这一超前理念不仅是对中国海权最为有力的解读，而且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多元开放、包容平和的理念不谋而合。

——摘编自戴晨城《毛泽东海权观的生成、内容及其特点》

材料罗塞塔石碑（RosettaStone），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石碑上用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这使得近代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字。

1798年7月，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他制定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埃及的计划，从诸多领域精心挑选出175位学者，组成一支庞大的科学艺术考察团，收集和研究埃及历史。1799年8月，法军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拉希德村发掘出了罗塞塔石碑。1801年，法国被英国和土耳其的联盟打败，根据协议，战败国法国必须无条件地交出他们在埃及发掘的一切文物。次年，罗塞塔石碑被运往伦敦，后移至大英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1802年，东方学家德·萨西获得了一份罗塞塔石碑拓片，他从希腊碑文中的专有名词切入，找出了代表“托勒密”（Ptolemy）和“亚历山大”（Alexander）之名的近似字组。

1822年，法国语言学家商博良在埃及菲莱神庙方尖碑拓片中发现了托勒密和克列奥帕特拉的名字，他顺着这条线索，继续研究专有名词。几个月后，他成功释读了亚历山大、提比略、图拉真等王名。虽然商博良只破译了碑文几千个符号中的111个，但古埃及文字之谜已经揭起一角。1822年9月29日，商博良在巴黎科学院召开的重要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象形文字拼音问题致达西尔先生的信》，把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这一天是公认的一门新兴学科——埃及学的诞生之日。

材料   政府的强力控制，几乎必然导致经济的衰退。经济活动主要是靠自由市场来组织的地方，人们才可能普遍地对未来充满信心，经济才可能繁荣发展。强势大政府的兴起非但解决不了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限制个人自由，窒息了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发动机——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政府占用了本来可供民间使用的资源，压缩了个人发挥的空间；扭曲了民间的激励机制，社会停滞，企业和个人逐渐退化。处在政府保护下的企业丧失创新的动力，将资源用于游说和贿赂政府，以便继续享受排斥竞争的行政保护政策；个人则依赖政府的福利开支，不再努力学习和勤奋工作；几乎人人都能吃到“免费”的大锅饭，但却人人都吃不饱。对消费者的最大威胁是垄断，不论是私人的还是政府的垄断。保护经济和消费者的最有效方法是国内的自由竞争和遍及全世界的自由贸易。

材料   洪仁玕是太平天国运动中最进步、最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向太平天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主张。洪秀全让他总理朝政，他在《资政新篇》中指出，“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等一切轻污文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并非“经纶实际”。他认为，这些傲慢的语言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无补于事。他提出，一方面要允许外国人以技艺来“教导我民”，另一方面要制订“一定章程，一定礼法”对其加以限制约束。这些外国人在华活动就只能是“为国献策”，而不是“毁谤国法”。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文艺复兴之前，在伊斯兰医学里，砂糖经常被用作一味药。十七世纪中期以后，砂糖的价值和用途都发生了改变。砂糖以前只是极少数上层人士的调味料、药品或礼仪用品，后来，砂糖成了普通的食品，也有了更多的用途。英国人将加糖红茶和咖啡发展为社交媒介，后来砂糖又成了平民的早餐，并被称为热量之源。

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全世界的政治家和实业家都想方设法掌握砂糖的生产，并控制其流通渠道。加勒比海原本只是欧洲人探宝和开发矿藏的场所，到了十七世纪，甘蔗种植传播到加勒比海，遍布原始森林和岩石的岛上开辟了广阔的种植园，种上了甘蔗。在种植园模式下，大部分种植园只栽培一种作物，这种作物往往是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市场上用于买卖的商品。加勒比海地区在很长时期内只种植甘蔗，棉花种植量也很小，连粮食都要进口。

                                                         图1                                                                                          图2

——据（日）川北稔著赵可译《一粒砂糖里的世界》等

材料明治维新开始以后，旧封建士族（武士阶层）在政治和财政上都成为新政府的负担，甚至危及新政权的存亡。为此，明治政府推行“秩禄处分”，由政府发放禄券，代替原有的家禄，由政府逐步收买、偿还这些禄券。1870—1877年，政府分三个阶段向310971位武士发放了价值1．13亿日元的金禄公债证书，一次性赎买武士阶层的家禄特权。1876年，明治政府修改了国立银行条例，规定个人可以用“秩禄处分”中的金融公债为资本金设立银行，将武士阶层手中的政府公债转化为银行资本金，将士族引向新的产业发展道路，使旧幕时代的食禄阶层转化为新的自立阶层。这既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士族问题，同时又将其转化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该政策仅着眼于经济方面，而没有对士族意识进行改造，为尔后日本的军国主义留下了思想上的根源。

——摘编自臧佩红、米庆余《近代日本的“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

材料   洪亮吉（1746—1809），今江苏常州人，诗人、学者，精通考据学、经学、史学、舆地学和人口学等。他反对信天命、讲鬼神，提出为学要“推本述原，实事求是”。他认为，天地万物是客观存在，万物自生自灭，既不以人欲而存，也不以人欲而灭。乾嘉时期，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频繁，洪亮吉不甘沉默，倡言变革。1799年，他提出改革地方和中央的行政制度，改革官吏选拔和考试办法，打击贪官污吏，但他的建议不仅没被采纳，反被革职流放新疆。他不怕打击，写了不少文章探讨解决危机的办法。他认为农民起义是腐朽的官吏逼出来的。他揭露当时“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且地方官绅又肆意兼并，“一人而据百人之屋，一户而占百户之田”。面对人口暴增带来的社会问题，他建议开垦荒地，减轻赋税，抑制兼并，禁止浮靡，推广社会救济。洪亮吉的言论反映了客观实际，具有经世致用的典型性。

——摘编自李喜所《鸦片战争前的今文经学与经世致用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