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清末，国内“铜矿日塞，钢苗不旺，铜本难铸”,而国际市场上钢价也日益高吊，各地铸币局相继停铸胡币，金汇兑制度的推广导致国际银价大跳，拥有国内发行权的外国银元在国内的传播日广。鉴于此，十九世纪末，张之洞决定启用陈衍在湖南开展币制改革。陈衍建议以货市整顿钱法，如“一元银元定易若干文钢钱”,以使之“不随市面为涨落也”;并强调：“造赀币者，销于一省，自不如销于数省之获利多。”面对国际变化，陈衍指出：“盘算中国之银，银根必更短绌，似此筹画，中国不行金币，终无以杜将来之患。”陈衍还建议张之洞广发十紫钢元、小银元等，并规定十紫钢元和小银元适用于十文以上的商品交易，十文以下商品使用钢钱。在他的建议下，张之洞还决定使用“暗字银纸”技术，发行由日本大藏省印刷的新式银元票。但由于身份的限制，其改革思想只能被部分采纳并实施，但也为当时全国的货币改革做出了一定贡献。

——摘编自林航刘艳《陈衍币制改革思想探析》

材料   1903年4月22日清政府颁布上谕，改以往“重农抑商”政策为“农工商并重”，强调“通商互惠，为经国之要政”，并派“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先订商律，作为则例。俟商律编成奏定后，即行特简大元，开办商部”。同年9月商部成立后，清政府把制定商律以振兴工商提上了日程，陆续制定了旨在鼓励工商实业的商事单行法规，如《奖励公司章程》《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商会章程附则六条》《商标注册试办章程二十八条》及细目二十三条、《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奖给商勋章程》以及《大清银行则例》等。1904年商部起草的《钦定大清商律》仅由《商人通例》和《公司律》组成，原因是商部成立后，把振兴工商作为其首要责任，因“编辑商律门类繁多，实非克期所能告成”。

——摘编自张文举《清末经济立法对中国入世后法律改革的借鉴意义》

材料一   纵观英国历史，特别是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可以看出，英国社会在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尝试后，才选择了这种保留王权形式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对此，马克思说过：“只有经过残酷的斗争和通过共和国的政府形式，才能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它（君主立宪）的根本属性是资产阶级管理国家的基本政权形式之一。”因此，我们不应把“封建势力”与“君主立宪制”等同起来，以为“选择君主立宪制就是对封建势力的让步”。君主立宪制是17世纪英国统治者在客观历史条件下作出的符合英国国情的最佳抉择。

——摘编自王宇博《君主立宪制：英国的历史选择》

材料二   1787年美国宪法从法律上巩固了大资产阶级、大种植园主的统治，确立了共和制，其意义重大。人们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美国为什么会在世界历史上首创近代意义的民主共和制。华盛顿对美国政治制度作出过特殊贡献，美国独立后，他坚持不做国王，并在连任两届总统后坚决引退……新大陆的居民大多以移民的方式集聚在一起，彼此间的身份和地位不像祖居地那样等级森严，在这个移民社会里，既没有大领主，也没有富民。这种“平民”意识和相对平等的现象，成为独立后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思想和社会基础。早在独立战争期间，殖民地人民就开始了建国的准备。1777年11月，大陆会议通过了“邦联条例”，各州政府组成联合政府。根据邦联条例建立的美国，实际上不是一个国家，仅是一个地理概念。邦联政府因无权实行贸易保护，致使英国商品像潮水般涌入美国市场，美国社会各阶层希望建立一个强力政府，这种愿望因谢司起义的爆发而变得更加强烈。

——摘编自董小燕《西方文明：精神与制度的变迁》

4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宋朝治安管理实行“双轨制”,一是沿袭历代做法，由各级政府首长全权负责，主管盗窃斗讼事宜及防范、缉捕等，二是以禁军为主体，组建与路、州、县三级政府平行的巡检官系统。汴京在“巡检使”统领下，划分成若干治安责任区“厢”,每一厢设机构“厢公事所”,主管本厢治安行政。宋政府专门组建了“皇城司”,负责地下侦缉，伺察官员的不法行径，侦伺敌国的间谍活动。根据建隆四年(963年)颁布的《宋刑统》等规定，“言詈(责骂)祖父母、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等均列入威胁城市治安的“不法”行为。

——摘编自陈鸿彝《宋代城市治安管理模式杂谈》

材料二   I1、12世纪，西欧城市内开始设置由居民选举而来并具有一定任期限制的执政官。执政官在负责地方日常行政事务外，还兼管城市治安事宜，尤其是对市场交易纠纷、城市土地买卖纠纷、债务纠纷等进行处置。象征城市的审判权和自治权的标记首先是治安的标记，如市场上的十字架和钟楼。城市的民事习惯法普及到治安所及之处，城市治安法仅限于“城墙之内”,治安以全城居民的集体宣誓作为前提条件，全城居民起誓不妨碍治安，并向其他受到人身或财产侵害的市民伸出援助之手，而市民阶级只能受他们自己的地方长官审判。

——摘编自[比利时]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

材料一17世纪中期起,英殖民主义者开始向东南亚地区渗透,他们除以贸易为先导,以武力为后盾,以发动战争为制胜法宝外,还通过充当保护人,夺取对缅甸和马来亚的殖民统治权。1647年,英国与缅甸签订了《英缅条约》,准予英国人在恒枝岛有永久居留权,可以自由贸易等。1824年,英国迫使荷兰在伦敦签署了《英荷条约》,荷兰彻底放弃了占有新加坡的愿望。从17世纪末开始,英国还在非洲从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罪恶的奴隶贸易,利物浦、曼彻斯特和伦敦等工业城市都是直接或间接地靠奴隶贸易繁荣起来的。1885年，柏林会议结束后,随着欧洲帝国主义争夺和瓜分非洲的加剧，英国的政策也转向以力图夺取尽可能多的殖民地为目标。

——摘编自何跃《试析英国在东南亚的早期殖民扩张》

材料二19世纪，“英国商人在印度发现了最大的市场,在这个开放的市场中,英国的商业资本可以轻易地取得支配地位”。而美国处于欧洲利益的边远地带,对于英国的核心利益即欧洲霸权和世界霸权毫无染指之意,其在美洲大陆和亚太地区的殖民扩张政策并没有直接损害到英国的利益。19 世纪末20世纪初,大英帝国在与其他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殖民竞争中巳处于不利地位,英国的经济实力优势逐渐丧失,海上优势地位不断被动摇。同时,美国民族主义精神中的“盎格鲁一撒克森”种族优越性也是英、美能够携手的文化意识形态因素，“双方之间的矛盾是家庭纠纷,但总会站在一起主宰世界”。

——摘编自王利《英国应对美德扩张的策略及原因探析－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例》

材料一   哥伦布其人与“旧世界”发生的人口爆炸之间，是有关联的。印第安人向世界贡献出5项颇具价值的作物：玉米、马铃薯、甘薯、豆类、树薯，这些作物后来得到广泛种植、食用。就地理分布而言，玉米恰好位于水稻和小麦的生长带之间。世界玉米田每单位平均产量几乎是小麦的两倍。美洲食用作物的最大优势，正在于它们对土壤，天气与栽培的要求与旧世界作物全然不同，生长季节也与后者有异。美洲作物往往不会与旧世界作物竞争，反而与之互补。1492年之前的无用之地，因这些美洲植物的进驻，也变得能栽种粮食了。在许多地区，由于美洲作物对阳光，雨水或其他因素的要求与旧世界作物不同，农人可以排除休耕季了。

——摘编自[美]克罗斯比《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

材料二   自17世纪初第一家荷兰酿酒厂成立以来，食品贸易和饮食文化使纽约焕然一新，食品企业通过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和运输创新为食品国际贸易奠定了基础，加上在战时为水手和士兵提供食物，纽约的食品制造对美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大量涌入的德国移民使纽约的啤酒厂成倍增长，纽约曾是19世纪美国最大的啤酒花种植基地。1862年，南北战争时期的啤酒消费税催生了美国啤酒酿造协会，这个以啤酒制造商为主的行业协会在很长时间内都以德语为官方语言。19世纪中叶兴起于纽约市内的肉类加工区，离时装区不远，到1900年，该地区已聚集了250家屠宰场和包装厂。

——摘译自[美]JoySantlofer《食品都市》（FoodCity:FourCenturiesofFood-MakinginNewYork）

材料一   通西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既传播了汉代先进文化，亦让西域独特的文化融入中原文化中。通西域对汉代文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西域全新的物产、宗教、传说等进入内地，开阔了汉代人的眼界，引起了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格外关注，成为文学作品中表现的重要对象。张骞凿通西域后，来往的中西使者数量不菲，为惊动人们视听，往往谈奇语怪，极大地激发了文学想象力。部分中原人到过传说中西王母的生活地，广泛传播了西王母传说，是民间传说爱好求仙的武帝与西王母相会的现实依据，大大丰富了西王母的故事。

——摘编自王焕然《汉代通西域对文学的影响》

材料二   唐王朝的强盛富足为诗人的创作搭建了可以纵横驰骋和兼收并蓄的文化平台，使得唐诗融入西域文化成为可能。诗歌发展到唐代已形成诸体并兴而格律大行的诗体格局状态，进入诗歌创作自由而又有度、不失规范的成熟期。西域的历史地理文化遂成为唐代诗人争相表现的题材。汉唐以来，西域持续变迁的交通、行政管理和人文地理等既是（唐代）西域文化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其自身亦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骆宾王、李白、岑参等诗人或亲临西域，或身居西域，皆对西域自然地理、山川形胜、风土人情有着切身感受。他们真实的西域经历为其诗歌创作带来巨大影响。

——摘编自海滨《“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型呼唤》

材料一   作为处于元和清两个少数民族王朝政权之间的汉族政权，明王朝既继承了元朝留下来的庞大疆域及相关认知，又在把传统中原王朝的“中国观”“天下观”以及“内中国而外夷狄”等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创新。明太祖认为“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御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在从东北、到华北和西北、到西南等广大的民族边疆地区，被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明中央在边疆防御的主要对象。其次，明初继承了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施政治国的最高目标是“定天下于一”。……天顺御制《大明一统志·图序》中言及的“边疆”和“四夷”，不仅包括东北、华北、西北、西南等地区的民族部族或政权等。

——摘编自彭勇《徘徊在近代化社会的大门外：明代的边疆民族观念及政策评说》

材料二   “占领总统府”这一胜利，不仅宣告了国民党政权的瓦解，同时也宣告了我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时代的即将到来。对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而言，要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必须解决好民族问题。1949年全国政协大会筹备期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考虑到底是搞联邦，还是搞统一共和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毛泽东专门征求著名的民族理论家、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李维汉的意见。李维汉同志旁征博引，系统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自决权实施的原则和意义，认为“不能不根据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经过不同的具体道路，采取不同的形式。”

——摘编自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进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