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明治维新开始以后，旧封建士族（武士阶层）在政治和财政上都成为新政府的负担，甚至危及新政权的存亡。为此，明治政府推行“秩禄处分”，由政府发放禄券，代替原有的家禄，由政府逐步收买、偿还这些禄券。1870—1877年，政府分三个阶段向310971位武士发放了价值1．13亿日元的金禄公债证书，一次性赎买武士阶层的家禄特权。1876年，明治政府修改了国立银行条例，规定个人可以用“秩禄处分”中的金融公债为资本金设立银行，将武士阶层手中的政府公债转化为银行资本金，将士族引向新的产业发展道路，使旧幕时代的食禄阶层转化为新的自立阶层。这既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士族问题，同时又将其转化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该政策仅着眼于经济方面，而没有对士族意识进行改造，为尔后日本的军国主义留下了思想上的根源。

——摘编自臧佩红、米庆余《近代日本的“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

材料一：

——摘编自赵继颜《北宋仁宗时期的农民起义》

材料二 在王安石变法实施初期，苏轼就指出，骤行新法“其进锐者其退速”，欲速则不达，因此需要徐徐图之。再次，派遣专使推行新法，“事少而员多”，增加了冗员和冗费，“人轻而权重”，更是容易滋生弊端。苏轼经过长期实地考察，于元祐元年（1086年），写了《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他在奏状中说：“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因此，他建议朝廷“所有已请过钱斛，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即十批、十次）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户，并与放免”。即是说，废除《青苗法》后，农民所欠官府的钱粮，允许分期分批归还，四等以下的贫困户应该全免。

——改编自莹光《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材料一：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共产党的苏区居住了四个月的时间（1936年6月至10月），他尽可能多地收集了包括毛泽东人生故事在内的大量资料。《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因此成为中国历史关键转折点的独特记录。斯诺是记者，又是有天赋的作家，他的报道“很文学”，可读性很强。特别是对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许多革命家的采访，注入了人性的关怀。在他的笔下，这些人物有理想、有情怀，有非凡的魅力，但又有人间的味道。我们能感受到陕甘宁边区那种特有的气氛，在激越、紧张和进取中，也不无自由和舒展，以及个性的张扬。这些记载似乎信笔写成，毫不拘谨。

——摘编自《红星照耀中国》新修本

材料二：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首先在英国出版，一问世便轰动世界，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销售10万册以上。此书先后以近二十种文字翻译出版，几十年间几乎传遍了世界，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1938年2月，考虑到在敌占区和国统区发行的缘故，中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此书在短短的十个月内就印行了4版，轰动了国内及海外华侨聚集地。

——摘编自《红星照耀中国简介》

材料   1894年以后，《闽报》《苏报》《沪报》《国闻报》等地方报纸刊登欧、美、日的农业新知。1898年，清廷设立农工商总局，内设农务司，专理全国农政。此外，各省纷纷成立农会，这些农会由地方政府倡导建立，经费则由地方政府补助。除农会实际教导农民农业新知识外，晚清另设有农业讲习所、农业试验场、农学堂、大学农科。讲习所规模小、成本低；农业试验场初创于1902年，至1906年而遍布全国，也有绅办；1903年更设有农学堂，直隶、浙江、湖北等人文荟萃之区尚设有高等农学堂；至1910年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