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鸦片战争，西北边防危机日益严重，经济受损，茶路受阻。前任官员茶务改革失败。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在督办新疆军务的同时也整顿茶务，实行改革。左宗棠茶务改革的主要措施有：一是豁免历年积欠，消除茶商顾虑，这使许多商人改营茶叶；二是另组新柜，恢复茶销规模，左宗棠既整顿原有东西二柜，又组织了新的茶叶组织南柜；三是改“官引”为“票法”，西北地区的茶商以前靠“茶引”购买茶叶，茶商可随意领取茶引，导致偷税漏税现象普遍发生，“票法”是商民自行领票，政府再严格税制；四是鼓励茶商运销，与外商竞争。持有陕甘茶的茶商过境时，持票者只征厘金二成，其余八成陕甘补贴，解决了甘肃财政问题。通过改革，茶叶销路顺畅，使西北商品经济恢复正常，为平定新疆提供了经济基础，西北军政形势出现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摘编自陶德臣《左宗棠与西北茶务》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左宗棠西北茶务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左宗棠西北茶务改革的意义。
材料一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农村实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同时对“包产到户”近30年的争论画上了句号，使之正式成为中央的决策。1984年，各种形式的分田到户被正式定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土地经营模式的改变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基本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民公社体制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摘编自邓志、张志华《与时俱进的理论探索，务实周密的制度创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材料二 尽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源自农民的创举而并非政府的意图，但是在其被确定为我国农村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制度时，顶层设计者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关注与支持。虽然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论时有发生，但是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意义和根本正义性在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中国农业增长的贡献、对释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削减极度的贫困、对未来农村土地改革的深远影响。
——摘编自郭鹏鹏《再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战争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明治维新后，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日本急需更多的原料、资金和廉价劳动力，急需不断扩大商品的销售市场。而日本地域狭小，资源贫乏，农作物产量低。这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尖锐矛盾。为解决这些矛盾，日本大资产阶级强烈主张以武力开拓海外市场。另外，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战争也与其国内统治危机的加深密不可分。1889年日本农业大歉收，1890年又出现第一次全国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当时日本驻美大使说：“就必须把日本人民的视线从对国内局势不满转移开的观点来看，对中国一战也是值得的。”日本这种侵略扩张野心日益膨胀。而欧美列强从自身利益出发，助纣为虐，为日本军国主义进攻朝鲜和中国提供了暗中支援。
——摘编自邱若宏《浅析甲午中日战争的国际背景》
材料二 近代史上日本侵略者先后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第一次是甲午年（1894年）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战争，第二次是1931年发动侵犯中国的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结束。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使东三省沦为日寇殖民地；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国民党等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14年的艰苦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摘编自郑剑顺《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与抗日战争的胜利》
(1)根据材料一、概括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战争的因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甲午中日战争与抗日战争中国一败一胜的原因。
材料 1912-1913年两次巴尔干战争期间，以格雷为首的英国外交部通过“协调外交”实现英德“亲密合作”，不仅保证了“协调外交”机制的有效运作，成功将危机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还令英德两国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进一步缓和。格雷曾表示：“我国与德国的关系得以提升，本人将尽力继续保持两国良好关系。”但在处理危机后续问题时，英国因急于从巴尔干事务中抽身，导致在该地区有直接利益的奥、意两国失去约束，率先背离“大国一致”原则，而英德两国对奥斯曼帝国的争夺则瓦解了“协调外交”赖以维系的基础。1914年3月，同盟国集团抛开协约国集团单独行动以及后者的反制措施表明，双方利益呈现完全对立状态，旧欧洲赖以维持和平的“协调外交”机制与多极格局均已不复存在。
——摘编自韩志斌、张弛《巴尔干战争前后英国的“协调外交”》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初英国“协调外交”政策制定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初英国“协调外交”失败的原因。
材料
《为吏之道》（如上图）是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简》的一部分，阐述了从政任官的道理。其中说明了官吏的表现有“五善”“五失”，前者强调“忠信敬上”，后者则包括了“不安其朝”、“犯上弗知害”和“非上”等。官吏在处理政务时要“审悉无私”“审当赏罚”，同时还要“兴之必疾，夜以接日”，不得“贱士而贵货贝”“兴事不当”，否则会受到严惩。官吏在司法诉讼、惠民取民、公文处理、维护治安等方面都达到了要求，才能被称为“能”，以及成为一个合格的官吏。在个人操守与修养方面，既要坚持“一断于法”的底线，又要遵循谨己亲民的原则，还要能够止欲去愿、处柔防反。
——摘编自朱振辉《秦简<为吏之道>法律思想研究》
(1)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为吏之道》体现的法律思想。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秦简《为吏之道》的史料价值。
材料 清代白话长篇才子佳人小说《定情人》（节选）
章回 | 内容（节选） |
第一回 | 双夫人道：“娶虽有待，若有门当户对的，早定下了，使我安心，亦未为不可。”双星道：“若论门户，时盛时衰，何常之有，只要其人当对耳”。 |
第六回 | 双星道：“贤妹既已底里悉陈，愚兄自应亲疏死守矣。但不知死守中，可能别有一生机，乞贤妹再一为指迷。”小姐道：“君无他，妾无他，父母谅亦无他。欲促成其事，别无机括，惟功名是一捷径，望贤兄努力。他非小妹所知也”。 |
第十四回 | 双星得知蕊珠小姐死节的信息，因哭说道：“此祸虽由遭谗而作，然细细想来，总是我双星命薄缘悭，不曾生得受享小姐之福。故好好姻缘，不在此安守。我若长守于此，得了此信，岂不与小姐成婚久矣！却转为功名，去海外受流离颠沛，以致贤妹香销玉碎。此皆我双星命薄缘悭，自算颠倒，夫复谁尤”。 |
——摘编自清代素政堂主人《定情人》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依据小说《定情人》中塑造的“才子佳人”形象，拟定一个符合明清社会变迁的论题，并对该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表达清晰。）
材料 武则天一方面创设北门禁中学士制度，竭力破格提拔在职的一批下级文吏；另一方面她“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一批有卓识才华的文人学士进入宫用。……更重要的是，她扩大科举规模和入仕人数，由皇帝亲自出面主持制举和殿试，提高科举取士的声望，吸引士人积极应试。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她和高宗“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这是两圣殿试的开始。当时应试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场面之美轮美奂、试题之丰富多彩、入仕授勋之荣耀光彩，确为我国文化史上“最盛大之节目”。武则天就是通过这些措施，提拔一批批普通地主的士人进入统治机构并让其中一部分人和皇帝直接见面，攘为要职，权据要津，参与朝政，议定国是，他们后来成为武则天夺权称帝的亲信和心腹，组成武周政权的统治班底，为完成武则天的武周革命，献计献策，竭尽全力。
——摘编自胡祥《论武则天时期科举制度的改革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概括武则天科举制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武则天科举制改革的作用。
材料 一战爆发之初，英国政府组建“战争宣传局”，发动了浩大的宣传攻势。在这种氛围中，爱国诗歌井喷般面世，诗人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布鲁克，其名句“如果我死了，只要这样想：在异乡田野上的一角有一处，永远是英国的土地”传颂一时。布鲁克颂扬大无畏的英雄行为与爱国主义情怀，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他并未亲历战争，因而其眼中的英雄形象始终带有浪漫主义的个人色彩，延续了传统的英雄观。与布鲁克不同，战壕诗人欧文、格雷夫斯、萨松、罗森堡等的战争体验书写无法继续融入传统英雄塑造模式，不再有浪漫的英雄主义理想。奠定此基调的诗歌便是欧文的《甘美且合宜》。文中，欧文斥责将“为国捐躯”描述成“甘美且合宜”的宣传话语，称其为“古老的谎言”，告诫胸中充满“荣誉”理念的年轻人，战争远非浪漫与理想之所在。
——摘编自张金凤《英国一战文学与英雄观嬗变——以<英雄之死>为例》
(1)根据材料，指出英国一战文学中英雄观的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一战文学中英雄观的变化所折射出的信息。
材料一 五代时期，中国形成许多货币区，不但用的钱不同，而且不准运钱出境。宋朝时期各个区域使用体大值小的铁钱，携带非常不便。而且政府受到周边民族政权军事上的威胁和侵略，不得不养重兵以为各，军费开支庞大，财政非常困难，常靠发行纸币来弥补开支。南宋通行的纸币是会子。会子的名字北宋就有了，吕忠卿的《日录》就提到会子，说“民间自纳钱请交子，即是会子；自家有钱，便得会子”。东南所用的会子，起初由民间发行，叫作便钱会子，后来收为官营。（宋高宗）绍兴三十年，会子起初止（只）行于两浙，后来通行到淮、浙、湖北、京西等区，纳税和交易，多可使用，几乎成了一种法币。宋代还有一些地方性的纸币：除了川引以外，还有湖北会子和湖广会子。湖北会子专用于湖北路，后来通行于湖广。淮交是两淮用的交子，印造于乾道元年，背面印有“付淮南州军行使”字样，所以只通行于两淮州县。
——摘编自彭信成《中国货币史》
材料二 元朝纸币从借鉴前一朝纸币的良好经验着手，同时注重吸收前朝纸币通货膨胀的教训，对本朝纸币发行数量进行严格控制。到目前为止，史学界普遍承认元朝纸币从生产、发展到消亡共经过了4个时期，前后行用10余种（类）纸币。元政府规定：“禁止金银、铜钱在市面流通”，“只准官收作价”，把收集的金银集中于国库；元政府还颁发了《整治钞法条画》，对元朝纸币的发行流通等作了基本的规定，用最严厉的国家法令强迫百姓只能使用元朝纸币。元朝纸币不仅轻巧便携，金额可大可小，而且遍布全国的平准行用库，为纸币在全国的流通提供了保障。元朝中后期，由于统治阶层的穷兵黩武和穷奢极欲，造成政府财政支出无度、滥发纸钞导致钞法遭到破坏，最终促使元朝走向灭亡。
——摘编自吴建军《浅谈元朝纸币的产生原因及流通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两宋时期纸币出现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宋元时期纸币发行和使用的不同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元朝纸币发行和使用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汉朝制定并实行了许多切合实际、收效较好的民族治理政策。成帝时“置尚书四人”，其中有“客曹尚书”，专主夷秋之事。在地方上设置的民族治理机构主要有“道”“属国”和“初称”，还结合具体形势和民族地区的特点设置了专门的职官，如在《后汉书》之《西芜传》、《乌柜鲜卑传》、《西域传》、《南匈奴传》中多有关于护芜校尉、护乌柜校尉、西域都护、使匈奴中郎将的记载。汉文帝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成之事。”武帝元狞二年（前121年），“上称、溯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成田之”。元封二年（前109年），“漠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称，赐漠王王印，复长其民。”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九真微外蛮夷张游率种人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为郎中将，对夜郎侯多同“厚赐，喻以威德，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增串……乃且听蒙约。”“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元光五年（前130年），遣司马相如“通灵关道，桥孙水，以通平都。”两汉时期，我国周边的民族地区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统一版图之内，奠定了我国疆域的基础，经历代之增益，遂成今日之中华。
——摘编自陈心林《汉代民族治理政策述论》
材料二 唐朝在总结了秦汉在少数民族地区设边称县，南北朝置左称右县的历史经验，首创了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方式—羁縻府州。唐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先后设立羁縻府、州、县共有八百多个。保留原有的统治机构和政治制度，从长官到僚佑均由本族人担任，并派遣汉官充当羁縻府州的部分官员，组成联合统治机构，共同治理。同时也由中央派遣代表进行“监视督导”。以西汉与唐朝相比，西汉立国213年，与少数民族和亲16次；唐朝立国289年，与少数民族和亲29次；西汉时仅有匈奴和乌孙。唐朝则有吐蕃、突厥、契丹、回纥、宁远国和南沼等九个少数民族政权；西汉和亲只限于西北和西部；而唐朝和亲则视野开阔，东北、西北、西部、西南都渗透到。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在《贞观律》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永徽律》，明确规定：“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反者，以法律论。”
——摘编自马敏钱晓芳《论唐朝的民族政策的特点及其对现实的借鉴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朝治理边疆的主要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朝边疆民族治理政策的特点。综合上述材料，说明汉唐两朝边疆民族政策共同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