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汉前期，政府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疫病甚少流行。及至后期，随着人口增长和大量商贸活动的开展，疫病开始猖獗。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平帝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东汉防疫除沿袭西汉的减免田租外，还开仓放粮，巡行赐药。六朝（指以今南京为京师的孙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这六个朝代）疫病流行至少74次，一次死亡10余万人的大疫，晋代就发生了两次。北魏显祖皇兴二年（公元468年），河南大疫，死亡人口达十四五万。这一时期，政府多向官员施散医药，北魏政府还设立医馆、医坊，为民治病。政府还公布了一些防疫药方供百姓使用。
——摘编自梁峻《中国古代抗疫启迪》
材料二 突如其来的“黑死病”使欧洲人心惶惶，直到15世纪晚期，一份德意志手稿上还写道，“聪明的大夫有三条使我们远离瘟疫的黄金规则：迅速离开，走得远远的，不要急于回来”。外来移民、流浪汉受到歧视和迫害，其中犹太人受害最深。1399年疫情期间，米兰公爵詹加莱亚佐要求对病人和死亡人数进行统计，以日报形式呈交他本人，并向社会公布统计数据。这一制度也随即被意大利其他城市借鉴和采用。严格的隔离措施给意大利带来了安全，但也给意大利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这引起了商人和依靠日工资生活的雇佣工人的不满。为了缓解防疫和经济生活之间的矛盾，意大利在15世纪中后期引入了健康通行证制度，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的人和货物可凭证通行。之后，随着“黑死病”反复发作，应对危机的临时委员会逐步转变成常设的公共卫生署。意大利卫生署有处理相关事物的绝对权力，卫生署颁布的条例具有法律效力，他们还可以对不遵守防疫条例的人使用酷刑。
——摘编自向荣《“黑死病”与意大利和英国的抗疫》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政府抗疫的主要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国社会疫病频发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意大利人在抗疫斗争中的创新，并说明其重大意义。
材料 武则天一方面创设北门禁中学士制度，竭力破格提拔在职的一批下级文吏；另一方面她“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一批有卓识才华的文人学士进入宫用。……更重要的是，她扩大科举规模和入仕人数，由皇帝亲自出面主持制举和殿试，提高科举取士的声望，吸引士人积极应试。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她和高宗“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这是两圣殿试的开始。当时应试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场面之美轮美奂、试题之丰富多彩、入仕授勋之荣耀光彩，确为我国文化史上“最盛大之节目”。武则天就是通过这些措施，提拔一批批普通地主的士人进入统治机构并让其中一部分人和皇帝直接见面，攘为要职，权据要津，参与朝政，议定国是，他们后来成为武则天夺权称帝的亲信和心腹，组成武周政权的统治班底，为完成武则天的武周革命，献计献策，竭尽全力。
——摘编自胡祥《论武则天时期科举制度的改革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概括武则天科举制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武则天科举制改革的作用。
材料 一战爆发之初，英国政府组建“战争宣传局”，发动了浩大的宣传攻势。在这种氛围中，爱国诗歌井喷般面世，诗人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布鲁克，其名句“如果我死了，只要这样想：在异乡田野上的一角有一处，永远是英国的土地”传颂一时。布鲁克颂扬大无畏的英雄行为与爱国主义情怀，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他并未亲历战争，因而其眼中的英雄形象始终带有浪漫主义的个人色彩，延续了传统的英雄观。与布鲁克不同，战壕诗人欧文、格雷夫斯、萨松、罗森堡等的战争体验书写无法继续融入传统英雄塑造模式，不再有浪漫的英雄主义理想。奠定此基调的诗歌便是欧文的《甘美且合宜》。文中，欧文斥责将“为国捐躯”描述成“甘美且合宜”的宣传话语，称其为“古老的谎言”，告诫胸中充满“荣誉”理念的年轻人，战争远非浪漫与理想之所在。
——摘编自张金凤《英国一战文学与英雄观嬗变——以<英雄之死>为例》
(1)根据材料，指出英国一战文学中英雄观的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一战文学中英雄观的变化所折射出的信息。
材料 范蠡（公元前536年一公元前448年）去越如（入）齐之后，主要从事经商活动，他把自己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用于商战谋略中，故所谋必成。范蠡主张商品“务完物"，质高货真，不可“居贵”，“逐什一之利”即可，"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要“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故“致背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史记越世家正义》盛赞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数与贫交疏昆弟”。
——摘编自侯同江、韩立祥《商圣范蠡评传》
(1)根据材料，归纳范蠡的经商理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范蠡经商得以成功的有利因素。
材料 大多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文学关注的中心都是人——文艺复兴时期的新人，她或她是自身命运的塑造者，而不是超自然力量的玩物。人们不需要专心于超自然的力量，相反，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自身所固有的潜能。这一时期人文主义的学术成就推动了西方社会哲学家与匠人的联合。在这一时期，学者和艺术家可以接近的不仅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有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后者曾促进了数学和物理学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从各门生物科学中得到的鼓舞。工匠拥有古代的旧技术，并在旧技术上添加了中世纪期间的新发明。同样，学者们提供了关于被重新发现的古代和关于中世纪的科学的种种事实、推测及传统做法。这两种途径的融合是很缓慢的，但最终，它们引起了一个爆炸性的联合——科技革命。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一个角度自拟论题，并进行简要论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阐述完整；逻辑严密，条理清晰。）材料一 在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制度逐渐解体，儒学走向衰落，中国面临亡国、亡种、亡教的危机。面对这种危机和挑战，康有为积极求“变”，对儒学进行改造和重构。康有为模仿基督教，创立并倡导孔教，以宗教的形式重建儒学，为儒学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寻求合适的形式。他利用今文经学诠释经典的方法，将西方进化论、民主政治和人道主义思想等融入儒学的思想体系。此外，康有为还尝试将科学研究方法引入儒学研究，但他对科学并不盲崇，而是认为科学与道德各有其作用和边界。
——摘编自邓林华《守常与应变——康有为与儒学现代转型》
材料二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五四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全部反传统，他们强烈反对的只是儒家文化中的许多糟粕。但知识分子的行为方式毫无疑问是猛烈的，对儒家糟粕的攻击是激烈的。儒家传统文化是一个结构性的框架，它是一个整体，文化中的各个部分是统一的，即使是它的糟粕，也与儒家文化的精华乃至整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是，当它的一部分，尤其是一个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的部分受到猛烈攻击时，它的整体框架便动摇了，人们甚至会怀疑它的全部都是错误的。就这样，儒家文化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开始动摇了。
——摘编自薛超良、刘思悦《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文化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康有为变革儒学主张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主要目的。
(2)根据材料二，指出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态度，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材料 身份解放是指政治体成员在政治和法律层面不断走向身份平等的过程。英国人在身份解放之前就已经确立了核心民主机制，他们有条件在民主制度下通过改革从而逐步地、渐进地达成身份解放，这表现在直到1948年法律上对选举权的身份限制消失上。议席的开放性长期受限于财产资格，直到1847年，英国才产生第一位“工人”议员，而少数族裔的议员直到1987年才出现。而在法国1789年的大革命以后，法国的底层阶级才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早早拥有了最早形式上的投票权以及获得国家公职的机会。但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法国一直未能形成稳定的核心权力机制，直到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确立，法国现代民主机制才最终确立；1962年，普选总统制的确立，使法国的宪政体制真正稳定下来。
——摘编自汪仲启《民主发展的逻辑：身份解放与机制建设基于对英、法、中三国的比较研究》
围绕材料主题，自行提炼一个具体论题，并结合世界近现代史知识予以阐释。（要求：论述充分，史实准确，表述清晰。）
材料一 福建是玉米最初的传入地之一。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有限的沿海平原地带早已被开垦殆尽，人们在生存压力下不断涌向山区。山区自然条件复杂，人们在通过梯田等形式争取更多土地利用空间的同时，也根据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实行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方式。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地无闲隙的土地利用特征，为玉米进入增加了竞争难度。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玉米在福建本土虽没有成为优势作物，却凭借福建移民在湘赣、川陕等地山区获得了绝对优势。江西境内以闽粤为主的移民以维持生存为目的而种植的玉米在客观上推动了传播进程，并通过人口的进一步流动，将玉米从江西传入湖广、贵州等地。
——摘编自韩茂莉《玉米种子如何传遍全中国》
材料二 1953年9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正式提出了应该大面积播种玉米的倡议。在赫鲁晓夫看来，解决苏联农业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发展畜牧业，而“畜产品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足够的粮食”，大规模种植玉米无疑是解决该问题的捷径。自1954年至1962年，苏联玉米播种面积从430万公顷扩大到3700万公顷。扩种玉米对发展畜牧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集体农庄庄员的生活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高寒的西伯利亚不适宜玉米的生长，产量很低，不少地方一无所获。玉米播种面积的扩大影响了小麦生产，破坏了传统的牧草生产，造成粮食减产、饲料不足。在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下，“玉米运动”逐渐低落下去。
——摘编自孔凡方《赫鲁晓夫与“玉米运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玉米从海路传入中国后主要的传播路径，并分析玉米没有在福建成为优势作物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赫鲁晓夫掀起的“玉米运动”的特点，并对该运动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 儒家认为人先天具有善性，之所以向恶，那是因为有情与欲的侵扰，而产生情欲的根本原因在于人身的存在。所以人身所蕴含的自然情欲需要道德修养来节制，道德修养是达到身心和谐的必然路径。儒家认为每个人都先天具有“良知”“良能”，固人人可得而教之。因此儒家强调对个体的教化与人治，而不提倡惩戒和法治的作用，甚至蔑视法治，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人性善的终极理想是成为“内圣外王”的圣人。“内圣外王”是指圣人既有厚德载物的美德，也有博施于民的抱负，人格理想与政治理想两者融会贯通。圣人是儒家至高境界“内圣外王”的化身，是“止于至善”的楷模，是“修齐治平”的典范。
——摘编自靳浩辉《儒家人性本善与基督教人性本罪之比较》
材料二 基督教认为人性本恶，人无法超越自身的“原罪”。为了遏制人性恶的泛滥，必须依靠外在法律的规训。启蒙运动以来，无论是霍布斯、洛克还是康德、黑格尔，虽然他们关于人性的阐释有诸多不同，但从根本上都同样包含着某种人性恶的预设，即出于自然本性而趋利避害有可能滥用自然权利。英国阿克顿勋爵一针见血地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就宣称：“政府之存在不就是人性的最好说明吗？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正是基于对人性恶的深切体察，所以不能任人的权力欲如脱缰野马，必须加以控制。从人性的罪与恶出发，西方建立了以法治为核心的政治哲学理念。“分权和制衡”的理念得以贯彻，法律成为预防权力洪水肆虐的堤坝。
——摘编自胡伟希《从人性论的差异看中西政治哲学理念的分殊》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和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关于人性论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和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关于人性主张不同的主要原因。
材料层级是行政区划与地方政府组织体系的基础。通观中国自秦朝以降的两千多年变化过程，可将地方行政层级归纳为三个层次，即县级政区、统县政区与高层政区（其特征如下表所示）。
| 层级 | 特征 |
| 县级政区 （基层政区） | 皇帝直接任命的地方官员到这一层为止,(“县官”被基层社会用来作为皇帝或政府的代称)。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幅员、数目与名称方面较其他层级变化起伏最小。 |
| 统县政区 （也称郡级政区） | 直接管辖县的政区,如秦汉时期的郡,隋唐五代宋辽金时期的州,元代的路、府、州,明清时期的府,民国初年的道等。 |
| 高层政区 | 不直接辖县的政区,在中国古代史上多作为统县政区的上一级政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代表为州,在唐宋时期的代表为道、路,在元明清则为省。 |
——摘编自周振鹤《中央与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上）——两千年地方政府层级变迁的分析》
根据材料信息，围绕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自拟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的知识展开论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论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