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促使日本早日成为近代化国家，德川幕府末期就开始聘请欧美专家指导工作，但主要集中在军事建设领域，影响不大。明治政府建立后，把“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作为施政纲领。1871年，立法院明确提出：“欧洲学问各有专门，一人难以兼通，为备咨询顾问，可酌雇洋人五、六名。”从1868年至1889年，日本政府共聘请2299名外国专家，其中来自英美等当时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就有1736人。私人企业雇佣外国专家12540人次，涉足近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这些专家，或担任政府的施政顾问，或在工厂传授技术，或在学校任教，他们不断传播的先进理念，促进了日本近代化事业的开展。1890年前后，外国专家的影响力开始下降，日本政府逐渐走向产业自立，独立承担起近代化建设的任务。

——摘编自岳恒《外国专家与日本近代化（1853-1890）》

材料二   1860年，清政府首次聘用美国人华尔在炮艇上当大副，又陆续聘用大量外籍军官训练军队。1861年，奕䜣以法国不仅愿出售枪炮，而且“肯派匠役教导制造”为由，向咸丰帝提出“倘酌雇夷匠数名，在上海制造，用以剿贼，势属可行”的建议，得到批准。据统计，洋务派先后聘用外籍专家1033人，主要集中在军事和民用企业及教育机构，民间企业聘请洋匠则寥寥可数。顽固派高唱“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论调，在一副攻击同文馆的对联中写到“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从而使外聘人才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遭到了重重阻力。同时，洋务派在引进技术、创办企业过程中，存在过分依赖洋员的现象，在培养本国新式人才方面收效甚微。

——摘编自徐茂慧《近代中日两国聘用外籍专家比较研究》

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运动更加关注市场导向、企业化政府、政府绩效、竞争外包等，因此“企业型政府”和“以市场为本的公共行政”成为了未来政府的发展趋势和目标。随着各个国家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的愈发频繁以及信息时代的来临，它缩小了各个国家间的距离，信息的更新也越来越快。这些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形势和各个国家的内部结构，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培育不断壮大，后现代社会的公平、平等、民主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城市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美国，民间性的理事会、志愿性社团等组成了十分发达的社会自治组织系统，他们与城市政府一同参与到城市治理的活动中，并以此形成了网络化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是城市治理的血液，没有这种血液的流动，城市治理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城市治理取代之前的城市管理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个分支，获得了较快较好地发展。

——摘编自史梦宇《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以南京为例》

材料二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了“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的重要论断。全国近700座城市的现代化治理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不会整齐划一、先行探索和推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走的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市民参与”的协同治理之路。通过制度机制创新，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不仅做大“蛋糕”，更不断完善公平合理分配“蛋糕”的机制和手段，让所有群体平等共享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成果。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每个人的德行、善举、精神和心灵，通过修身修心和自律反省促进人们规范言行、遵纪守法与社会和谐。在此基础上，同步运用法治、自治、共治、智治等治理方式。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城乡融合治理和大都市圈及城市群的跨域协同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就会大打折扣。

——摘编自陶希东《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材料一   19世纪下半叶，德国对教育事业进行全面调整，以适应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到1890年左右时，文盲率已经下降到1%以下。德国的企业率先建立起了相应的、与生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实验室。许多新发明和新发现都是在这些与生产直接打交道的企业所属研究机构中完成的。各高等学校在科研方面与生产前沿挂钩，高校在研究和教学统一的原则下成为各种研究的中心。国家在科学技术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19世纪七十年代后)德国工业革命发展速度远超英国，这主要得益于德国工业具有后发优势，少受旧工业束缚，还可直接利用英法先进的技术，同时借助于这一时期德国在关键产业及其核心技术方面具有的优势，建设以电气化工业为核心的新兴工业，改变了产业结构。

——摘编自邢来顺《德意志帝国时期科技发展特点及其成因》等

材料二   19、20世纪之交，德国工业中心的上空长期为灰黄色的烟幕所笼罩，时人抱怨说，严重的煤烟造成植物枯死，晾晒的衣服变黑，即使白昼也需要人工照明。德国工业区的河流也变成了污水沟。德累斯顿附近的穆格利兹河因玻璃制造厂排放污水变成了“红河”；哈茨地区的一条河流则因铅氧化物的污染毒死了所有的鱼类。1892年，汉堡市还因水污染而导致霍乱流行，使7500余人丧生。到20世纪初，那些对污水特别敏感的鱼类在一些河流中几乎绝迹。

——摘编自梅雪芹《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环境污染与治理的历史考察》

材料   1903年4月22日清政府颁布上谕，改以往“重农抑商”政策为“农工商并重”，强调“通商互惠，为经国之要政”，并派“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先订商律，作为则例。俟商律编成奏定后，即行特简大元，开办商部”。同年9月商部成立后，清政府把制定商律以振兴工商提上了日程，陆续制定了旨在鼓励工商实业的商事单行法规，如《奖励公司章程》《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商会章程附则六条》《商标注册试办章程二十八条》及细目二十三条、《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奖给商勋章程》以及《大清银行则例》等。1904年商部起草的《钦定大清商律》仅由《商人通例》和《公司律》组成，原因是商部成立后，把振兴工商作为其首要责任，因“编辑商律门类繁多，实非克期所能告成”。

——摘编自张文举《清末经济立法对中国入世后法律改革的借鉴意义》

材料一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在有关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中规定各根据地普遍实行“三三制”。淮北抗日根据地在中共的指示下，逐级逐步地改造乡村政权，直到1942年正式宣布废除地主掌权的保甲制度，实行代表制。在实施减租减息并有了充分的群众基础后，根据地进入到由点到面、大范围的以乡选为主要形式的基层政权建设中来。从根据地基层政权人员党派成分上来看，非党员占比达到60%多，在组织形式上都是由民主集中制的代表会构成。中国共产党在淮北根据地开展的基层政权建设首先是一场联合各抗日阶级、阶层力量的政治动员，为淮北根据地的对敌斗争输送了最大程度上的群众力量，与此同时，基层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彻底扎根乡村。

——摘编自胡又伊《淮北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1～1945）》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通过积极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央对混迹在农村中的敌特分子进行彻底清除和坚决打击，同时领导人民大力发展生产。中国共产党通过整党整风运动、思想教育，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通过土改、农业合作化运动，彻底消灭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关系和剥削制度，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阶级力量对比和社会关系，解放了被严重束缚的农业生产力。针对农民生活境遇低下、文化素质不高且沿袭着几千年来的封建陋习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机构，通过对农村的阶级动员和社会整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传统农村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

——摘编自李春峰《建国初期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

材料一   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拉美一些国家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开始推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发展战略：制定了大量的部门发展计划，引导投资银行和金融与技术援助特别基金将资金流向瓶颈生产部门，如智利“促进生产合作委员会”通过“国家生产计划”引导电气化工业部门和钢铁、石油生产的发展；兴办大量国有企业，如1941年到1964年巴西新建国有企业120多家，其经营活动扩展到了全国40多个经济部门；实行进口许可证制度、外汇管制等保护本国工业和国内市场，增加工业部门的竞争能力，促进本国非耐用消费品进口替代的发展。

——据杨新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纲》等整理

材料二   五年规划（计划）以其对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发展规划的特殊贡献，推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是使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目前正奔向强起来伟大进程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和体制安排。下图所示为“一五”计划期间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情况。

——摘编自剧锦文《国企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