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美国医疗费用高昂，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建立全民医疗体系的发达国家，美国有近5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约占总人口的19%。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经济大萧条，越来越多的人无法承担高昂的医保费用。由于患者对医疗服务满意度较低，大部分美国民众认为医疗保健应该进行改革，政府也因医保支出比重过高而积极倡导医改。美国要求个人或企业雇主必须为雇员购买医疗保险。同时建立以国家为基础的美国健康福利计划，将未包括在政府医疗保障计划覆盖范围的人群及未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雇员纳入该计划。美国还从国外进口廉价药物，打破医药垄断地位，以保证居民能买到平价药。鼓励将医保付费与服务质量相挂钩，对高质量医疗服务机构子以奖励。从2011年开始实施增税措施，增税对象为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上的个人或夫妇，用于支持医疗保险改革。同时，采取提高效率、降低医疗成本的方式，将所节约部分资金用于医疗改革。

——摘编自应丽《美国“新医改”评析》

材料二   2009年以来的新一轮医改，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举足轻重的改革事件之一。近年来，随着医改的推进，政府卫生支出所占比例稳步上升。改革开放以来，卫生领域市场机制的引入也为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2018年，我国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千人口注册护士数、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三项卫生资源核心指标相比2006年均有大幅增长。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卫生医疗服务的主体是国有制的医院、集体所有制卫生院等机构。1980年开始，我国逐步开始放开社会办医。到2017年，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占比达26.34%，呈稳步上升之态。2006—2018年，医疗机构诊疗量大幅增加，入院患者数量增幅达200%以上，增长更为迅速。201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4.83岁，2018年已增长至77岁；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得到世界关注。

——摘编自王虎峰《中国医改10年历程回顾与未来展望》

材料   “中国式现代化”主要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本质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致可划分为两大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5亿多人口，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86%以上是文盲。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直面时艰，通过制度变革和道路探索，营造了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共商国是、共谋发展的良好政治氛围，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为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1978年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要素，都得到空前释放与扩大，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 WTO，于2013年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和“世界工厂”。中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中国走出了一条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注重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从5000多年深厚文明传统中汲取养分，为实现民族复兴熔铸精神之魂。“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

——摘编自马敏《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演进及前瞻》

材料一   隋唐时期在东北地区设立羁縻府州，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奠定了行政基础。唐玄宗时期，东北的靺鞨族粟末部强大起来，唐玄宗封其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金末于各地设行省，开我国省制的先河，为后来元朝在全国普遍设立行省创造了条件。元朝时，辽阳行省的设置标志着“天下一家”治边思想在东北地区的确立。《元史·地理志》总结道：“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摘编自刘信君《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研究》等

材料二   东北地区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受到清政府的严密控制。清初，出于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考虑，清廷鼓励民人开垦东北，使东北出现短暂的移民高潮。乾隆五年（1740年）,清廷以“东北为满洲根本，移民甚多影响旗人生计”为由，颁布八条封禁措施，禁止民人进入奉天。但封禁政策并没有能够阻挡关内民人“闯关东”的热潮。鸦片战争爆发后，沙俄利用地域上的优势，加紧对中国东北的掠夺和侵占。为了应对日益加深的危机，清廷开始放宽对东北移民的限制，推行移民实边策略，使大量移民涌入东北。同光时期，东北出现了民治机构建置的高潮。

——摘编自梁磊《清中叶以降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研究》

材料一   宋代以前在城市行政管理上长期存在的坊市分割制度，便是基于行政管理上的方便考虑的。`宋代随着民众侵街现象的发生城市不再只是单一的政治、军事中心，还成为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面貌越来越具有浓厚的经济色彩。据学者体计，北宋全境拥有10万户的城市约有40多个，到宋徽宗时上升到50多，数量超过汉唐数倍，以工商为业的戒市居民成分与日俱增。环城草市扩大了原有城市的规模和范围，创出了中国古代城市摆脱坊市分离的新道路。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商品意识也在迅速向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渗透，这使宋代带有明显消费性和商品化色彩的城市文化娱乐活动日益兴盛起来，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存在。宋代租佃关系盛行，农民具有了相当大的人身自由。城市中的大批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富裕闲暇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文化高度繁荣。海内外一些史学家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在宋代已经背离了传统格局而进入了真正的“城市革命”时期。

——摘编自郭学信《论宋代城节发展的时代特征》

材料二   1915年中国10万人以上的大中城市一览表（局部）

——摘编自何一民《试析近代中国大城市崛起的主要条件》

材料一   十九世纪，英国在一些大的部门，在大臣以下，先后设立了政务次官和常务次官，辅佐大臣在内阁的政务和部内事务。这样，英国政府机构里的官员逐渐分成了两类：政务官和文官。各部门的大臣、国务大臣、政务次官等少数官员是政务官，他们参加议会的活动，参与制定政策，与内阁共进退。常务次官以下的广大政府官员组成文官队伍，他们负责执行政策，是常任官员，其去留不受政潮的影响。法律规定：录用文官要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文官不得兼为议员，不得介入党派政治活动。

——摘编自程西筠《由恩赐官职到择优录士－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文官制度的改革》

材料二   孙中山提出“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主权在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而“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官吏既为人民之公仆，其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和行政能力才能提供有效的服务。孙中山认为只有经过公开竞争、择优录用的考试制度才能选拔出高素质的官员。政府官员掌握公共权力资源，应该遵从人民的意志行使职权。为防止官员贪污腐化、滥用职权，孙中山主张应当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只有人民拥有监督的权力，才能够有效地监督政府官员。

——摘编自李俊清《现代文官制度在中国的创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