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印度独立后追求民族自主性，成为一个市场封闭的国家，片面强调重工业的战略引发粮食危机、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以及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他们认为，其经济困难和危机的症结就在于国家干预过多，国有成分太高。因此，1980年以后逐渐实行经济自由化，对原有的混合经济体制进行大幅度改革，具体包括：扩充私营企业的经营领域，放松对垄断财团的控制；改善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行部分国营企业的私有化；减少财政开支，精简政府机构，改革税收体制，降低财政赤字；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吸引外资；降低关税税率，对出口加工区和出口企业给予特殊优惠等。这些改革推动了印度经济发展，但印度缺乏有力、稳定的中央政府，政治领袖们一直没能克服党派利益的局限性，政治的不稳定影响了经济改革进程。

——摘编自孙培钧、华碧云《印度的经济改革：成就、问题与展望》

材料二   表1   1980—1999年中国与印度GDP年均增长率比较

表2   1999年中国与印度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摘编自小岛真《印度经济改革的成果与课题——与中国之比较》

材料   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为了尽可能避免战争的发生，日美两国从1941年3月到11月进行了长达九个月的谈判。就美国而言，谈判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对付德国，在远东稳住日本，二是为了孤立德国，美国力图使日本脱离三国同盟，成为对美英持中立态度的国家。如果谈判不成，美国则以经济战对付日本。而日本的目的正好相反，日本谈判的目的也有两个：一是依靠三国同盟的力量迫使美国保持中立，停止援助英国与中国；二是希望美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使之与日本媾和，以便日本全力南进，夺取东南亚。日美秘密谈判的消息传到外界后，日本遭到了德国和意大利的强烈反对，美国则遭到了英国和中国的指责。

1941年4月22日，日本外相松冈重新制订了对美谈判之原则：有助于结束日中战争，即让美国不再插手中国事务；不与三国同盟条约相抵触；遵守对德国的国际信义，即阻止美国参加欧洲战争。1941年6月21，苏德战争爆发的前一天，美国对日本的提案提出方案。在该方案中，美国坚持可以使用自卫权，维持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日本从中国撤兵等。对于日本最重视的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美国仅表示应由中日两国间友好地谈判予以解决。由于美日矛盾的逐步尖锐，在珍珠港的爆炸声中美日谈判最终破裂。

——摘编自朱听昌《美国全球战略与1941年日美谈判》

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作为“上帝的使者”兼“文化大使”的耶稣会士，直接在中西双方架设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就来华的耶稣会士而言，当他们面对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国家统一，经济与军事实力相对较强大的东方大国，而明智地认识到，唯有遵循“恪守中国的法度”礼俗，方能有在华立足安身的机遇。大量西书的传入，使得明末清初出现译书热潮，这些译著是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吸纳和摄取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源泉。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输入欧洲，儒家思想在欧洲广为流传，对当时法国启蒙运动影响极为深刻。入清以后，清帝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为维护“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和“天朝上国”的地位，清廷竭力推崇明末以来逐渐形成的“西学中源”观念。1837年后，为清廷效力的传教士遂告绝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遂归于漫长的沉寂。

—摘编自马骏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质》

材料二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曾经派遣使团来到中国，以期达到通商的目的，而乾隆皇帝却拒绝了这一使团有关开商埠减课税的要求，理由是天朝物产丰盛，没有与他国通商的需要。回顾两者的社会背景，英国此时是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仍然留在封建社会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中。英国屡次派遣使团来华的过程中，都在觐见皇帝之时发生冲突，即三跪九叩之礼。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廷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觉醒，开始了解、接受西方文化，更全面地关注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地理历史、科学技术、经济贸易等。这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力，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转型。

—摘编自赵君尧《鸦片战争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

材料一   近代以来，以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尚俭去奢”观念进行了猛烈批判，积极构建“崇奢黜俭”消费观。梁启超认为“尚俭”是“上古不得已之陋俗”、谭嗣同指出：奢伦本非天生地就，而是统治者用来维护等级特权的伦理教条。严复在翻译《原富》时对亚当·斯密的“财无滞者，尽家之财皆有息利，尽已之有皆以养工……一国之获利亦阅（大）矣”表示了认同。他认为，“尚俭”容易造成人们只重“节流”、不重“开源”的思维定势，“崇奢”才能促使财富流动，或是通过交换进入市场，或是转化为生产资本，从而避免财产壅积和因财富不均引起的混乱。他主张将资金投放于新式企业的创办，实现财富增殖，最终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摘编自黄娟《“崇奢黜俭”思想与近代消费观的重构》

材料二   随着17世纪末英国消费社会的形成，过去被视为“奢侈”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多地进入中等阶层的消费清单，甚至社会下层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到奢侈消费中来，奢侈消费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现象，成为“没完没了争论的话题”、在大讨论过程中，“有益的奢侈”理论取代了“贫穷效用”理论，逐步承认在所有社会等级中生活舒适和便利同生活必需品一样有益，能够对工业形成强有力的促进。曼德维尔更是将这场大讨论推向了高峰，他将奢侈宽泛地定义为“一切并不直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东西”，直截了当地挑战奢侈品和必需品的界限，公开反驳所有对奢侈的指控，认为奢侈是一项公共福利，奢侈品能够满足人们追求快乐的心理需要，人们沉溺于奢侈品能够推动商业的扩展和穷人就业。

这场大讨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奢侈品的认识，大家不再从道德角度来看奢侈消费的问题，而是从商业经济角度出发，开始关注中等阶层甚至劳工的消费动机和消费实践、也使进口商和制造商意识到，奢侈消费为产品革新和时尚与设计的变化提供了大量的商业机会。

——摘编自李新宽《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

材料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旧社会伦理道德的心理惯性依然存在，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阻碍因素。但是，受五四运动前后急剧动荡社会现实的影响，人们的社会心理发生了重大变化，主流社会心理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助推因素。

——改编自《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心理分析及其启示》

材料二   纵观整个抗战时期，国人对战争前途走向的认知，既非从始至终都存有必胜信念，也非一直悲观失望，而是随战争形势起落，几经变化。1938年10月后受战争形势影响，悲观情绪不断滋长，抗战必胜的信心与此前相比明显下降。……1943年2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令）我们愉快的是百年的锁链已开始解除，我们更能挺起胸，昂起头，以更充沛的精神抗战到底。”

——改编自《抗日战争转机与社会心理变化》

材料一   1657年，荷兰人把少量中国红茶转运英国，茶叶首次登陆英伦。1668年，东印度公司抢先在政府注册，获得运茶进入英国的特许。1762年，东印度公司仓库中的茶叶存货就有400万磅。1766年，整个英国的茶叶销售金额是125万英镑，每磅茶叶平均售价约5先令，这个价格可以说几乎是每个英国人的钱包都负担得起，饮茶逐渐成为人们的习惯，茶叶的大众消费时代到来了。

——摘编自郭卫东《丝绸、茶叶、棉花:中国外贸商品的历史性易代—兼论丝绸之路衰落与变迁的内在原因》

材料二   在鸦片战争前的1817年至1833年17年里，中国的茶叶对英国出口货值占出口总值的比例，除个别年份外，一般都在50%以上。1833年，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的结束，在英印政府和民间资本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下，印度茶叶种植事业得以迅速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印度茶叶生产所需要的各种机器被发明和推广，茶叶生产实现了机械化。在英国茶叶市场上，印度茶叶在1875年取得对华茶叶贸易竞争优势。随着世界性茶叶市场的形成，产生了由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国际茶叶市场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国际茶叶价格，这种茶叶贸易方式的根本变化，有人称之为“茶叶革命”。同时，在中国有识之士的推动下，农学会派人到印度学习制茶技术，还开始了机器制茶的推广。

——摘编自林齐模《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以对英国出口为中心》

材料一

在西汉初期社会动荡的背景下，许多农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成为流民，这沉重地打击了西汉农业的发展。另外，在小农经济的历史背景下，人类生产力水平很低，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也较低，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十分依赖自然而又受制于自然。同时，一些商人为了发财致富，趁着资源紧缺而囤积物资，并利用自己拥有的财产大肆兼并土地，从而影响社会秩序。西汉时期，汉武帝大力推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其目的之一就是让“鄙夷商人”成为深入人心的思想，从而加强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控制。

——摘编自张丽慧、郭家慧《“重农抑商”背景下西汉农业商业的发展》

材料二

在元杂剧《东堂老》中，富商赵国器在临终前将他的儿子扬州奴托付给好友李实（东堂老），但扬州奴在父亲死后肆意挥霍，把家财败光，最终沦为乞丐。之后因艰苦生活的磨练，他痛改前非，变得勤俭刻苦。最后，东堂老把赵家的产业交还给扬州奴。诚然，剧本的基本思想是通过扬州奴“败子回头”的故事，引出俭成奢败的教训，也表彰了东堂老的信义行为，但剧本始终贯穿着更深刻、更值得重视的思想内涵——作者对商人阶层的认可。《东堂老》这种重商、颂商思想的形成无疑与元代的经济发展有重要关联。

——摘编自戴汝庆《从<东堂老>看元代中后期对商人态度的变化》

材料   进入民国后，各省军阀割据，竞相自放县长。县长任用漫无标准，副官、马弁当县长者比比皆是，且唯省令是从，地位十分低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8年拟订《县长考试暂行条例》，由中央派官员前往各省举行县长考试，以此选拔县长。但由于考试形式和内容仍是变相的科举考试，使得考试及格者往往难以胜任县长职务，再加上国家对县长任用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各省自行其是，从而导致考取县长的实际录用率非常低。1929年6月，国民政府制定《县组织法》，规定县长人选由各省民政厅长提出合格人员2-3名，经省政府择一代理，再由省政府将其履历书送至内政部审查合格后，由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这实际上将县长的初选权委托于民政厅长一人之手，难免滥用职权，任用私亲，甚至以县缺为聚敛的工具。于是每一次民政厅长的更替，必然出现一次县长大换班。在任县长随时有解职之虞，因而无日不在打算失业后的生活出路，小则收受贿赂，大则贪污公款，基层吏治自然日滥。

——摘编自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