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传统史籍不会刻意留存某些个体生命的生活痕迹，作为地下文物的墓志则寄托了生人对逝者的哀思。墓志常以固定格式记述墓主人的出身、经历、仕宦或家庭生活等内容，末尾以铭文对墓主人的一生进行概括，故又称“墓志铭”。唐朝开放包容，各族人士寓居中土，甚至终老华夏，他们的墓志书写透露出这一时代背景下的真实细节。

——摘编自蒋爱花《四海同风；墓志所见唐代的民族交流融合》

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材料一   上计，是由下级行政长官向上级定期报告有关统计数字的制度，战国时应运而生，秦汉基本因袭，户口调查始终是关键内容。尽管西汉的户口资料在东汉初年可能已残缺不全，但班固《汉书·地理志》中的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户口数仍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全国性人口数据。这项数字包括西汉政权设置郡县、直接统治地区的户口总数：12233062户，59594978口；103个郡或国分列的户口数；长安等5县的户口数；宛县等5县的户口数。由于西汉的赋税对象包括3岁或7岁以上的全部男女人口，因此这项数字还是公认现存历代户口数中最准确的数据之一、

材料二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作为筹备宪政的一项措施，设统计司制定全国人口普查计划， 并向各省发出了详细要求和标准表格， 由新建立起的警察系统执行。两广总督袁树勋要求将此次调查户口“拟酌缓至乡镇巡警编设及识字学塾较多之时再行补办”。广西巡抚在奏折中说：“桂省幅员寥阔， 村落零畸， 兵雙迭经， 流亡未复，调查户数较他省为难。加以民智额愚，人心浮动， 未悉调查宗旨， 将有抽丁增税之疑， 办理稍未得宜， 易致滋生事故。”这次普查匆匆开始、草草了事，但它是中国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

——均摘编自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

材料三   1952年，由于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的要求，迫切需要准确的人口数字，因此国家统计局筹备并实施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在这次普查中，很多妇女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普查员还配备了农历干支或民国纪年的换算表，虚岁也一律折为周岁。1954年1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全国人口总数为601938035人，其中城市人口占13.26%，男性占51.82%，17岁以下的青少年占41.1%。

——摘编自陆新蕾《从筹备到实施： 现代人口普查在中国（1936-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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