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严耕望（1916-1996），著名历史学家。严先生治史以朴实严谨著称，他将自己的治学方针总结为：勤、恒、毅、勇、谨、和、缓、定。他在《治史三书》中提出，治史的基本原则是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要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要努力挖掘历史真相，重视正史的史料价值、以逻辑为准则，通过多方论据进行考证，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准确性和贯通性。严先生毕生躬耕于史学之土地上，“研究是其生命，学问化为人品”。他能够甘于淡泊，坚守寂寞，全心全力地投入到学术之路上来，取得了“充实而光辉”的成就。

——摘编自舒琮瀚《严耕望的治史风格及史学评论》

材料   作为抗日战争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新华日报》关于日本投降的报道篇目多、关注点全、立场鲜明，有较高的史料价值。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在《终战诏书》中将发动战争的动机归为“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新华日报》从中读出日本军国主义“徐图再起”的阴谋，遂在8月23日的社论《再论处置日本》中揭露了日本法西斯对人民的一再“欺骗”和“压迫”。日本投降过程中，《新华日报》在不同主题的社论中，总不忘提醒民众警惕国民党反动派“假反攻之名，行内战之实”，要一以贯之坚持和延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和平民主建国贡献力量。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两座城市投下原子弹，大大加速了日本投降的进程。当时的国内外舆论，把原子弹吹得神乎其神，《新华日报》独排众议，发表时评《从原子弹所想起的》，文章写道：“本来应该是为人类生活的幸福而服务的科学，应用在如此猛烈的破坏和杀伤性的武器，我们相信全人类——特别是全世界献身科学的学者们，一定会有很深刻的感慨的。”

——摘编自金亦炜《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关于日本投降报道的研究》

郭嵩森（1818—1891）湖南湘阴人。1847年中进士。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身上有着强烈的家国之忧。1858年，他上折言洋务，主张“通夷情，加强筹划海防，筹建水师”，木得到咸丰帝重视。1875年，再次将关于洋务的主张写成《条陈海防事宜》上奏：认为西方器物是末技，只有学习西方政治和经济，发展工商业才是出路。1876年，郭嵩焘作为首任驻外公使赴英国伦教，将沿途见闻写成《使西纪程》寄回总理衙门。同年出于保护华侨利益考虑，他建议在新加坡、横滨、旧金山等地设立领事馆得到清廷采纳。他在欧洲期间积极考察西方文明，盛赞西方政治制度，主张中国应该研究学习。这些言行遭国内顽固势力的谩骂攻击，郭嵩焘于1879年黯然回国，称病回籍，结束了处处受挫的仕宦生涯。他一生著述颇丰，其中《郭嵩焘日记》（1855—1891）涉及当时内政外交，社会状况和学术艺文等

——摘编自《洋务先知—一郭嵩素》等

材料   解读史料，获得历史认识，探寻史料表象背后的意蕴，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下表为十六国时期几位帝王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