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中期，随着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国君对各级官吏的报酬，一般已不采用分封土地的办法，而是以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俸禄，有时赏给部分钱币或黄金。以官位的高低定俸禄的多少。在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除皇帝世袭、皇族按其与皇帝亲疏分别享有高卑不等的爵禄特权外，广大的官僚，则是皇帝按其统治的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从贵族、平民中选拔出来，任以职位，颁给俸禄。职官不能世袭，俸禄随任免而给除。这种任职获禄，对官僚而言，实际上只是其为皇帝进行统治所付出的劳绩心力的一种物质报酬。
——摘编自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
材料二 古代官史俸禄表。
| 唐代 | 大致有禄米、俸钱、职田和禄力等项。以安史之乱为界，前期基本实行年禄、月俸双轨制，年禄给粮食，月俸主要给铜钱；后期基本上只实行月俸制。月俸虽仍以钱计算，但在支付时，常以谷帛等实物充给。 |
| 宋代 | 大体可分为正俸、加俸和职田三大类。正俸包括俸钱、衣赐、禄粟。俸钱按月支给，自使相40万文，下至郢、唐、复州内品300文；衣赐按年颁给绫、绢、布匹；禄粟月给，使相200石，至入内班官1石。加俸主要有职钱和随从衣粮、餐钱等。 |
| 明代 | 由实物、货币和土地三部分组成。以洪武二十年（1387年）所定岁禄为“定例”，正一品岁禄米1044石，月给87石；从九品岁禄米60石，月给5石。岁禄本色虽以米计，但发放时却或以钞折米，或以绢折米，且京官与外官有别。至明中期，官员俸给分为本色、折色两种。“本色”（岁俸米）又分月米、折绢米和折银米，月米不分官品，每员1石；折绢米绢1匹当银6钱；折银米银6钱，5分折米1石。“折色”仍以石计量，又分折银与折钞，各有不同的折算标准。 |
| 清代 | 俸禄的支给，虽说是“银米兼支”，但主要以支银为主。俸禄的支给标准，也主要以银两来衡定。 |
——摘编自曾宪阳《浅议古代官吏的俸禄》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俸禄制度产生的原因，并对俸禄制度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概括唐宋以来俸禄发放标准物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俸禄发放变化的原因。
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伟大历史学家应具有的优秀品质。
材料 下表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人民政权建设的文章题目及内容摘录：
| 时间 | 文章题目 | 内容摘录 |
| 1927年8月7日 | 《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 | 以后要非常重视军事，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 |
| 1929年12月下旬 |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 红军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及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任务。 |
| 1941年5月8日 |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 |
| 1949年6月30日 | 《论人民民主专政》 | 人民是什么呢?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
——摘编自邓泽民《毛泽东关于人民政权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毛泽东关于人民政权建设理论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毛泽东关于人民政权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春秋时期民族关系不是强调血统与种族之差异，而是以文化礼仪作为华夷区分的标准，实际上反映了华夏文明的发展中融合了众多其他种族或部族。如秦，本为西戎，最终统一六国，建立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此后，“华夷观”逐步形成一套中国化的民族思想：强调四周民族与华夏的不同，凡文化习俗不同者，皆目为夷狄。第二、夷夏之防。游牧民族进入中原，既威胁中原王朝的统治，也会给中原农耕经济造成破坏。因此防止少数民族冲击中原便成为历代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第三，用夏变夷。统治者将经济文化上的先进落后关系指称为文化上的尊卑关系，把少数民族内附称为“归化”或“内化”。
——摘编自霍维洮、马艾《经济、文化、制度三维向度中的古代多元一体民族关系格局》
材料二 在近代中国，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政治精英将西方经典民族形成理论中国化，提出“保国保种”“爱国爱种”的思想意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宣布“五族共和”，在民族与国家关系上，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后来孙中山制定了22行省外加内外蒙古、西藏、青海联合建国方案；中共制定了由“民族自决”“联邦制”发展到“民族区域自治”的建国方案。在中国各民族的前途问题上，孙中山提出过“振兴中华”的目标；中共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中华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是中共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上述民族政策，致力于维护国家和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意图充分显现，中华民族独立和建立主权国家伴随着中华民族“自觉”的历史进程。
——摘编自赵刚《民族政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华夷观”民族关系思想的积极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所呈现的特点。
材料 爱德华.卡尔批评李凯尔特将历史中的特殊与一般完全对立,他说：“语言的运用本身使得历史学家就像科学家一样，要从事于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截然不同，而两者又都是独特的。可是历史学家却管两者都叫战争。”翻翻我们的历史著述，不是充满着诸如“皇帝”“农民”“战争”“革命”之类的概括用语吗?
——摘编自张耕华《历史学中典型性研究的类型及其限度》
请任选一个能概括一类历史现象的“概念”，并结合史实论述其特殊性与一般性。(要求：不能选择材料中已有的概念；史实准确，表达清晰，史论结合，逻辑性强。)材料 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为了尽可能避免战争的发生，日美两国从1941年3月到11月进行了长达九个月的谈判。就美国而言，谈判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对付德国，在远东稳住日本，二是为了孤立德国，美国力图使日本脱离三国同盟，成为对美英持中立态度的国家。如果谈判不成，美国则以经济战对付日本。而日本的目的正好相反，日本谈判的目的也有两个：一是依靠三国同盟的力量迫使美国保持中立，停止援助英国与中国；二是希望美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使之与日本媾和，以便日本全力南进，夺取东南亚。日美秘密谈判的消息传到外界后，日本遭到了德国和意大利的强烈反对，美国则遭到了英国和中国的指责。
1941年4月22日，日本外相松冈重新制订了对美谈判之原则：有助于结束日中战争，即让美国不再插手中国事务；不与三国同盟条约相抵触；遵守对德国的国际信义，即阻止美国参加欧洲战争。1941年6月21，苏德战争爆发的前一天，美国对日本的提案提出方案。在该方案中，美国坚持可以使用自卫权，维持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日本从中国撤兵等。对于日本最重视的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美国仅表示应由中日两国间友好地谈判予以解决。由于美日矛盾的逐步尖锐，在珍珠港的爆炸声中美日谈判最终破裂。
——摘编自朱听昌《美国全球战略与1941年日美谈判》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41年美日谈判的背景及美国的全球战略。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41年美日谈判失败的原因。
材料 张栻（1133年-1180年），字钦夫，又字乐斋，四川绵竹人。南宋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湖湘学派集大成者。魏晋以后，儒学式微，义利问题并未引起儒者的注意与重视，直到宋代，义利之辨陡然成为儒者注目之焦点。张栻明确提出：“无所为是无所图、无己私，故曰义；有所为是有所图、有己私，故曰利。……义之所以为义，善之所以为善，在于主体自觉地为义、自觉地为善，且不带有任何目的性和功利性。”他依据义利之辨对历史进行了评价和定性，认为夏商西周三代是以义治国，五霸是以利害国。对于历史上的人物，张栻亦按照义利之辨的尺度进行品评，他对历史人物评价最高的是诸葛亮，称其“扶皇极，正人心，挽回先王仁义之风，垂之万世，与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张栻不惜笔墨评价历史及历史人物，倾注的却是对当局的希望，对现实的关切。张栻屡屡规劝君王不要徇私妄为，牟取私利，而是要胸怀国家，高瞻远瞩，以仁义治国。收复中原，匡复宋室，中兴国家，是张栻义利之辨的目的和宗旨。
——摘编自王丽梅《张栻义利观钩沉》
(1)根据材料，概括张栻义利观的内容。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张栻义利观产生的背景及其意义。
材料一
清王朝在民族地区分别设置管理机构，在中央专门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机构体系。清王朝在东北、西北、西部、西南等民族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民族管理制度，制定了较为符合民族实际的统治政策与措施，即“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清统治者并未局限于对历史上的民族政策的沿用，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发展。清王朝对少数民族进行了全面的管理，这种管理涵盖面覆盖到思想管理、经济管理等，全面渗透到少数民族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
——摘编自董文强《清朝民族政策的历史进步与局限》
材料二
1937年3月31日，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中，批评张国焘“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以大汉族主义代替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1938年3月24日：彭德怀在《第二期抗战与我们的任务》中明确提出：“在少数民族区城（如蒙回）应遵照孙总理民族平等的原则进行工作，尊重其信仰及一切风俗习惯礼教”。1939年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实现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的平等权利”。从1937年8月到1941年8月，在四年的时间里，陕北公学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从事民族工作的干部。
——摘编自王金玲《延安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历史价值及当代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朝民族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延安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意义。
材料一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起建立兴中会，与会的有刘祥、何宽等华侨20多人。同盟会成立后，海外侨居地的同盟会组织发展如雨后春笋，其中新加坡和槟榔屿同盟会影响最大。据新加坡同盟会负责人张永福记载，当地华侨得知国内要举行黄花岗起义，每十天左右开一次会，进行筹款，到起义爆发时捐献3万多元。得知武昌起义胜利，新马华侨组织演说团、戏剧团，创办报纸，宣传革命，约2000名华侨直接回国参加革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不少华侨万里迢迢回国参政，在各级革命政府中任职。
材料二 随着日本侵略加剧，各地华侨纷纷组织联合团体。1936年10月新加坡华侨召开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确定今后的首要任务是从自身做起，促成国内各实力派之联合，最终实现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全国抗战爆发后，不少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1939年6月印尼华侨梁添成离开新婚妻子架机保卫陪都重庆而血溅长空。抗战期间，华侨的捐献活动遍布世界各地，大量侨汇成为国民政府财政的重要补充。以陈嘉庚等人为代表的侨胞还在大西南积极投资工矿、垦殖、医药等产业。在海外，侨胞向世界各国宣传中国抗日的决心及恳请各国援助，获得很好的回响。
-摘编自任贵祥、李盈慧《华侨与国家建设》
(1)根据材料一，概括华侨支持祖国民主革命的活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华侨在抗战期间作出的贡献。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根据当时社会的需求和统治者的需要，融合道家和法家思想，对儒学进行调整和加工，从而产生了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新儒学体系，这是对先秦儒学进行的第一次改造。董仲舒指出，要促进国家稳定，就一定要完成思想的统一。董仲舒宣传了“神”“天”“天人合一”的理论，还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种行为准则，后来被称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之后儒学变为真正的统治思想，同时研究五经的经学也随之成为了显学。
——摘编自韩典轩《儒学的发展历程和现代转型研究》
材料二 隋唐时期的儒学倾向于经世致用，表现为经学的繁荣和对佛道思想的吸收与融合。唐代前期孔颖达等编撰的《五经正义》，将魏晋以来论说纷纭、南北分裂的经学在形式和版本上达到了统一。经学的统一和繁荣以及三教并行的思想文化背景丰富了儒学的思想资源。科举制度使得以儒学作为教育主要内容成为官学、私学的自觉选择。唐代编辑了许多普及性的儒学启蒙读物，以简约条文化的方式把儒家的经典表现出来。此外，儒学还通过各种民间途径加以弘扬，如村社制定的乡规民约等。
——摘编自刘光育《隋唐儒学发展及其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儒学的基本内涵及其历史作用。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隋唐儒学的主要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