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特别尖锐，一些儒家学者想从儒家经典中去寻找新的答案和新的思想武器，以挽救社会危机。从北宋中期起，唐代以来主要以诗赋、帖经、墨义取士的做法受到了抨击，经义考试在科举中的地位逐渐提升，它既可承袭旧说，又可自为立说。因此，儒学领域出现了新现象，主要表现为汉唐学者专事经学蔓注的传统遭到废弃，以贞观年间钦定的《五经正义》为代表的经学旧说被怀疑，一时间群儒奋起，开创了以己意解经的新时代，逐渐形成了带有两宋鲜明时代特征的新儒学，即包括各种儒家学派在内的宋学。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下册
材料二 “明清实学”是明清时期进步思想家用以说明和概括自己思想时常说的一个概念。宋明理学家也讲实学，但明清实学不同于宋明理学家所谓的“实学”，而有其独特的社会内容和时代特征。明清思想家把批判矛头指向腐败的封建制度及其僵死的传统文化，揭露了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端，而且也提出了各种旨在改革时弊的教世方案。明清实学如同先秦诸子学一样，是中国哲人的理性思维成果，是中国思想史这棵树上开出的绚丽多彩的花朵。
——摘编自莴荣晋《明清实学简论》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与以往儒学相比，宋代儒学呈现的新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实学与宋代儒学的共性，并概括明清实学进步性的体现。
| A．世卿世禄制度瓦解 | B．民众自我意识初步觉醒 |
| C．教育对象有教无类 | D．社会转型助推认知解放 |
材料一自唐末以来，长期的战乱将西藏旧有的统治秩序冲毁了，各地方势力之间相互攻伐，属民不时起来造反，社会动荡不安。至元十六年（1279年）朝廷对西南包括西藏地区发布诏书：“官不失职，民不失业”，或“各从其俗，无失常业”。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推行土司制度，设置了一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吐蕃之地，设官分职”的管理机构。元朝设置中央政权中的四大机构之一的宣政院直接统辖藏族地区，藏族地区的军政、民政、财政大权都归宣政院掌握，体现了政教合一的特点，宣政院的职能相当于一个行省机构，故未置行省，只是称“宣政院辖地”。宣政院之下，元朝在藏族地区先后设置了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吐蕃宣慰司，而辖境内都有藏族的部落，其酋长则充当府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等土官。元朝在吐蕃宣慰司下又划分了13个万户，万户府主要是依教派和其他地方势力的占地范围和属民分布来划分的，并任命地方僧俗首领为万户。
——摘编自李干《元代西藏（吐蕃）土司制度探析》
材料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全面实施。1960年底，西藏逐渐建立了乡、区、县（包括县级区）和专区（市）等各级人民政权。西藏现有各级人大代表34264名，全国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占66.7%，自治区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占70.2%。西藏自治区成立至今，历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均为藏族公民。西藏和平解放后，党和国家就把帮助西藏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改变落后面貌作为首要任务予以高度重视，制定了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西藏城镇化速度加快、水平提高，交通和通信发展很快，各族人民充分分享着现代化的各种发展成果。
——摘编自冯智《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实践及其历史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元朝对西藏地区治理的背景及措施。(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对西藏地区的管理相比元代有何改进，并分析新中国对西藏地区治理的意义。
材料一 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的经济发展便已有了区域性的萌芽。地处温湿带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以粟为代表的旱地农业文化；地处亚热带的长江中下游是以水稻为代表的水田农业文化；东北北部、蒙古、新疆等地，经济以狩猎和采集为主。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因自然条件良好，所以开发得较早，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游牧民族处在沙漠草原地带，传统的生产方式又使他们不太从事种植业生产，因而对农业民族的依赖性很大；同时，内地人民也需要肉食和皮毛，必须仰仗于牧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夫山西饶材、竹……山东多鱼、盐……江南出楠、梓……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
——摘编自赵庆伟《我国古代民族经济的区域性发展与互补》
材料二 自东汉末年以来，北方一直战乱频繁。期间有中原汉族的自相残杀，更有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入侵，如五胡内迁、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等，把整个北方搅的鸡犬不宁。而南方则相对安定，战乱很少，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北方战乱南方安定，促使大量中原人口被迫或自愿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开发。南方开发少，水资源丰富，相对于较冷的北方，南方气温更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农业的长足发展为南方手工业的兴旺、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袁振宇《中国古代史上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探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至西汉中国古代经济分布的特点及其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汉至唐朝我国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缓慢增长甚至停滞不前，社会保障制度步入严重的财务困境，而人口老龄化的威胁则使得财政对养老金的负担日渐加重，一场针对退休制度的改革在英国展开。英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由两部分构成，其一为按照固定费率缴费的国家基本养老金构成的公共养老金系统，其二为收入相关联的“第二国家养老金”。到2005年，基本养老金和国民第二养老金在法定退休年龄的基础上延迟至70岁领取，并且在个人第三支柱养老金体系中，实行高度灵活的退休年龄。从2005年4月开始，其国家基本养老金和国家第二养老金可一直延迟至70岁领取，每延迟5星期，养老金就会增长1%；弹性收入调整，与退休年龄弹性调整紧密结合，共同构成弹性退休机制的主体，既有利于形成精算上的平衡，缓解政府养老系统的财务压力，同时也可形成激励机制，鼓励劳动者延迟退休，从而提高老年劳动者参与率，抑制提前退休。
—摘编自林熙《西方国家弹性退休制度慨览》
材料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我国退休年龄政策最初定于20世纪50年代并沿用至今。今天民营经济发展迅猛，劳动力结构变化，诸多因素均成为影响退休政策的可视变量。同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减轻养老金压力，增加劳动力产出，延迟退休政策势在必行。为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延迟退休政策应作为新时代政策改革发展的先驱标杆，引导社会各界对新时代社会政策形成更为深刻全面的认知，发挥社会政策的导向治理作用。我国因人口基数大，保障待遇因地域、行业有多重差异，延迟退休政策既要统筹兼顾，又要因地制宜。在政策覆盖上，坚持分类推进，注重缩小不同行业阶层在延迟退休年龄后的社会福利差距，秉承社会公平的福利观，缓和行业阶层的利益矛盾，保障企业的集体权益和劳动者的个体获益相统一。
——摘编自杨良初、李桂平、卢娜娜《延迟退休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英两国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共同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延迟退休制度的特点。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延迟退休政策的认识。
材料一19世纪初，英国等殖民国家禁止非洲奴隶贸易，于是西方殖民国家开始寻求替代黑人奴隶的其他劳动力来源，从而把眼光投向人口众多的中国。鸦片战争前，在中国招聘雇工出国是违法的，帝国主义主要以暴力和欺诈等方式掠夺中国劳动力，将中国劳动力运往所属殖民地作苦力。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就包括开放沿海省份的港口，允许西方殖民国家在东南沿海招募华工。1850至1875年间，帝国主义对中国劳动力掠夺达到高潮。在澳门、香港、厦门、福州、汕头等沿海地区成立了很多招工洋行进行招工，后来还雇用了一批流氓拐骗绑架中国人送到招工洋行。这些被绑架或被欺骗而签订契约的中国人被称为“契约华工”,也叫“猪仔”。
——罗佩玲《晚清拉丁美洲契约华工合同记录华工血泪史》
材料二明清到民国时期，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广东、福建一带的民众为了谋生，漂洋过海，前往东南亚等地，甚至远到印度洋一带。这一现象被称为“下南洋”。中国人在当地，有的经商，有的从事农业或手工业，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传播了中华文化。
——人教版高中历史《文化交流与传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华工出国的原因。
(2)根据上述两则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华工与“下南洋”相比有什么特点。
材料一 有清一代，东北移民情况伴随清朝移民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康熙六年（1667年），清朝实行招民开垦政策；第二阶段，从康熙七年（1668年）到咸丰九年（1859年），清政府出于保护祖先发祥地等原因考虑，在东北地区实行了长达200余年的封禁政策，但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汉族移民仍处于增长中；第三阶段，从成丰十年（1860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对东北地区逐渐由局部开禁到最终实现全面开放。东北关内移民从总体上看是政府及民间有计划、有组织的移民，从移民动机来讲，有关内民众为憧憬美好生活而到东北寻求发展的一面，也包括了由于天灾人祸不得不背井离乡去东北讨生活的无奈之举。清末以来，大批移民扶老携幼迁往东北地区，移民将关内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文化传统等带到东北，逐渐孕育了丰富多彩的移民文化。
——摘编自范立君《关内移民与东北移民文化之形成》
材料二 近代以来，随着清政府在内政外交的弱化和人民对基本生存权利的渴望，华工开始走上出洋谋生的道路。近代华工的大量移美，同时也是美国资本主义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结果。
——摘编自吴铁稳、梁彩玲《十九世纪中后期美国华工探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清代东北移民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中后期华工远赴美国的原因。
材料一 官方刻书是元代图书出版的主要途径，官方刻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由中央机构刻印，二是由中央各部门、地方政府机构通过行政命令颁布到各路儒学刻印。元代政府在各路、府（州）、县等各级行政区设立的地方学校，因传授学习的内容多为儒学经典和学说，又叫儒学。有文献记载：“元时书籍，并由中书省牒下诸路刊行。”这里的“诸路”就是指各路儒学。元代儒学刻书受到政府政策和经济两方面的大力支持，所刻印的书籍数量大、质量高，在元代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后世提供了许多翻刻、重刻的底本，对保存和传播古籍作出了重大贡献。
——摘编自张若群《论元代儒学刻书》
材料二 明代自嘉靖之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江南富庶地区，工商业蓬勃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城市里聚居着大量市民、工商业者及文人，在人文新思潮的影响下，逐步形成了追求自由、热衷娱乐的生活习惯，看戏、听书、读小说迅速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这时出版物数量巨大，浩如烟海。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著录明代杂剧523种，《明代传奇全目》著录明代传奇950种。它们的刊行主要依赖民间书坊。所以，“篇帙繁富，远过前人”，尤其是嘉靖万历年间坊刻通俗文学读本盛行，成为明代刻书业的一大特色。
——摘编自许婉璞《明代中晚期刻书业的特色及文化意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元代刻书业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元代相比，明代中晚期刻书业的新变化，并分析其成因。
材料一 古代中国的知识和学术，原本是为官府所垄断，是所谓王官之学。但是随着王权的衰落，王官不断流落到民间，成为“士”（特殊的知识阶层）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出现了学术下移的趋势，这为私学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与官学相比，私学可以使知识普及社会的每一个阶层，这就大大地扩展了受教育的范围，使知识以更快的速度向民间转移和传递，这成为士人的另外一个来源。私学和士人之间，实际上呈现着一种互动的关系。他们二者的结合，则是诸子学出现的直接土壤。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材料二 宋代民间有书院及依附于社区的家整与社学。书院往往有自己的田产，或由官方指拨，或由私人捐赠。书院即一家学派的讲论与传布的学术中心，不同学派的学者也会访问他地的书院。书院不仅有言教以道问学，也有身教以尊德性。宋代书院，盛时不下二百余所，其中颇有历数百千年还存在的著名书院，如朱熹主讲的白鹿洞书院，陆九渊主讲的象山书院。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三 至于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左：（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私学和士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结合所学，写出“诸子学出现”所指代的思想局面及其在中华文化发展中的地位。(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代书院的办学特点。并结合所学，简述朱熹的文化贡献。
(3)根据材料三，指出蔡元培的办学主张。综合上述材料及所学，概括学校教育发挥的重要作用。
材料一 与英国的文官文化水准不高的情况不同，德国（普鲁士）早在18世纪就形成了把有才能的人征募为政府官员的传统，而且把学历当作衡量一个人才能的重要标准。在腓特烈二世（普鲁士国王，1740~1786年在位）时期，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考核谋求公职者。应征者必须是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并要通过2~3次考试。在德国统一后，受普鲁士传统影响，帝国形成了偏重接受那些受过法学教育和训练的人为高级文官的传统。据统计，1895年，113名枢密顾问中有30人是法学博士。当时，帝国司法部中约一半官员，外交部和内政部约1/3官员，财政部、海军部和铁路部约1/4官员是法学博士。
材料二 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社会民主党人及其子女被绝对排斥在高级文官阶层之外。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子女也很少能争取到高级文官职位。高额的受教育费用剥夺了下层阶级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887~1890年，在普鲁士大学生中，工人的儿子不到千分之一。许多有关文官问题的文件都强调，应征者在整个四年试用期间，既不领取任何报酬，也不会被许诺最终获得任命。1899年，一大臣职位出现空缺，霍亨洛熙宰相写道：“当看到只有很少人适合担任这一职位时真令人害怕。”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扬《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高级文官状况试析》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近代德国高级文官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产生的社会基础。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近代德国高级文官制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