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处事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接物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
材料二 北宋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设立市舶司，南宋在广州、泉州和明州设置市舶司。市舶条法鼓励本国商人出海及外国商人来华贸易，确立了海上贸易领域国家与商人的共利分利机制……宋代市舶收入首次具有了财政意义，是陆上贸易所未曾有的。北宋前期，市舶收入在30-80万婚;北宋后期至南宋初，每年平均收入约为110万婚，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达到200万婚。史载，北宋境外“朝贡诸蕃”共42国，其中海路入宋者有30国，约占7300;南宋时，北方和西北诸国都与宋朝断绝了朝贡关系，保持朝贡关系的全部是海上诸国。……宋代海上丝路主导地位的确立是多种因素综合推动的，鼓励中外商人贸易的政策发挥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经济、技术、市场的发展则是更基本的推动因素。
—摘编自黄纯艳《变革与衍生:宋代海上丝路的新格局》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白鹿洞书院揭示》所体现的理学思想，并分析宋代书院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朝对外贸易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多个维度分析“宋代海上丝路主导地位确立”的成因。
材料一 自行车……因为国人习性和习俗，不役人的就役于人，很少肯使用自己的力气，为自己服役，所以只有坐车和抬轿拉车，除了使用自己天然的两腿走路之外，自己坐车自己使力会被人笑话的，因之自行车虽传到了我国多年，还是未被扩大的利用。
——方平《自行车传入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反应》
（1）指出自行车传入中国的时间。根据材料一，概括自行车出现“传入中国多年还是未被扩大的利用”的原因。
材料二 1915年，日本出口中国自行车总价值达到55687关平两，占全年总进口价值的59.70%，以绝对优势位列第一，……而此时日本自行车工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并未羽翼丰满，相对仍在襁褓中的中国民族自行车业，优势虽然已经十分明显，但与欧美诸国自行车工业水平还存在很大差距。一战结束后，待欧美各国自行车工业恢复元气，重新大量输入中国市场后，日产自行车的市场竞争优势则不再明显。
——徐涛《自行车是怎么在中国流行起来的》
（2）根据材料二，指出民国初期中国自行车市场发展呈现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三 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所发布的《脚踏车取缔章程》在中国的自行车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部章程是国人单独针对自行车交通安全所发布的第一部法律法规。1928年3月，上海特别市政府参照《脚踏车取缔章程》核准颁布《上海特别市暂定稽查脚踏车罚则》。
——摘自李晓楠《自行车在近代中国》
（3）根据材料三，分析自行车的普及对城市管理带来的积极影响。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要分析中国近代交通事业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参照传统及蒙古旧制，元朝把大都及邻近地方划为“腹里”，由中书省直接管理。至于全国其他地区，元朝政府将之划分为十一个行省，边疆地区先后建置了辽阳、云南等行省，吐蕃地区由中央机构宣政院直接管辖。元代的行省完全一反过去的划分方法，无视历来与划界密切相关的重要山川、河流的存在，使得任何一个行省都不能成为完整的形胜之区。元中央政府以命令授权形式将部分权力交予行省行使，一切治权皆属中央政府。行省长官具有日常事务的统筹全权，但部分特定的权力（军队、钱粮）会由个别专责的官员提调，其他人不可随意干预，调兵更需中央授权。但实际上，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
——摘编自舒健《元代行省制：中国央地关系的转捩点》
材料二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认为：“凡是结成联邦的成员国家，它们都是原先有过一些共同利益，而这些共同利益就形成了它们联合的精神纽带。”美国“各州不仅有大致相同的利益、相同的起源和语言，而且处于相同的文明水平。这便使它们的联合几乎永远成为容易的事情”。联邦制被美国“立国之父”们视为确保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制度性保障。这种制度既着眼于国家利益的未来，又兼顾了当时州权至上的现实；既强调了中央集权的重要性，又肯定了北美13州地方自治的历史及现实性。因而我们可以说，美国联邦制的确立为处理集权与自治、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一个有借鉴意义的模式。
——摘编自周剑云《生存的政治抉择一略论美国联邦制的确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元代行省制度的特点及其积极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美国联邦制确立的条件及其政治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