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辨析是开展历史研究的基础。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组织了联合各省举人的“公车上书”，虽未送达光绪皇帝，但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围绕着上书未达光绪皇帝这个问题，有如下史料

材料一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材料一   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但同样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

——摘自《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

材料二   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三四年来我们稍稍学会了实行急剧的转变……学习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我们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和实质全在于此。

——摘自《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

材料三   感谢上帝，这些困难只是物质方面的……联邦、州、各地政府立即行动回应要求降价的呼声……将现在常常是分散不经济、不平等的救济活动统一起来……对所有公共交通运输，通讯及其他涉及公众生活的设施作全国性的计划及监督有助于任务的完成。

——摘自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职演说

材料四   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

——摘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

1.小组成员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找到了以下资料。

材料一   唐宋海上交通路线图（如图）

材料二   这一阶段，中国文化开始大范围地与东亚、西亚、南亚文化进行涵化整合，踏上了“亚洲之中国”的道路。

——冯天瑜《中国文化史》

2.小组成员在探究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想进一步了解中华文化对欧洲产生的影响，他们又找到以下材料：

材料三   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和法律。儿女孝敬父亲是国家的基础。在中国，父权从来没有削弱。……一省一县的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君父。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纠成一个大家庭。他们的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他是传统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吏。我们有时不恰当地“把他的学说”称为“儒教”，其实他并没有宗教，他的宗教就是所有皇帝和大臣的宗教，就是先贤的宗教。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宣扬什么奥义。

——节选自伏尔泰《风俗论》

绢马贸易是中国古代通过物物交换的一种贸易形式，“绢”主要指丝织品及布帛之类的织物，此类贸易主要发生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民间和官方均存在这类贸易的记录。

小明在学习中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搜集到了下列材料。

材料一   《石染典买马契》

这件文书是一份唐朝时的契约，出自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记载了733年的一次马匹买卖，有3位保人作证。

马一匹，骝敦六岁。开元二十一年正月五日，西州百姓石染典，交用大练拾捌匹，今于西州市，买康思礼边上件马。其马及练，即日各交相分付了。如后有人寒盗认识者，一仰主，保知当，不关买人之事。恐人无信，故立此契。两共和可，画指为记

——《石染典买马契》原文

材料二   唐与突厥互市，“以金帛市马”“以助军旅”，唐马“既杂胡种，马乃益壮。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唐代驿制“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各驿站的官马多至75匹、少至8匹，“冠盖相望，邮驿继踵”。士庶也喜骑马出行，“贵贱所行，通鞍马而已”。马球蔚然成风，太宗“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

材料三   突、回纥与唐朝进行绢马贸易，规模巨大。回“每一马易四十缣（注：细绢），动至数万匹”，除自身消费外，还将多余的绢帛通过中间商人不断向西销售。突厥、回还开始建设据点聚积物资，突厥毗伽可汗“欲修筑城壁，造立寺观”。回纥最初“风俗朴厚”，获得唐朝厚利后，登里可汗“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

绢马贸易在安史之乱后发展迅速，小明又搜集了一些材料。

材料四   时回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帛百余万匹。而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

——《新唐书·食货志》

材料五   每至戎人送马时，道旁千里无纤草。草尽泉枯马病赢，飞龙但印骨与皮。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

——白居易《阴山道》节选

材料六   凡发府兵……，当给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钱二万五千..

——《新唐书·兵志》

材料七   （唐宪宗时）礼部尚书李绛奏言：“..北狄、西戎，素相攻讨，故边无虞。今回鹘不市马，若与吐蕃结约解仇，则将臣闭壁惮战，边人拱手受祸…”

——《新唐书·回鹘列传》

材料一   清政府于1865年购买了外国人开设在上海虹口地区的旗记铁厂，定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912年改名“江南造船所”），制造船炮军火和各种机器，并建立了翻译馆，全面介绍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造就了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中国近代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专家。1938年，江南造船所被日军侵占，改名“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由此，江南厂陷入了苦难的深渊，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始终未能恢复以往的生气。

材料二   1949年5月28日，陈毅同志签署上海市军管会第一号命令，正式接管江南造船所，改名“江南造船厂”。自1954年起，该厂相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建造了新中国第一艘潜艇（1954）、第一台万吨水压机（1962）、第一艘护卫舰（1965）、第一艘自行研制的国产万吨轮“东风”号（1965）等。1994年，江南制造厂率先成为全国首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之一，开启了发展的新征程。

——摘编自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官网《企业沿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