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嘉靖末，行一条鞭法，夏税、秋粮、均徭、里甲、雇募，一条总征之。使一年而出者分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余年，是银力二差又并入于两税也。未几，杂役仍复纷然。故一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
——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二 清廷在财政上实行“原额主义”，即中央设定一个固定的标准，监察税收完成情况。中国缺乏对人口增长的正确认识，仅关注其带来物资紧张、物价上涨等结果，将维持原额视为“善政”；原额主义在当时水平低下的行政管理下满足了财政方面中央集权的要求……帝国的财政体系中存在两种并行的制度和收支：法定财政收入（正额财政），以及法定之外“或公开或私下的不明收入”（正额外财政）。国家分配给基层的经费，往往入不敷出，不得不用附加性、追加性课税来解决，“中饱”“陋规”等私下捐赠，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财源。晚清之前，政府收支大体平衡。鸦片战争前，户部存银不足2000万两。1858年，户部存银仅5万两，难以维持各部运行。
——摘编自岩井茂树《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
材料三 英国近代税制的奠基石是土地税，直接动力则是沉重的债务压力。在英法战争、北美独立战争、滑铁卢战役后，英国债务总额高达8.2亿英镑。为开辟财源，英国形成了包括多税种的复合税制。一战后，英国近代税收制度基本定型，出现了涵盖国税和地税的税收体系，出台了《印花税法》《石油税法》《增值税法》等法案，适应且促进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膝淑娜《税制变迁与英国政府社会政策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推行“原额主义”的内容，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比近代中英两国的税收制度。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一谈对国家税收制度的认识。
材料一 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的途径主要有四条，即设立变法的专门机构，鼓励神宗独断，改变监察机构的性质，用人以是否拥护新法为标准。它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使皇帝时代最为进步的体制——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遭到了破坏，民主性减少，专制性加强。监察机构成了政府的附庸，为权臣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实用主义的用人路线，使社会风气大坏，投机钻营者得势，贪污贿赂成风，政府成为腐败的温床。
——摘编自漆侠《王安石变法》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有四次大变革或变革的尝试，分别是太平天国后的“变法自强”，戊戌年前后的维新运动，义和团事件后的“新政”，1910～1911年的“请开国会”运动，这四次改革都是中国和列强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加上丢失领土乃至亡国的危机感，在激发了统治集团和民间变革图存意识的情况下，逐步实施的。然而，这些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摘编自戴鞍钢《晚清史》和黄治军《大清灭亡启示录》等
材料三 国民政府于1948年发行金圆券时，金银外币被强制性地全面收兑，不仅退出货币领域，还被排除于商品流通领域。与此同时，厉行限价政策。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之初，曾宣布20亿元的发行限额，但是当月底便突破限额达到32亿余元，1948年年底为82亿余元。进入1949年之后，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三大战役中的全面失败，军政各费支出倍增，而各种税收反形锐减，收支差额益巨，钞券发行遂急剧膨胀，物资匮乏，物价愈涨，而金圆券贬值愈速。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民国史》
(1)根据材料一，说明“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的含义，概括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概括晚清四次改革运动的共同特点，用一句话提炼1910～1911年的“请开国会”运动失败的原因。
(3)结合所学，分析国民政府“金圆券”改革“再度折戟”的经济因素。根据材料一、二、三，请谈一谈你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带有全盘西化的倾向，胡适就说过：“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要拯救我们这个民族”,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西洋的近代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又激起了一片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形成一股传统文化“复归”的浪潮。梁启超大叫“科学破产”,建立在资产阶级物质文明基础上的西方精神文明，在他心目中也一齐崩塌。他决心要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调剂”西洋文明
材料二 瞿秋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解制刀，精粹地分析了所谓“东西文化论战”。他指,现代资产阶级的文明，无论在科学技术或者思想学术方面，都比封建宗法时代的文明进步。中国文化的出路决不是“向后转”,而是“向前进”,“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李大钊期待着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崛起，“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进经济组织。不改进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定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
——材料一、二摘编自李华兴《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学者对西方文明及传统文化所持的不同态度，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一谈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意义。
材料 一则社论
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 ……在过去一年内， 中朝人民部队就歼灭美国侵略者及其帮凶军241900余人…… 一九五三年将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在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条件下， 大规模建设是否可能呢? 答复是肯定的。在过去两年中，我国人民曾以极大力量投入抗美援朝的斗争，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反而加速了我国经济恢复工作的完成和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一九五二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65%。 为了实现伟大的国家建设计划， 需要我国工人阶级的积极努力，农业也需要迅速发展， 国营商业、合作社和私营商业都应该努力作好物资交流的工作，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必须积极适应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我国既已胜利地结束了经济恢复时期而进入了大规模建设时期，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就应当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和地方的人民政府。 一九五三年的任务是巨大的。完成一九五三年的任务，整个五年计划就有了良好的开端和基础，这对于今后四年的工作是有决定意义的。 |
——摘编自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一九五三年元旦社论的认识。材料
| 年份 | 颁布组织 | 公约、法律名称 | 主要内容 |
| 1933年 | 国际现代建筑协会 | 《雅典宪章》 | 提出保护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地段的问题，即成片的历史街区或历史地段的保护 |
| 1964年 | 建筑师和技术员国际会议 | 《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 | 肯定历史文物建筑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将其视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和历史的见证 |
| 1972年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 将文化遗产区分为文物、建筑群、遗址 |
| 1976年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世界遗产名录》 | 将世界遗产划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世界文化景观 |
| 1983年 |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与国际历史园林委员会 | 《佛罗伦萨宪章》 | 提出文化遗产的分类方法，强调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景观的重要性 |
| 2003年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 将文化遗产划分为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 |
| 2005年 |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 《西安宣言》 | 将环境对于遗产和古迹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
——根据朱祥贵《文化遗产保护法研究——生态法范式的视角》等编制
(1)根据材料，归纳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
材料一 驿站集通信、交通、馆舍等功能于一体，一般30里或60里一站，接续传递。驿站的建置于商周时期。汉代开始提倡驿骑，为开拓西域，在安西都护府广修驿站。唐王朝仿效汉朝，在敦煌广设驿置，同时完善驿制，设驿长、驿夫、驿使、驿吏等负责驿站运行。各代对驿使行程都有规定。如唐规定驿马日行六驿；如有紧急情况，要求日行十驿。驿使到站及离开驿站，都要记时，并要求到站必须换马，不换马者杖八十。同时还规定如凡不享有用驿权而枉用者，及属应用驿之事而不给用驿者，均杖一百。唐代驿站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元代则实行“站户制”，政府强制“ 站户” 专门承担驿站事务，很多站户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逃亡。明朝虽未设专职站户，但相关驿站徭役一般仍以专业户承担。清朝建立后，革除明季摊派，但在裁驿充饷命令屡下、驿传差务不减反增的情况下，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季旧路。
——郭延兵《中国古代驿制嬗递与驿夫命运》
材料二 进入近代以后，传统的驿传体系弊端凸显。在1880年请设南北洋电报的奏折中，李鸿章说，“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 此外，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开始在中国沿海设立邮局。郑观应等一些有识之士极力呼吁借鉴西方邮政经验，建立本国邮政体系，改进中国传统驿传体系这一劳民伤财、步履维艰的信息传递方式。自中法战争至甲午战争以前，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清朝已基本建立起覆盖全国的电报线网络。但近代邮政发展也受到许多人的反对甚至抵制，反对声音“哄然起矣，不曰殊乖政体，即曰有礙成例，哗者一人，和者百人矣”，甚至有人指责此乃“亡国所为，今若立地创行，日后流弊滋甚，于是倡者一人，挠者千人矣”。
——刘文鹏《清代驿传体系的近代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驿传的主要特征。(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传统驿传向近代转型的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近代邮政在晚清的建设障碍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一战爆发前，世界各国普遍实行金本位制度，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然而金本位固有的缺陷导致各国的货币发行量实际是有上限的，尤其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黄金开采的速度比不上经济发展所需增发的货币。因此，金本位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济的发展，二战结束后，百废待兴，布雷顿森林体系应运而生。布雷顿森林体系表面上结构稳定，但实则十分脆弱，加之美国在六七十年代深陷战争泥潭，无力继续维持美元对黄金的固定官价，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1年瓦解。经过几年的无序国际货币体系，1974年，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框架下，各国达成了新的协议，称为“牙买加体系”。牙买加体系首先决定了黄金的非货币化，黄金不再与任何一种货币挂钩，降低了美元的支配地位。同时，也确定了汇率安排的多样化。
——摘编自王俊尧《国际货币体系缺陷及改革方向的探讨》
材料二 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货币体系显然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必须进行制度变革与创新。首先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提高世界银行在稳定国际金融体制中的作用。许多国家由于银行管理不善引发金融过度风险，或由于监督机构不独立，使制定的监督制度不能实施，因此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构已成为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协调各方关系的。从国别上看，首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如何保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需要提及的是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高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摘编自虞群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新制度经济学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一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历程。(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谈谈你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1890年，美国海军军官马汉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一书。该书被认为是“海权论”的奠基之作，马汉也因此被尊为“海权论”的鼻祖。马汉视军事控制、海运开拓、海外贸易为海权的有机组成部分，认为“海权其义甚广，它不仅包括通过海上军事力量对海洋全部或一部的控制，而且也包括对和平的商业和海上航运业的控制”。在马汉看来，制海权和海军建设是海权的核心，但广义的海权还涉及海洋贸易、海上交通、侨民保护、海洋资源等方面。马汉的“海权”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先后被译为俄语、德语、日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等多国文字。
——摘编自胡俊修《近代国人海权观念的演变》
材料二 进入21世纪，伴随国际机制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国间对海洋的争夺和控制由过去的以军事目的为主转变为以经济利益为主。海洋权益斗争，虽然依然可能引发冲突甚至战争，但更多却可以通过谈判协商等渠道和平解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各国维护海洋安全提供了法律依据，奠定了国际海洋安全法治的基础。同时，海洋对于国家和全球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全球海洋经济活动估计达3万亿至6万亿美元，为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海洋是人类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气候变化、过度捕捞和海洋污染造成的不利影响日益严重，正在危及世界部分海域，保护海洋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方向和目标。
——摘编自胡德坤、晋玉《新时代中国海洋观的形成渊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美国学者马汉提出“海权”理论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对海洋开发利用变化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海洋利用的认识。
山东企业家陈光威以民营企业一企之力，挺起了国产碳纤维这个民族产业的脊梁，点燃了一道“民族之光”。
材料 陈光威，山东威海人，早年当过大队长、村支书，镇工办副主任。1987年，46岁的他临危受命，成为一家濒临破产的镇办企业厂长。上任后，他决定转产鱼竿。10年后成为全球最大的鱼竿生产企业。碳素钓杆需要进口碳纤维材料。然而，由于碳纤维属于军工材料，进口受到严格限制。
西方对中国碳纤维供应实行“通知式涨价，赏赐性供给”，“泱泱大国，岂能仰人鼻息？”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光威得知科技部已经立项研发碳纤维的消息，他毫不犹豫表态要“为国家干点事”。碳纤维技术和装备是被国际企业封锁的，我国企业无经验可借鉴，只能自学成材。陈光威在随后的15年里，总共自筹投入了40多亿元。
2004年，光威集团研发出国产T300级碳纤维，中国第一次有了碳纤维；他们相继突破高强、高模、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形成产业化。2017年国家领导人看望陈光威时说“你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一个真正的民族英雄！”4天之后，陈光威因病去世。目前，光威集团承担了多个863计划和国家重大科研工程项目，已经为我国军方提供了近千架战机所需的碳纤维材料。
——摘编自陈润、谢再红、邱恒明《民族之光：陈光威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企业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谈谈对我们的启示。
材料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廷朝野又起海防与塞防之争。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上奏首先强调“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其后向朝廷表态自己洋务涉历颇久，闻见稍广，彼此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练兵、制器、购船诸事，是当务之急，若在因循不办，后患无穷。同时李鸿章认为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事之时每年需兵费高达三百余万两，论中国目前力量，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只会“困穷颠蹶”，故“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除李鸿章外，持海防论者还包括两江总督、湖广总督、浙江巡抚、福建巡抚、江西巡抚、督办台湾军务钦差大臣。先任闽浙总督后转任陕甘总督平定当地民变的左宗棠上奏首先表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此皆谋国之忠，非一己私见”，只是泰西诸国其志专在通商取利，商贾计日求赢，非不得已，不敢发难，而收复新疆，是保有蒙古，保有蒙古又是拱卫京师，“不图归复乌鲁木齐，难保贼匪不复啸聚肆扰近关(都城附近的关隘)”。同时左宗棠指出东南海防资金可以自筹，而朝廷所欠陕甘军资粮饷累计已达三千万之巨，自己“每至冬尽腊初，辄绕帐彷徨，不知所措”。最后左宗棠主动向朝廷交代兵马粮草安排，并且表示“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虽至愚极陋，必不出此”。
——摘编自徐志频《左宗棠与李鸿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廷海塞防之争的背景，并指出争议的结果及其原因。(2)结合中国近代史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政见之争的认识。(要求：归纳两个认识，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