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迁都洛阳后，孝文帝推行主要改革措施包括：制定族姓。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贵族一律将籍贯改为洛阳，死后不得归葬平城，改鲜卑姓为汉姓，仿照魏晋以来汉族社会的士族阶层，将新改姓的部分鲜卑贵族定为一等高门，并鼓励他们与汉族高门士族通婚；禁绝鲜卑族服饰和鲜卑语言。以汉族服饰取代鲜卑服饰，朝中统一说汉语；改革官制。整顿前期胡汉杂糅的官制基础上，吸收南方汉族政权的某些制度，整顿吏治；继续推行均田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辽世宗即位后，最终确立了辽朝的专制皇权。在朝廷上分设北、南两个枢密院，南枢密院分管汉族地区民政，北枢密院则分管军政及契丹等游牧各部族，皇帝则通过北南二枢密院，对全境实行集权统治。这样辽朝始形成了区别于部落联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北魏和辽政治建设上的共同之处。(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长安城是高度集权的唐帝国的中心和象征。作为横跨中亚陆上商路的东端终点，以及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都城，长安城内挤满了来自亚洲各地的人。长安的整个规划和结构表现出唐朝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城市的规模和壮丽体现了唐王朝的力量和财富。……丝绸之路在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它东起长安，中经河西走廊，越过蕙岭，西至地中海以达欧洲。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从事国际商贸的昭武九姓，承担着东西方交流的中介使命。
——摘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二 面对世纪之交，要求中国在考虑自己的发展问题时，必须想得大些，想得久远些。想得大些，就是要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多极化日益发展这种情况下，把中国的问题放在世界全局中来考虑。想得久远些，就是不要只把眼光局限在当前那些问题，同时要站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高度，考虑今后的布局，多想几步，想得更远。
在新的世纪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国际上的较量越来越突出地转向以经济、科学技术为主要内涵的综合国力竞争上。形势逼人，不进则退。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自主创新的要求，便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提出的。
——摘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归纳唐都长安在当时的地位。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象征，从经济和文化角度各举一例唐朝史实予以说明。(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概括中国外交在进入21世纪之初“想得大些”的表现，指出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的“布局”特征，结合中国近年来所取得的科技成就，谈谈科技创新在引领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重要作用。
材料一：中国现代的城市化大致经历了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个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受国家各方面政策的影响，城市化发展波动较大。改革开放后，中国国情的独特性直接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必须以“非典型的小城镇”和“典型的大规模城市”“两条腿”式走路，城市化的发展更多从城镇化开始，推动中国城市化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城乡二元化体制以及户籍体制的逐步放松，农村过剩的人力资本逐渐向二三线城市迁移，但农民并不是“一次性全部进城”，他们会合理安排家庭的发展策略，既要实现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也要规避风险。农民进城的策略愈发具有弹性，它表现为农民在城乡之间的往返流动：一是季节性往返。农忙返乡，农闲进城或春节返乡，节后进城；二是周期性往返。年轻进城，年老返乡。三是突发性往返。在城市遭遇个人、家庭或宏观经济形势的重大变故，就业无门时可随时返回农村。形成了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城乡流动模式。
-王德福《走好“接力式进城”城市化道路》
材料二：二战后，伴随着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拉美各国的发展成就辉煌。作为一种半封闭的内向经济和发展模式，初期带来的较快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拉丁美洲大量农村人口在短时间内以爆炸性速度流入城市，推动其城市化进程发展。由于放任自流的人口政策，市政缺乏规划，且城市工业的发展无法吸收所有劳动力就业，无法为迁移人口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和基本的生活条件，随即出现了大批了贫民窟，造成城市化过程的混乱。1953年，学者将其归纳为“过度城市化”，其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但最直接、最根本的还在于其历史遗留的土地制度、人口政策、产业发展...从而引发大量社会问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摘编自王瑞民《过度与不足：拉美与中国城市化的比较与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现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特征。(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时期中国和拉美不同城市化模式的成因以及对我国后续城市化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 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在近半个世纪的艰难探索中，希望模仿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在自己的国家建立一个多党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结果以失败告终。当时普遍存在臣民思想的百姓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拥有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所属的知识分子数量极少，他们的政治立场不坚定。经历多次革命失败后，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孙中山带来了新的选择方向，孙中山逝世后，作为实际继承者的蒋介石完全不愿施宪法之治，转而行独裁之道，国民党也完全背离建党初衷，最终失去了执政权。实践证明，中国必须有一个坚强的先进政党的领导，必须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摘编自宫捷《近代中国政党政治模式的历史探索与反思》
材料二 西方民主观认为，通过自由选举实现轮流上台执政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这是西方政府和学者所夸耀的西方政党政治的优点，然而这更像是西方美化的结果。实际上长期以来，多数西方国家政权始终掌握在一两个政党或政党集团手中。例如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联盟和人民党联盟垄断了国家政局，两大政党联盟的议席数之和超过全部议席的2/3。西方民主观还认为，反对党的存在是西方政党政治健康的标志，是捍卫民主、防止独裁的必要手段。但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政党就开始出现政治合谋，政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越来越明显，为了提高选举获胜的机会，政党之间结成联盟越来越普遍，有原则、建设性的反对党明显减少。
——摘编自向文华《被美化的西方政党政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西方政党政治在实践上“被美化”的主要表现。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政党政治的认识。
材料 “凡贸易，金太贵，而不便小用；米不能久而不便大用；钱近实，而易伪易杂，钞太虚，亦复有泡烂。是以白金之为币，长也。”对于民众来说，白银有保值和储存的便利。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万历年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标志着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形成……民间海外贸易的自由发展，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对明王朝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等级秩序的致命颠覆，开创了自由思索与行事的开放氛围。明中期笔记曾有记载“纳银四十两，即得冠带（借指官吏），称义官”。明某话本中写道“如今人最易动心的无如才，只因人有了两分村钱，便可高堂大厦，美食鲜衣，使婢呼奴，轻车骏马……又有这些趋附小人，见他有钱希图叨贴，都凭他指使，真是个钱神”。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以白银为主要货币。围绕白银流通，当时形成了一个世界贸易网络。
——摘编自郭良伦《白银货币化之下的明朝中后期中国与世界》
请回答(1)根据材料概括白银成为主要货币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朝白银货币化的影响。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流行“袴褶服”，劳动人民将袖口部分逐渐收紧，形成了窄袖衫、小口裤等样式，从此中华民族上衣下裤的服饰形制普遍推广开来。北魏建立政权后十分重视服饰礼仪的作用，从拓跋珪到孝文帝，逐渐将其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改穿农耕汉服。游牧文化和西域文化的服饰在民族杂处和商旅往来中汇聚，各种文化传播也为这一时期服饰文化的自由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当时“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的现象。这些服饰元素，成为唐代及后世中华集体记忆可视性符号之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江冰《魏晋南北朝服饰文化论略》
材料二 在近代，女式服装的西化比男式早。在鸦片战争前后“上海女界喜效夷装，衣必袒购露臂，裤必长不及膝，袜必长统，履必高底，其形式介于华夷之间。在染欧化之沪人视之固觉时髦然使骤入守旧派目中，其不诧为妖孽也希”。这些追赶新潮的上海女性成了领导近代中国女性时装潮流的先行者。追求新奇的潮流同样反映在男装方面。洋泾浜一隅，五方杂处，服色随时更易，商绅及其子弟、一般市民，乃至仆隶佣人中都不乏追踪时尚者。戴墨镜、口衔洋烟，无论晴雨都带把洋伞，成为官商士庶的特定时装，一时相习成风，恬不为怪。
——张敏《试论晚清上海服饰风尚与社会变迁》
材料三 近代欧洲服装根据不同的特征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和洛可可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曾以夸张而膨胀的外观来表现人性的复苏；巴洛克时期的服装进一步突出感官效果，将服装引入现实的自由生活；至洛可可时期，以女性为中心，袒胸与夸张的撑裙证明了现世的享乐主义的泛滥。服饰流行的中心不再局限于以意大利为中心，呈现西班牙风、德意志风、法国风、波兰风等，地区风格之间时兴时衰。工业革命后，服饰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各个阶层由于自身需要穿着简便、合体的衣服。
——摘编自徐思民《西方服装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魏晋南北朝时期服饰文化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上海服饰变迁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概括近代欧洲服饰演变的趋势。
(4)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服饰文化变化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南洋是近代华人移居海外的主要地区。据统计，侨居马来亚（马来西亚的前身之一）的华人1931年为170.9万人；1934年为190.7万人；1938年达到222万余人。华侨中，“千百十万之富豪相继出现”，锡矿、橡胶等产业都被华侨掌握。侨汇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1902-1936年中国侨汇年均2.5亿元。1937年则达到4.74亿元，1938年国民政府在南洋“加紧吸收华侨汇款”，侨汇更达6.44亿元。
——摘编自林金枝主编《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等
材料二 新中国初期，由于遭遇经济封锁，中国的外贸规模很小，平衡国际收支困难。1950年-1988年，我国外贸逆差共计61.24亿美元，而同期侨汇约96.1亿美元，其中给侨属的小额赡家款占多数。国家通过提供专供生活物资等手段，将这些侨汇集中起来，同时又积极争取投资性侨汇。广东、福建两省的华侨投资公司吸收的资金，以1952年为100,“到1955年就为305%"。
——摘编自任贵祥《新中国三十年侨汇政策研究（1950-1980)》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30年代后期南洋侨汇的变化趋势，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侨汇在新中国初期所起的作用。
材料一：佛教在南北朝时期，达到全盛阶段。公元574年，（北）周武帝诏令“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灭（北）齐后，周武帝又下令“现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融括佛像，焚烧经教，三宝福财，簿录入官，登即赏赐，分散荡尽”。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1.凡成年男性未被褫夺法律行为能力，并执有任何依租簿而获得的土地或产业之产权，……其净年值除缴纳该项土地之一切租税及费用外，不少于十镑者，即有权参加选举其本区代表，参加下届国会……任何人不得在任何一年登记作为选民，选举该城市或城镇选区之一名或数名国会代表，假如他在当年七月底之前十二个月中曾接受教区赈款或其他救济金，依照目前议会法之规定，他丧失了选举国会代表的资格。
——《1832年改革法》（英国1832年6月7日）
2.凡年满21岁制男子，目前不在因犯罪而坐牢之列者，都有选举权。秘密投票--以保障选民运动用其投票权力。国会议员不应有财产的资格限制--使各选区能够选出他们爱戴的人，不论贫富。
-----英国宪章运动中的《人民宪章》1837年
材料三：18世纪的奥地利仍是盛行农奴制度的农业国，这种落后状态又使奥地利受到新兴的普鲁士的凌辱。女皇特蕾西亚进行的改革，便是在这种状况下开始进行的。她于1751年颁布了普遍征税法，取消了各邦和领主们的收税权。根据以女皇名义发布的土地册，一切臣民都要按照财产和等级普遍纳税。此外还规定农民为领主服徭役的时间每周不得超过3天，并宣布在皇室领地上废除农奴制。为发展经济，政府开始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国家对新建工场免税10年，放宽必须加入行会的规定，还统一了币制和度量衡，废除了国内税卡。此外，国家还对进口工业品课以高关税，而对进口原料则降低关税。
——摘编自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
材料四：1981年，全国总工会、共青团等9个单位联合发出倡议，倡议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开展“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倡导开展了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使亿万群众自觉参加以治理“脏、乱、差”为重点的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活动。在这过程中又有不断的发展，在“五讲四美”的基础上增加了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三热爱”内容。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
(1)根据材料一，指出北周武帝禁绝佛道的具体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其目的。(2)根据材料二，概括两份改革主张的最主要分歧，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人民宪章》提出这一主张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特蕾西亚女皇经济改革的影响。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意义。
材料一：下图是汉朝与罗马帝国交往的主要路线示意图
材料二：大帆船贸易中最主要的“丝银贸易”，使中国的丝织品进入美洲，而白银流向中国。许多西班牙官员在观察这一贸易时，并不关心西班牙人、菲律宾人在交易中获得了多少商品，甚至在他们看来中国人运来的是自己国家的糟粕，他们的视线只集中在金钱本身。在重商主义指导下，财富就是金银。只要金钱的本体流向国外，就是西班牙的损失。当时，流出的白银大多会留在中国，因此，中国被视为欧洲和亚洲白银的中心。西班牙人认为白银等贵金属外流，也将间接在军事上对西班牙造成威胁。在这种形势下，西班牙国内外反对之声不绝于耳，迫使王室不得不进行干预。
——摘编自韩琦，张昀辰《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垄断体制的建立及评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汉朝与罗马帝国交往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归纳西班牙对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态度。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以上两个时期亚欧之间贸易的相同点。
材料一 明代以来，淞江地区水网淤积、水旱灾害频发，嘉定地段尤为严重，该地农民开始弃稻种棉。《嘉定县志》记载“嘉定尽得其弹弓、纺车、踏机、掷梭之法”。“十田九棉”的种植结构加剧了当地缺粮的局面，百姓需“以花成布，以布贸银，以银兑米”，几经周折耗损。时任礼部尚书、嘉定人徐学谟谒见首辅张居正，积极推动漕粮折银。漕粮终得折银后，嘉定形成了一整套商品生产和流通的体系，众多种类的布匹远销全国各地。由此涌现了大量从事棉布生产与贸易的新兴“专业市镇”。扬州府兴化县、淮安府安东县等州县也仿嘉定争取漕粮折银。
——摘编自姜云峰《环境、赋税与地方社会——明代嘉定折漕过程及效应》
材料二 都铎王朝（1485-1603）统治时期，在征税的问题上国王首先要取得议会的同意和支持。1558-1601年间议会授权的直接税总额为315万镑，用于战争的总花费为463.6万镑。1572年末至1573初，国王日常开支占税收总额38%。1689年《权利法案》第4条规定：“凡未经议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的金钱，超出议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当违法”。1854年，议会制定《公共收入统一基金支出法》，规定：国内收入部、关税部的所有年度财政预算，都要提交议会。18世纪中叶在赋税用途方面，用于济贫的开支每年约为70万镑，19世纪初济贫税增长了62%。
——摘编自滕淑娜《从赋税来源与用途看英国近代议会与税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促成明代嘉定漕粮折银的因素，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归纳16世纪以来英国赋税制度的变化特点。
(3)综合以上材料，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谈谈你对赋税改革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