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篆书 | B．楷书 | C．草书 | D．行书 |
材料一 随着黄淮流域“华夏”人口的增多，原来的“华夷之辨”的血缘标准逐渐被地缘标准替代，并最终形成了以文化水平高低为区分标准，从而使得以血缘关系维系的农耕社会与血缘观念相对淡薄的游牧社会之间的人为界限随之加强。在“华夷之辨”演化的过程中，随着民族交往的频繁，“华夷严防”逐渐被打破，“天下一家”观念在进一步形成。孔子以“礼”区分中国和四夷，并认为两者可以互相转换。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民族观，认为中国任何一个民族只要修德，具有才能，都可以成为统治民族，统治中华成为圣王正统。司马迁发挥了“华夷同源”“天下一统”的思想，《史记·五帝本纪》体现的华夷同宗同源的统一观念，对中华民族形成及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中国历史上的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之间的华夷之辨并没有随着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而消失，而是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后期的清朝。
——摘编自徐洁《论清前期“中国”认同与实践》
材料二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族”一词被广泛应用，更加强化了民族认同意识。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华民族”一词不仅在中国学术界流行，中华民族自觉民族实体也被中国政治界、教育界、外国学者等认同，普遍运用其来强调中国的文明和中国人的特性。
1914年，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文中写道：“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是一种不朽的民族灵魂。”诚然，辛亥革命建立了共和民主的新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开辟了中国历史上实现民族交融、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新阶段。随着中华民族意涵的正式确立，中华民族的构建为中国各民族普遍认同，中国人民拥有了真正的国家观念、民族观念，为中华民族奠定了真实、合理、永久的稳固共同体基础。它不仅正确地反映了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民族利益、共同的历史使命，也为中国的发展和抗击外来势力对中国的侵夺凝聚了强大的制衡力量。
——摘编自王萍、杨敏《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认同及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意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国古代民族认同的发展表现，并分析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因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辛亥革命后民族认同的新内涵，并简析其影响。
| A．强化了外重内轻的局面 | B．缓和了朋党之争 |
| C．破坏了科举考试的公平 | D．加剧了阶级矛盾 |
| A．民主的保障与有限 | B．政党的对立与竞争 |
| C．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 D．阶层的分化与较量 |
| A．都位于农业发达地区 | B．都位于地势平坦区域 |
| C．都位于人口稠密地区 | D．都位于大江大河流域 |
材料 抗战时期，贵州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稳定和发展成为国民政府治理贵州的重心。然而，长期的军阀统治致使国民政府对贵州的控制和管理较为薄弱。随着战争的推移加强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控制，进而重建地方社会秩序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新县制”作为国民政府整理全国地方事务的重要举措，在贵州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得到了较为完整的推行。贵州实行“新县制”之后，在县级的辅佐治理人员中，科长、技士、督学、科员的数量均有所增加，而警佐、会计室主任、合作指导员等相关编制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在县行政人员中，县长是县行政人员的核心，“新县制”实施后，在贵州349名县长中，年龄21~40岁的县长有317人，40岁以上的有32人，具有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308人，其他为41人。
——摘编自李波《社会控制与秩序重建：抗战时期贵州“新县制”研究
(1)根据材料，指出国民政府在贵州推行“新县制”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概括贵州“新县制”改革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贵州“新县制”改革的积极影响。
| A．私学的衰落 | B．统治的加强 | C．理学的发展 | D．科举的变质 |
| A．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举国欢庆 | B．中国发起维新变法，百日而终 |
| C．日本挑起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受耻 | D．北洋水师首战失利，全军覆没 |
| A．官僚政治制度成熟 | B．儒家礼仪制度非常严格 |
| C．封建等级制度森严 | D．商品经济发展空前繁荣 |
| A．行会的出现 | B．商帮的出现 | C．市镇贸易的兴起 | D．长途贩运的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