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地方行政制度改革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内容。北魏前期，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广设军镇，相当于州，镇下置戍，相当于郡，对所在地区实行军事控制。孝文帝为推行均田制、三长制，下令将全国分为38州，除北方边境地区外，中原各地全面裁撤镇、戍，改为州、郡、县，地方管理回归汉晋体制。孝文帝还将州、郡、县依所管地区大小、民户多少等，各分为上、中、下三等，各等级地方长官的品级不同，其下所设属员多少也有相应的差别，规定地方长官“依户给俸”，即据民户多少确定俸禄；又将州刺史带将军号的办法推而广之，各州刺史、各郡太守例加将军号，将军府僚属纳入吏部管理，实际管理一州一郡行政事务，这为隋朝时将地方官吏全部纳入朝廷管理奠定基础。“依户给俸”在孝文帝以后停用，而地方行政机构分为三等九级，直到唐代一直没有改变。

——《魏书》等

材料二   1115年冬，“阿骨打用杨朴策，始称皇帝，建元天辅，以王为姓，以旻为名，国号大金。”金朝建国后，完颜希尹仿效汉字楷字，合女真语创制女真字，阿骨打“命颁行之”。自大定十一年起，在科举考试中专设女真进士科。女真人在创制、推广本民族文字的同时，积极学习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汉文化。金世宗为了让不懂汉文的人学汉文化，命译经所翻译了《易》《书》《论语》《孟子》等，“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

——摘编自陈佳华等《宋辽金时期民族史》

材料一：从西周到西汉，礼制以室中西南隅为尊长所居、祭仪以东向为尊，故都城布局采用坐西朝东的方式；东汉以后，天子祭天之礼成为大典，定制在国都南郊举行，兼须配合举行盛大的元旦朝贺之需要，都城布局遂一变而成为坐北朝南；到隋唐时代，为了“适应规模越来越大的元旦大朝会的需要”,又设计了以都城中北部的宫城为主体的、对称的中轴线布局。都城布局又影响到州县治所城市的布局。在唐代州(府、军)治所城市普遍实行子城制度，“子城为一州政治核心，政府、廨舍、监狱皆设其间”,其次州、县普遍置立社稷坛。

——摘编自鲁西奇、马剑《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

材料二：近代中国城市人口总数及城市化率

——摘编自李蓓蓓等《中国近代城市化率及城市化分期》

材料三：天津开埠后，其租界面积相当于旧城区的8倍。此前中国的城市发展通常因政治和军事展开，中心地区多以官府衙门、庙宇和祭坛为中心。近代城市的空间布局明显呈现出了商业化的特点。此外，城市空间出现新城区、旧城区和棚户区(贫民窟)并存的现象，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的城市问题，给城市的市政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例如，在19世纪末，北方工业中心天津的社会治安一片混乱，天津衙门根本无力控制住局面。而上海的社会问题则更为尖锐，各种帮会组织在上海滩风起云涌。

——摘编自顾强、章钊铭《从城市化到城市治理：晚清时期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

材料四：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布了一系列规划，推动城市空间高效合理的开发。政府将城市区分为不同级别：国家级中心、区域中心等，试图用行政力量推动城市群发展。政府放宽了外贸限制，给予经济特区以对外贸易宽松政策，并允许外资进入投资设厂。对个别城市的计划体制、价格体制、就业体制、企业行政机制作出了一些改革，开放了一批沿海港口城市。21世纪，中国城市化由单体城市向大都市和城市群发展，建立了城市新区，崛起了一批城市群。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城市群对经济发展功不可没。

——摘编自孙全胜《成因分析及提升路径》

材料一   各个古代文明独立发展，因此在文化上也表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特点，大体说来，印度人重视宗教，中国人重视伦理教化，希腊人追求理性，罗马人注重实用，埃及人讲求来世。当然，这些特点不是绝对的，有些是各文明所具有的，有些则相互渗透。如佛教曾传入中国、东南亚、日本和朝鲜，希腊人曾统治埃及和西亚，罗马人曾领有东地中海和高卢等地区，并给这些地区的历史发展以巨大影响。不过，所有这些对当地原有的文明来说，很难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当地原有的文化。

——摘编自晏绍祥《世界上古史》

材料二   大约在1500—1800年间，世界各地区之间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其中包括生物意义上的交流。跟随着欧洲探险者漂洋过海，美洲的玉米、花生、烟草等在非洲、亚洲和欧洲生根发芽；与此同时，大量非洲的奴隶被运往美洲。

1990年后，推动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力量促进了全球化。新的通信媒体已经将世界联系在一起，并推动全球文化的融合。在全球化中，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了环境的恶化、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这些全球问题需要全球共同解决。

——摘编自杰里·本特利等《新全球史》

材料一   唐朝科举考生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允许自由报孝，当时的取士原则兼顾着士子的平日才学和科场表现，若仅就规则而言，尚不周严。为杜绝舞弊自宋真宗朝始，各级考试的试卷一律“封弥”“誊录”，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也实行初考、复考、详定三级评定制度。在宋朝，科举入仕者逐渐增多，成为文职官僚队伍中的核心力量。赵宋统治者鼓励敞开言路，士大夫们在处理各类国家事务之际亦敢于负责而直抒己见。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讵能我待。……庶几广学育才，化民成俗，内定国是，外服强邻。转危为安，胥基于此。

——张之洞等《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1905年）

材料一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

——马克思《资本论》

材料二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材料一   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年）的伦敦是最早出现近代贫民窟的城市之一。1851年，英国成为首个城镇化率突破50%的国家，作为英国首都的伦敦，是全国制造业中心与主要贸易港口，吸引着全英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就业人口。同时，圈地运动导致大量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被迫进城务工，他们的收入水平普遍很低。当时英国市场经济并不稳定，许多工厂雇有大量的临时工与季节工。伦敦高昂的房租和物价水平远超其他城市，1850-1880年，伦敦市中心普通住房的租金价格几乎翻了一番。政府中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活动中的自由竞争能解决所有问题，这导致政府更愿意将住房问题交给市场去处理。于是，大量非熟练工、临时工、季节工与失业群体只好搬进过度拥挤、卫生状况恶劣但租金相对较低的居民区生存，而这些居民区也随着人口密度的不断增长逐渐成了贫民窟。

——摘编自高舒琦《19世纪英国伦敦贫民窟更新及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二   新加坡是一个地狭人稠的城市国家。住房问题上，新加坡拥有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两大体系，其中，以“组屋”为代表的保障性住房始终占据主体地位，而商品房占比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降至不足1%。早在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便大规模兴建公共住房。1966颁布的《土地征用法令》规定，政府有权征用私人土地用于国家建设，这保证了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所需的土地。组屋售价由政府根据中低收入群体的承受能力而不是成本决定，建设组屋的亏损由财政补贴。政府还限制居民购买组屋次数，更不允许以投资为目的买房。1994年，政府还推出住房特别援助计划，以各种形式向国民提供住房补贴，使组屋价格始终保持在普通居民能够承受的范围内。20世纪90年代后期，组屋开始呈现供过于求的状态。

——摘编自郭伟伟《独具特色的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