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明律》吸收了《唐六典》《元典章》以职官分类编制法典的长处，创立了以六部分类的新体例。《大明律》共七篇，“名例”以下，分别为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和工律六篇，其在定罪量刑上 侧重尊君。朱元璋还创造了“教民榜文”之类的普及政教法令于民间的制度，让“里老人”宣讲简明扼要 的“圣谕”。清入关初，曾依照《明律》制定法律，至乾隆时期，修成了集历代封建法律之大成的《大清 律例》。乾隆在《大清律例》序文中说，法律“非徒示之禁令，使知所畏惧”,更在于“弼成教化，以洽其好生之德”。清代还制定了《蒙古律例》、《回疆则例》等，使司法管辖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摘编自朱勇主编《中国法制史》

材料二   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早期的民事单行法如婚姻法、继承法、担保法、合同法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这些 法律相对比较散乱、零碎甚至有冲突，无法像民法典那样发挥出整体效应，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20年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通过，并决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

材料一   民国建立后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交替时期，废约运动取得重大成果；抗战时期主要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列强在华特权基本上被取消。但中国实际上没有取得平等独立的国际地位，直到1949年后，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庄严宣告“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的外交原则，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获得了解决，不平等条约留下的最后一点污斑被清除干净。

——李育民《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

材料二   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亚非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独立召开的一次会议，它标志着亚非国家走上了团结、自立、共同发展的道路。但是，由于美国的唆使和破坏，一些与会国将矛头指向社会主义新中国，攻击和污蔑共产主义是“独裁”，是“新殖民主义”，企图以此在会内掀起反华逆流，制造猜疑和分裂气氛，进而使会议不欢而散。 与此同时，一些主张中立的国家和参加军事集团的国家在会议上也产生了针锋相对的争吵，导致会议陷入僵局。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以其政治家、外交家的敏锐眼光和宽阔胸怀，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国代表是来求同的而不是来立异的。”

——杨晋辉《论周恩来“求同存异”思想》

材料三   2013—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04万亿美元增至1.34万亿美元。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有100个成员，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超过1000亿美元，年均增长4.4%。2013—2020年，中国先后与138个国家、30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世界提供透明、公平的发展机会。

——据新华社资料整理

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引用了梁启超先生的“三个中国”说，指出：“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材料   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也……此实汉族自经营其内部之事。当时所交涉者。惟苗种诸族类而已。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

——摘编自1901年梁启超《中国史叙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