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是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在政治思想上的反映。这是一个对空谈心性的灾明理学末流进行批判、新旧思想观念激烈冲突的所谓“天崩地解”的时代，是在最广泛意义上开始探索新世界、设计人类社会新计划的所谓“天工开物”的时代。此时的启蒙思想家以各自的表现方式，比较全面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和统治阶级的昏庸无道，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各种禁锢人性的陈规与说教。这一时期，有的思想家提出了“自由私产”“夫私者，人之心也”“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的主张，有的说“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必使治天下之举皆出于学校”，有的讲“法有可采，何论中西”，“寓通几（即哲学）于质测（即科学）”，倡导求实学风，对宋明以来“蹈虚空谈”的学风是一个否定。
——摘编自张华荣《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简论》
材料二 中国近代启蒙是在民族救亡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由于知识分子的优患意识、危机意识的存在，外来思想输入中国后常常被赋予中国式的解释以达到政治目标，不可避免带有中国特点。即不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和启蒙思想转变的内在理路，前者可划分为戊戌启蒙、辛亥启蒙和五四启蒙，后者可概括为传播现代理念、建构现代国家和塑造现代国民三个方面。从戊戌启蒙到五四启蒙都有近代欧洲启蒙的批判精神。然而，近代启蒙的遗产不是理性的实现，而是“工具理性”的实现，个人自由、解放服从于国家独立、富强，民族解放高于政治民主。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念、规范、制度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现代社会的规范、制度还没有真正确立，这是一个"两头都不靠岸"的时代，启蒙者忽视了启蒙思想内在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但是启蒙的批判精神仍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所需的推动力量。
——摘编自杨全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演进的逻辑与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进步主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古代和近代启蒙思想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在5000多年文明史上，中华民族长期领先于世界，但中华民族深知“国虽大，好战必亡”的千年古训，拒斥“国强必霸”的强盗逻辑，不搞侵略扩张和殖民主义，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和平交往，和谐相处，留下许多友好交往，促进文明传播的佳话。
——焦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材料二：（中国）犹未能遂其发展之自由者，则苦于国际障碍之多也。……案（美国）威尔逊总统十四要点所含公道、平等、尊重主权诸原则，业经联盟及共事诸国共同承认，今和平会议方欲借此为基础，而建设新世界。……中国代表爰提出说帖，罗列诸问题，冀依主权国所不可少之土地完整、政治独立、经济自由诸原则，而加以纠正。……下分舍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警察、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权等七项。
——《中国希望条件说帖》（1919年·巴黎和会）
材料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1949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古代中国与世界“友好交往，促进文明传播”的史实依据。
(2)“弱国无外交”是近代中国在与世界的交往中所得出的惨痛教训。请根据材料二和相关史实，分析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诉求有何特点，以及最终失败的原因。
(3)新中国成立后，开创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道路。请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与世界交往方式发生变化的国内、国际背景。
材料一 隋唐时期，各民族交融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华夷一体”局面逐渐形成。隋唐都是从鲜卑族建立的西魏、北周一脉相承而来，隋文帝希望所有的民众都能以仁义之礼相处。唐太宗认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唐代采用册封、和亲、互市、通商、会盟等等温和的方式处理与四方民族的关系。文质、儒雅、自信的儒家思想文化及仪态万方的华夏礼仪文明吸引了少数民族政权纷纷遣使大唐，学习儒家经典和中华礼仪。
——摘编自冯敏《一体与多元：隋唐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全新发展》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清革命初起时，针对反清革命志士的政治口号，蒙古王公“虽然知道这一口号的矛头是指向清朝统治的，但‘鞑虏’二字有着牵连蒙古的意味。”随着建国问题提上日程，革命派表示：“今后凡属蒙藏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压制于一部者，皆得为国家之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取得国家之参政权”。1912年2月12日，清帝洋仪在颁布的《退位诏书》中说：“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1939年，成吉思汗第30代孙、内蒙古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明确提出，“蒙古是整个中率民族的一分子。”
——摘编自杨天宏《清帝逊位与五族共和》
材料三 1922年，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在长征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多样性，提出了民族团结的基本政策。1935年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939年，毛泽东指明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民族文化和结构特点等问题，稍后提出“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这些有关中华民族的思想和观点，与当前我们所认识的“中华民族”内涵基本一致。
——摘编自赵刚《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百年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隋唐时期“华夷一体”局面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革命派民族政策的变化并分析其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形成的原因，并概括其内涵。
材料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统计的国家之一。西周已有公开的人口调查，还有专司人口统计的官吏。春秋战国时期，为实现富国强兵，统治阶级建立了严格登记户籍的“书社制度”、呈报户口及税收的“上计制度”，加强了人口管理。唐朝政治家杜佑认为治国理政需要掌握详细的人口数字，曾尝试多种方法统计人口，如根据食盐消费量估算进行。明朝建立后，在全国推行“户贴制度”，制定了统一的填写要求和规定，其调查项目之完备，在当时世界上实属罕见。
——摘编自董友涛《中国古代人口统计发展史叙略》
材料二 1908年《预备立宪公会公报》介绍并讨论了日本东京的人口调查。1909年，清政府发布“宪政编查馆奏定统计表总例”，并公布民政和财政统计表式的详细解说。各地调查登记户口时，须核查登记外国人口、教民人口和每户的壮丁、学龄儿童。在此过程中，地方自治区域调查亦同时进行。
——摘编自李章鹏《清末中国的近代人口调查》
材料三 2020年，我国组织实施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与前六次相比，“七普”全面引入电子化方式进行登记，利用互联网云技术实现数据的实时上传，还利用部门行政记录数据对普查进行核验比对。“七普”为了解全国人口状况和发展趋势提供了详细的分年龄人口信息，也为人口领域学术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摘编自张现苓《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年龄数据准确性分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人口统计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中国古代相比，清末人口统计的目的有何不同，并分析产生这些不同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战略意义。
材料一 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西汉）贾谊《论积贮疏》
材料二 秦汉时期的常平仓制度，就是通过国家收购和销售粮食来发挥储备的调节功能，稳定粮食价格、保护农民利益，与现在中央储备粮的功能类似。魏晋隋唐时期的义仓制度，就是民众主导经营，发动社会基层力量，鼓励全民储备，弥补了国家粮食储备布局和结构上的不足。宋元时期社仓制度，则是在自愿原则下，粮食储备民有、民办、民管，国家只适度监管，进一步弥补了国家粮食储备体系和数量的不足。而明清时期的预备仓制度，则是由政府出资，以备荒救灾、稳定粮价为目的，粮权归国家，管理由民间负责，政府只派官员对其经营进行稽核巡查。
——张中《中国粮食仓储的历史与展望》
材料三 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
——《毛泽东就农业机械化问题致刘少奇的信》1966年3月12日
(1)根据材料一，概括贾谊的粮食安全观并分析这些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概括我国古代粮食储备措施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说明我国备战备荒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并分析这一政策的影响。
材料一 从8世纪中叶起，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实施博采诸家、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大力倡导并赞助将古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国的学术典籍译为阿拉伯语。在哈里发的资助和倡导下，在首都巴格达创建了国家级的综合性学术机构“智慧馆”、由翻译局、科学院和图书馆组成。智慧馆以重金延聘了各地不同民族、宗教信仰的近百名著名学者和翻译家，集体从事译述、研究活动，将用重金从各地所搜集的一百多种各学科古籍进行了整理、校勋、译述。他们在对原著直译的基础上，作了大量校勘、注释、质疑、摘要、评论等，发挥了自己新的创见。至阿拔斯王朝前期结束时，古希腊典籍中重要著作都已译成了阿拉伯文，其中有柏拉图的《法律篇》《国家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以及医学、天文学、数学方面的译作。这些著作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启发和迷人的智慧，不仅大大丰富和增长了见识、学问，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将阿拉伯人由一神信仰阶段带入了层次更高的理性思辨阶段。
——摘编自潘潇寒《阿拔斯王朝百年翻译运动》
材料二 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深感西方船坚炮利，提出必须“访夷情，译西书”，开近代翻译先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开始筹建京师同文馆译书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机构从事大规模翻译活动。徐寿1868年在江南制造总局主持译书工作，大多是根据西文的较新版本，由传教士傅雅兰口述，徐寿用适当的汉语表达出来，前后译书17部约280万余字，所印书籍涉及经济、军事、物理、化学、医学等领域。……甲午战争之后，翻译活动迎来新的高潮。随着洋务运动的式微，翻译活动也逐步走向民间，形成了近代晚期新兴的翻译群体。著名的翻译家主要有马建忠、严复等。他们都满怀爱国热情和报国志向，有海外留学或驻外经历，对西方政治、经济、法律等有深入的了解。例如严复提出的“信、雅、达”的标准，确立了翻译作品的真实性、严谨性和可读性。他在所译作品中都有序言，介绍翻译本书的目的，同时对书中旨意进行阐述。如翻译《天演论》中介绍过达尔文的《物种原始》、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翻译《论法的精神》中对旧思想批判尤为突出，倡导“(立宪之国)主人非他，民权是已”的主张。严复的翻译可以说不独是理论学说的介绍，而且是一种“批判的武器”。
——摘编自史日丽《近代翻译活动的时代特征》
(1)根据材料一概括百年翻译运动的特点，并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其兴起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分析指出甲午战争前后翻译活动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翻译活动的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文明交流的认识。
材料一 按唐制，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四品以下官由吏部考核，三品以上官由皇帝亲自考核。考课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法，“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秤，四曰恪勤非懈。“二十七最”是根据各部门职掌之不同，分别提出的不同要求。经过考核，定出上、中、下三等九级，每个等级都有相应的考课标准和奖惩办法。
——摘编自张晋藩《考课—中国古代职官管理的重要制度》
材料二 明中叶以来，官僚主义愈演愈烈。隆庆二年张居正给穆宗所上的《陈六事疏》中指出，当时的官场风气是“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纵委徇”。万历年间经由神宗皇帝批准推行“考成法”。其一，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该完成的工作、任务，酌量道路远近，轻重缓急，确定完成期限。上述事由、环节分别登记在三个账簿上；其二，六部和都察院分别按照所留帐簿底本，对相关官员应该完成的工作、任务逐月检查。如果未按期完成，则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罪论处。六科根据账簿登记，稽查六部的执行情况，内阁根据帐簿登记，稽查六科，并对隐瞒不报事例进行惩处。明代史学家谈迁评价张居正：“江陵立考成法，以为制治之本。向者因循玩愒，至是始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焉。”又曰：“中外凛凛，毋敢以虚数支塞。行之十年，太仓之积，足倍数载。“
——摘编自陈国平《张居正改革中的考成法考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考课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考成法出台的背景及发挥的作用。
江村大墓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驾崩于未央宫，群臣遵其遗诏葬于霸陵，但霸陵的具体位置并不确定。
元代学者骆天骧在《类编长安志》认为：“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这个说法一直被后世沿用。但是，2011年考古专家勘探确认凤凰嘴地点并无汉代墓葬遗存，排除了其为霸陵的可能。
江村大墓在距离凤凰嘴2000米的地方，考古专家发现了该墓平面为“亚”字形大墓。“亚”字形在汉代是顶级配置，只有皇帝、皇后才能用。考古专家扩大勘探范围后，发现一道东西长1200余米，南北宽约863米左右的夯土围墙把江村大墓和汉文帝的窦皇后墓合围在一个大陵园内，两座大墓同处于一陵园内称为“同茔”，一人一墓一坟头称为“异穴”，正好体现出汉代帝后合葬“同茔异穴”的特点。下图：
江村大墓地表无封土，外藏坑出土了陶俑、铜印、铜车马器及铁器、陶器等1500余件，铜器和铁器数量较少器较小，与史载汉文帝遗诏中所说“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相吻合。铜印章刻有“车府”“器府”“中司空印”等隶书文字，表明大墓周围外藏坑应为模仿现实官署、府库建造，这样的官署、府库大约有100多个，领导这些官署的一定是皇帝级别的墓主人。据此，江村大墓最终被确定为汉文帝霸陵，西汉十一座帝陵名位问题全部解决。
——摘编自孙晓波《霸陵之谜：“江村大墓”发掘始末》
(1)阅读材料，概括指出江村大墓被确定为汉文帝霸陵的理由有哪些？
(2)阅读材料，结合所学，指出江村大墓印证了汉朝的哪些时代特点？
材料一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作为工商业中心，号称“工贾艺术杂处”，即以工商业为主，各行各业各色人等杂处之地。在市镇上，最有势力的是那些牙行——花行（棉花牙行）、布行、丝行、绸行、米行等，以及仰食于牙行的领投业（中介掮客），脚行脚夫（搬运业），还有从事打行（打降）、白赖（白拉）的市井流氓。其次就是沿着大街小巷开设的数以百计的各行各业店铺，他们与牙行一起形成由老板与伙计组成的商人群体，即所谓坐贾。此外还有行商，即从全国各地来此贩卖丝绸、棉布、粮食等商品的客商，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商帮与会馆聚集起来的商人群体。再次是各种作坊一一机坊、坊以及其他手工业作坊，由作坊主与雇工构成的工人群体。最富有者对购买土地已不感兴趣，地权分散化趋势成为历史必然。
材料二 进入15世纪，随着农村纺织业的兴起，英国原工业开始突破原先以城市手工业为中心的格局。早在1454年，英国议会就宣称“在这个王国的所有地方，呢绒制造业是最大的行业，是这个国家劳苦大众的生命”。到了16世纪和17世纪以后，英国的原工业区域特色越来越明显，毛纺织品的出口数量不断地创新高。在英国历史上，毛纺织业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呢绒占了出口的23多。在1741一一1772年间，这个行业原材料每10年增长14%，到1770年，这个行业的产量价值在800万到1000万英镑。自16世纪以后，英国棉纺织业、金属制造业以及其他行业相继出现了大量的技术革新，但在18世纪晚期以前，大量技术创新属于微观的发明，大多数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依赖于个别天才的创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特点，并简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早期英国农村经济与明清时期中国市镇经济有何不同之处，并说明造成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嘉种”的概念，《诗经》记载了选用良种的好处和一些已经育盛的优良品种，这一时期选种和育种的目标是产量、品质和熟期等。《管子》所记载的18种土壤中，每种土壤都有两种适于栽培的作物品种。汉代在选种上已经普遍采用田间穗选的方法，选择标准是植株高大或穗大强者，种子贮藏时注意干燥防虫。《齐民要术》所提出的选种标准还增加了品种的特性和遗传素质及适应性能，并对良种的繁育技术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明代耿萌接提出了更高的技术标准，清代杨双山的“择种法”在理论和技术上相较前人有了更大的进步。
——摘编自郭文韬《中国古代的选种有种和良种繁育》
材料二 中国杂交水稻研究起步较晚，但进步神速。50年代中后期，研究者们确立了水稻性状研究杂种优势的基本思路，并对实验范式达成了共识，为水稻杂交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60年代，袁隆平和他的团队克服重重困难，用了四年时间通过对超过14000株水稻的观察比对，揭示了水稻雄性不育的遗传规律，并首冰提出了水稻三系杂交法的科学概念。此后全国杂交水稻研究团队展开大协作，1976年中国开始与国际水稻研究所合作，与其它国家互通有无，攻克了诸多难关。袁隆平敏锐地发现，传统三系法由于不育系的稳定性，导致产生优秀组合的概率偏低，经过多年研究，更为优越的两系法育种诞生。此后二十多年里，中国超级稻有育种计划将常规选育、三系、两系选育与分子生物技术结合，取得了突出成就。目前，中国杂交水稻已在60多个国家成功试种或推广，中国成为世界上杂交水稻技术的主要输出国。
——摘编自李晏军《中国杂交水稻育种》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我国古代选种育种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杂交水稻选育技术发展进步的原因，并简述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