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代，皖南一域产生了大量的契约文书。在徽州当地， 一般民众之间的经济交往相当频繁，田土交易推收过割，以及乡土社会秩序之维持，在很大程度上以“契约和理性”来支撑，即使是亲族之间也不例外。明清以来的徽州遗留下的大量文书，除契约文书之外，还有 日记、书信(包括原件、信底及活套)、账册、杂抄(“碎锦”“杂录”)、启蒙读物、日用类书和诉讼 案卷等，几乎涵盖了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徽州在传统上属于诉讼频繁的“健讼”之地，围绕着各类土地、房产、赋役以及人身依附关系的文书，作为发生纠纷和诉讼时的有力证据，有长时期保存之必要；再加上“敬惜字纸”之观念深入人心，巨量徽州契约文书得以留存。
材料二 海外也零星可见徽州文书之收藏。如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明代歙县方氏信函七百通(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作为书法艺术珍品流入美国);英国的档案中有一些徽州茶商的资料；日本长崎等地，保留了一些徽州海商的文书。日本其他的一些机构也保留有少量徽州文书，但其整体收藏的情况还不是非常清楚。
材料三 20世纪50年代，有日本学者提出：古代徽商的海外贸易活动的巅峰在明中后期，徽州海商在明末以后走向衰落，到清朝时，徽商则倾其全力经营国内商业。1984年，有学者利用中日(官方)交涉中的海事资料，揭示了清代徽商利用沿海来扩大其商业范围，并以巨额资本从事海外贸易的事实。1999年，有学者广泛搜集中日两国的文集、笔记、随笔、碑刻、族谱和尺牍等资料，并从中寻找徽州海商的印记，得出在清代(太平天国运动前)的东亚，徽州海商仍然极为活跃的结论。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振忠《徽州文书的世界》
(1)根据材料一，分析明清时期徽州文书大量存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海外收藏的徽州文书的史料价值。
(3)根据材料三，指出20世纪下半叶学术界关于徽州海商的争议焦点，并综合上述材料及所学知识，具体说明史料辨析在史学争鸣中的作用。
材料一 《诗经》：“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公羊传・隐公元年》载：“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唐）徐彦疏曰：“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考古研究发现，在龙山文化时代，从北方到南方很广大的范围里，多种文化都有其共同点。不同文化之间呈现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以玉器、象牙器、绿松石、特殊的彩陶器、大口缸等精致奢侈品为代表的象征物品的交换。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是“大一统”思想的孕育萌发时期。维护以“天子”为天下核心的政治观、“天下统一”的疆域观及“华夷有别”的族群观,构成了“大一统”思想的三大基石。秦朝“大一统”思想的政治实践：疆域统一与华夏的整合。公元前221年,秦完成了规模空前的疆域一统。西汉“大一统”思想发展的表现为确立华为正统。自此"华夷之辨"演变为立国合法性的正统之争与疆域治理的华夷分治。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一统”思想发生变革。此时期，一些入主中原的边疆民族统治者也纷纷认同华夏传统，主动将自己纳入华夏的历史序列，打破自西汉以来正统体系中的“华夷之别”，从而获得正统身份，使北朝历史呈现出继承华夏正统的强劲态势。隋唐“大一统”思想提升。唐太宗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唐太宗认识到了“华夷”虽不同，但可通过“德泽”达到亲如“一家”的效果。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大一统”思想发展。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民族大互动大交流的阶段。辽和金，逐渐接受华夏文化，以“中国”“正统”自居。元朝不仅实现了疆域的“一统”，而且编订《大元一统志》，正式将“一统”列入全国地理总志之名。明代大一统回归。明太祖朱元璋继承了先世“大一统”的思想，更加看重疆域统一的重要性。清代“大一统”突破。顺治帝多次指出：“满汉官民，俱为一家”；康熙帝强调“朕统一寰区，无分中外，凡尔民人，咸吾赤子”。在清代诸多碑刻及匾额中，清朝特别撰写汉、满、藏、 蒙、回五种文字，或者其中的两种、三种、四种或五种。清朝对“大一统”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对 “中外一体”的阐释和深化上，更体现在实践方面，具体表现为实现疆域统一和中华民族主体 构建及权力边疆治理向边疆内地化的探索。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陈跃《论中国古代“大一统”内涵的发展演变》等
(1)根据材料一的三则史料探究中国古代“大一统”内涵的历史演变，指出其史料价值，并作出合理推断。(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古代“大一统”内涵的历史演变提炼一个论题，并加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2023年2月27日，202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等成功入选。
材料一 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大松山考古出土的文物极其丰富，从2192座墓葬中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这些出土物几乎涵盖了黔中地区1400年的生活、商贸、信仰到丧葬等方方面面，集中展现出这一时期贵州生产、生活的社会变迁与历史的进步。在此之前，历史学界认为贵州有一段模糊的“中世纪”，秦汉以后的文献，记载或从侧面记载贵州高原的文献，主要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晋人常琼编写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而之后关于贵州的记述，多为只言片语，极为简略，甚至语焉不详。如今能见到的最早一部记载贵州历史的志书是《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而那已经是15世纪中叶了。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贵州古代的历史面貌一定会走出“模糊”，变得越来越清晰。
——摘编自范同寿《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证明通道贵州的存在》
材料二 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是大运河通济梁开封段的重要文化遗产。汴河是流经开封的一条古老水系，古称派水。战国时期魏忠王利用派水开凿鸿沟，水行大梁。汉晋南北朝时期，改派为汴，汴河由此而来。隋大业元年开凿大运河，利用汴河改建通济渠，连通黄河淮河水系。《宋史·志·卷四十六》记载北宋时期都城开封“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汴河成为保障东京城物资供应的重要通道，堪称京师生命线。州桥是跨越汴河的一座重要桥梁，始建于唐建中年间，初以汴州桥命名，俗称州桥。其建筑也最为精美华丽气势宏大，《东京梦华录》记载“其柱皆青石为之……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锵海马水兽飞云之状”。州桥明月是闻名遐迩的汴京八景之一。汴京州桥不仅是运河与御街中轴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东京城最繁华最具烟火气的商业中心，甚至演变成为北宋东京城的文化标识。明初洪武年间重修后的州桥，桥高水深。此后一百余年，由于运河淤塞，州桥亦渐荒废。明末崇祯十五年，州桥与开封城一同被洪水淤埋于地下。
——摘编自中国文物报《2022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的史料类型，并说明其历史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汴河发展历史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作用。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你对考古新发现的认识。
| A．与历史著作具有同等史料价值 | B．能够准确记述历史人物的事迹 |
| C．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史料运用 | D．反映出时代对历史叙述的影响 |
材料 因为《马可·波罗游记》的出版使马可·波罗也成为世界第一号游侠。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的地名达100多个，而这些地方的情况，综合起来，有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乃至国家的琐闻佚事、朝章国故，也时时夹见其中。关于中国，《马可·波罗游记》有不少不靠谱的记载，如元代北京城墙是被涂成白色的，他甚至说宫廷的窗户中使用了玻璃，更是有些匪夷所思。马可·波罗自称在中国生活了17年，还“管理”了扬州3年，但在他的游记中，关于中国的地名多是突厥语音译。另一方面，书中所记载的大量的蒙元时代的历史大都可以在历史文献中找到对应。如元代的政治制度是行省制，驿站制和漕运制是元代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这三种制度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它是第一部全面、深入介绍中国的游记。马可·波罗的时代正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夜，意大利所倡导的文艺复兴在本质上是对世界的发现和对人的发现，对世俗生活的渴望，对财富的迷恋，对爱情的追求……而《马可·波罗游记》满足了意大利人所有这些冲动。《马可·波罗游记》的传播和接受……它的影响史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集体想象物”。
——摘编自张西平《〈马可·波罗游记〉与中国文化的西传》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马可·波罗游记》对欧洲人的影响。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
| A．鱼鳞图册还不能用于历史研究 | B．学界关于鱼鳞图册尚存在争议 |
| C．史料价值取决于研究者的认识 | D．学术争论阻碍史学研究的发展 |
| A．《史记》缺乏研究秦史的史料价值 |
| B．睡虎地秦简能够与《史记》说法相印证 |
| C．两则史料自相矛盾，无法判断真伪 |
| D．历史研究需要通过多重证据探寻真相 |
| A．对控制的亚欧商路征重税 | B．最高统治者称为苏丹 |
| C．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 D．都城名为君士坦丁堡 |
材料 解读史料，获得历史认识，探寻史料表象背后的意蕴，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汉武帝时期部分重要历史人物活动事迹
| 重要活动 | 资料来源 |
| 汉武帝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 | 《史记·大宛列传》 |
| 李广利（汉武帝时大将）伐大宛时，“宛城中无井，汲城外流水厖宛城中新得秦（汉）人，知穿井”。 | 《史记·大宛列传》 |
| 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涂林，安石榴也”“使外国，得胡豆”。 | 《齐民要术》 |
| “孝武（汉武帝）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 《汉书·西域传》 |
材料一 杜佑（735—812）是唐代中期著名的史学家，他的《通典》是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最早的政书体著作。杜佑从中唐现实出发，把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结合进了振兴中唐的政治需要中。他认为《通典》的作用在为封建帝王决断大政时提供方便，随时可以和上古的制度进行参照。通过对从上古到唐朝经济、政治、军事制度的描述，说明社会变化发展是由简到繁、由落后到先进的过程，杜佑认为只有在圣贤的“继施法教，随时拯弊”下，华夏社会才能进入文明。他极力推崇孔子“既富而教”的观点，即治政的最终目标必须使老百姓富裕足食，并且用礼仪开导、教育他们。杜佑对经书颇有研究，对经书的言论十分信赖。然而，他对儒家经书并不盲从，而是勇于疑古，善于求是在评论古人时，杜佑的方法是比较辩证的，从不绝对化。他既不因人废事，也不因事废人。
——摘编自章见、郭伟《杜佑史学思想述论》
材料二 梁启超（1873—1929）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新史学”和“史界革命”的先行者。他在其代表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注重史迹纵横间的勾连，加以组织，还原历史的连续性和因果关系，将专门史和普遍史结合起来，鼓励学者通力合作以建成历史学科的庞大网络，历史的服务对象应从高层转向普罗大众从狭隘的帝王历史扩展到丰富的社会整体史。治史者应尽可能的客观，对史料精心考证，慎加辨别。重新界定史学范围，使历史分科精密化，各学科之间不相侵扰。’他坚持英雄史观，认为群体心理是个人心理的扩大化，风云人物的心理对破解时代谜团社会阃奥意义重大，因为此类人物的心理是史迹“吸射力之根源”
——摘编自姜南《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看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杜佑和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异同。(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杜佑和梁启超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