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近代以来，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率先完成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居于领先地位。这些国家的学者对他们的现代化道路做出理论总结，即现代化理论，并将它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普遍模式推荐给发展中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亚非拉地区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开始自身的现代化建设，但在循着现代化理论进行现代化建设中纷纷遭遇挫折，于是开启了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的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现代化道路比较研究》

材料一   国际格局是世界上主要力量或力量中心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之间的相对稳定的结构和态势。国际格局以国家实力为基础，反映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为追求国家利益而展开的冲突与合作关系；具有明显轮廓并对世界发展起重要影响的近现代国际格局逐步形成，第一次是17世纪40年代经历了欧洲30年战争后形成的“威斯特伐里亚格局”；第二次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形成的英俄普奥法多极格局，五极力量此消彼长，构成均势；第三次是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下的国际格局，这次的多极格局结构充满矛盾因而非常脆弱、短暂；第四次是二战后的雅尔塔格局，其以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为中心。这四次国际格局的转换都是在大规模战争之后，通过战胜国召开会议，是其意志妥协的产物。

——陈小曼杨佳佳《国际法在构建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材料二   在以往的几次国际格局的演变中，国际法主要体现为国家协议的形式，其对国际秩序构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每次格局交替时和既有的国际格局出现危机预兆时，作为大国维持自己既得利益并保障其将来的利益的工具，是大国意志妥协的产物，并不能反映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意愿，以此为基础所建立的旧的国际秩序是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国际法作为构建国际秩序的基础已经被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所认可，通过国际法可以将国际社会各国对于构建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意志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并辅之以相关保障措施。

——陈小曼杨佳佳《国际法在构建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材料   1950年6月，中央重工业部计划司发布《国营工业经济计划工作的组织与方法》，明确提出工业经济计划需要包括七个部分，强调“所有一切与生产及建设相关的全部经济内容都包括在内”。政务院先后成立了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等工业管理部门。

在“一五”期间，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管理、直接下达计划指标的产品由1953年的115种增加到1956年的380余种。而“计划一经批准，一般不予修改”。1953年10月，财政部下发《关于编制国营企业一九五四年财务收支草案各项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燃料、重工业、一机、二机、纺织等各个部门所属的国营企业“基本建设支出，技术组织措施费，新产品试制费，零星固定资产购置及各项事业费，均属经济拨款之范围，应悉数列入财政收支计划‘预算拨款’的有关项目内”。在具体实践中，1951年至1954年，国营企业的定额劳动资金由财政和银行分别供应，1955年至1957年则实行国营企业自有流动资金计划定额全部由财政拨款的制度。国营企业从原料供应、要素价格、生产过程、财务重要等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政府的严格控制。

——据郑有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材料   法国在历史上的显赫地位一直是法国人的骄傲。但在二战中沦陷，戴高乐的“自由法国”甚至一度得不到盟国的承认。战后美国根本不把法国作为战胜国来对待，对战后重大问题的处理，法国不是被排斥在外，就是没有多少发言权。戴高乐1958年上台后，法国经济不断得到恢复，其发展速度还超过了美国，至1970年，法国国民收入达1283亿美元，居西方世界第3位。

1958年9月17日，他向艾森豪威尔总统递交了一份私人备忘录，要求在北约内成立由美英法组成的大西洋理事会，以决定北约组织的世界战略和政治问题，否则法国将不参加任何发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工作。他主张“把靠近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战略上联合起来，在必要时，使它成为苏联和盎格鲁一撒克逊两大阵营之间的仲裁者。”1966年7月，戴高乐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进行政治会谈后表示要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大欧洲”，双方同意欧洲问题应该在欧洲范围内进行讨论，称欧洲大陆的国家应该努力为在东西方国家之间建立缓和气氛准备必要条件。戴高乐还从现实主义立场出发，认识到继续维持法国与殖民地的传统关系，已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必须改弦更张，使自己转变为非殖民化的倡导者和坚定不移的实施者。

“戴高乐主义”成为激发法国人维护民族尊严的情愫，使得法国人恢复了自十九世纪以来多年没有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使得法国得以重新走向世界。戴高乐想象中的大国地位，是要与美国平起平坐，作为戴高乐主义的一种理想，是可以的，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现实政治目标，那又是脱离实际的。戴高乐主义在反对美国霸权的同时，明显地暴露出了要使法国取代美国在欧洲的地位的意图。

——编自张猛《试论戴高乐主义》

材料   20年代，以工立国与以农立国大论战刚萌芽，但论战双方的阵线是明显的。所有反对中国大革命的封建顽固派，阻止新思潮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国粹派和“甲寅派”，鼓吹复兴中国文化的新旧调和派等，都是站在主张以农立国的一边：而鼓吹新文化运动、西化、反帝反封的知识界则都是中国工业化的积极鼓吹者。以农立国论的代表人物是章士创。他提出的“返求诸农、以安国本”的观点，从农国与工国的不同政治道德法律习惯等方面来立论。宣扬农国更能维护中国文化独有的调和持中、尚俭节欲、清静安民、寡欲不争等精神美德：大讲欧战后欧洲工业国已“崩坏难于收拾”、而“吾国伪工业病之复洪涨不可终日”。以工立国论的代表有恽代英、杨铨、杨明斋等人，他们阐明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政治法律大部分是维持经济的组织及其社会道德习惯与秩序的，今其经济情形已变。则前之政治法律自然的随之而失其效用。”

30年代，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争活跃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现代化问题的提出拓宽了对中国出路问题讨论的范围：同时，也由于在世界经济危机形势下我国农村凋敝的情况日益严重。还有20年代末以来，出现的乡村建设运动，认为中国并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返回到“农本社会”、“伦理本位社会”.于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当时以农立国派提出的许多论点。特别是有关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农业是基础、工农之间的关系、工业化与政治民主的关系以及中国工业化面临的阻力与困难等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至今仍富有教益。如翁文灏在讨论中提出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口号，综合双方观点之所长，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

——摘编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材料   在一定程度上，中东地区战争频繁是美、苏“冷战”对峙、争夺世界霸权的产物。为保证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实力，美、苏一度制造“不战不和”的局面，从而阻碍了中东问题的解决。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埃及总统萨达特认识到战争无法解决问题，开始谋求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中东问题。1978年，美、埃、以三国首脑签署了《戴维营协议》，埃以之间开始了通向和平的努力。然而埃及的单独媾和行为引起了部分阿拉伯成员国不满，同时，埃及国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策划暗杀了萨达特总统。

埃及与以色列的握手言和推动了中东的和平进程。（1993年，巴、以双方在美国签署了《奥斯陆协议》，这是中东和谈的一个重大突破。然而，和平之路并不平坦。1995年，推动巴以和解的以色列总理拉宾再一次群众集会上被犹太极端分子刺杀身亡。此后不久，以色列右翼集团执掌政权，在中东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

时至今日，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仍然面临着各种困难。双方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针锋相对，巴勒斯坦内部如“以暴抗暴火的活动和以色列“以暴制暴”的军事镇压，造成双方相互仇视和冤冤相报，使暴力冲突不断，中东的和平进程异常艰辛。

——摘编自高中历史岳麓版选修教材《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