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末战乱，刘邦初入关中，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西汉建立后，“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拾取)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当孝惠、吕后时，“萧、曹为相，镇以无为，刑罚以稀”。汉文帝任命张释之为廷尉，疑案由民众议决；汉景帝怜悯受笞刑者非死即残，诏令减轻笞刑。汉武帝重用张汤、赵禹之流的酷吏，连造新法，规定：司法官员如果犯下执法苛刻的罪责，则从宽处置；司法官员如果对罪犯开释不疑，则视为故纵而诛之。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

——摘编自东汉班固撰《汉书》卷二十三，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四十八

材料二 1649年1月，英国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审判即将举行。克伦威尔等下议院议员之所以选择公开审判国王查理一世，不仅仅是为了遵守普通法律传统、防止未来的暴政，更是为了让全世界见证他们进行的是正义的事业。初级律师约翰·库克被任命为副总检察长，肩负起主导起诉的重任。在标题为“关于严重叛国罪及其他严重罪行的公诉词”的公诉书中，库克开门见山地宣告查理·斯图亚特“受托行使的有限统治权是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此外并无其他来源。从他接受托付时起，他就应实践为人民谋利益的誓言、履行维护人民权利和自由的职责”。随后，控诉书列举了国王的暴政，指出被告“是导致这个国家的无数自由人民被杀的罪魁祸首”。在公诉词的最后一段，检察官宣告：“本人约翰·库克代表英国人民控告查理·斯图亚特的叛国阴谋和其他罪行构成暴君、叛国贼、杀人犯和英国人民公敌，并且请求法庭责令英国国王查理·斯图亚特对上述各点一一进行回答。由此所引发的一切程序、检验、审讯、刑罚以及判决都应当是符合正义的。”1月27日，特别法庭做出判决：本法庭宣判查理·斯图亚特，作为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本国善良人民之公敌，应被处于身首异处的死刑。

——摘编自【英】杰弗里·罗伯逊《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

2 . 材料   1939年3月31日，张伯伦宣布英国将保障波兰的独立。之后，法国宣布将继续忠于法波同盟。继5月12日英土声明后，6月23日法国也和土耳其发表声明，保证地中海地区一旦爆发战争，两国将相互援助。早在1939年3月18日，英国即开始向苏联试探一旦德国入侵罗马尼亚，苏联可能作出的反应。此后英法遂和苏联保持接触，从4月15日开始转入正式谈判。7月23日，苏联建议立即转入军事谈判，法国政府遂派出杜芒克将军于8月6日会同英国退休海军上将德拉克斯自英国出发，不慌不忙地于11日始抵苏联。谈判中，双方就一旦战争爆发各自能提供的武装力量及苏军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过境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当谈判陷入僵局时，张伯伦并未采取任何挽救措施。法国政府在谈判中从未表现过任何主动。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莫斯科谈判中止。

——摘编自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

材料 近代以来，中国名义上实行银本位制度，但随着海外银元及自制银元的流通，中国形成银两银元并存局面，币制极为复杂。北洋政府计划推出“废两改元”，但因为中央势力薄弱，各地军阀割据，加上金融业对此热情不大，最终不了了之。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开始着手币制改革。1929年之后，欧美各国纷纷脱离金本位，使得黄金及白银价格都出现大跌，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银本位的重要大国，银价大跌，中国深受影响。1933年3月，国民政府颁布“废两改元” 训令，规定货币定名为“元”，总重量26．6971克，全国统一发行。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于1935 年11月推出法币政策，废止银本位制、发行统一纸币。“废两改元”意味着落后的银两制度终于退出历史舞台，曾经繁荣的钱庄、票号随着银两的退出而进一步衰落，后来逐步消亡了。

——摘编自徐瑾《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

材料一   19世纪60、70年代，清政府已无力承受新办工业所需资金，将目光转向买办和富商群体，希望借他们的力量缓解经费上的困难。外商在华创办企业时，也遇到资金不足和周转问题，他们向华人募股，受丰厚利润的引诱，部分买办和富商开始在外资企业附股并获取了不菲的收入。1867年，中国最早留美学生容闳上书建议募股组建新轮船公司，1872年，李鸿章筹建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该公司在管理体制上实行“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官股在公司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摘编自：张乐融 《股份制企业在近代中国的出现与发展》

材料二   1983年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成立，1984年7月20日，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标志着中国股票市场开始登堂入室。1992年，全国各城市经批准建立了近400家股份制试点企业，使全国股份制企业达到3700多家。同时，国务院还批准9家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并到香港和境外上市。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公司制股份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摘编自：黄泽华《中国股份制改革三十年回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