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27日，202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等成功入选。
材料一 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大松山考古出土的文物极其丰富，从2192座墓葬中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这些出土物几乎涵盖了黔中地区1400年的生活、商贸、信仰到丧葬等方方面面，集中展现出这一时期贵州生产、生活的社会变迁与历史的进步。在此之前，历史学界认为贵州有一段模糊的“中世纪”，秦汉以后的文献，记载或从侧面记载贵州高原的文献，主要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晋人常琼编写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而之后关于贵州的记述，多为只言片语，极为简略，甚至语焉不详。如今能见到的最早一部记载贵州历史的志书是《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而那已经是15世纪中叶了。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贵州古代的历史面貌一定会走出“模糊”，变得越来越清晰。
——摘编自范同寿《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证明通道贵州的存在》
材料二 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是大运河通济梁开封段的重要文化遗产。汴河是流经开封的一条古老水系，古称派水。战国时期魏忠王利用派水开凿鸿沟，水行大梁。汉晋南北朝时期，改派为汴，汴河由此而来。隋大业元年开凿大运河，利用汴河改建通济渠，连通黄河淮河水系。《宋史·志·卷四十六》记载北宋时期都城开封“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汴河成为保障东京城物资供应的重要通道，堪称京师生命线。州桥是跨越汴河的一座重要桥梁，始建于唐建中年间，初以汴州桥命名，俗称州桥。其建筑也最为精美华丽气势宏大，《东京梦华录》记载“其柱皆青石为之……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锵海马水兽飞云之状”。州桥明月是闻名遐迩的汴京八景之一。汴京州桥不仅是运河与御街中轴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东京城最繁华最具烟火气的商业中心，甚至演变成为北宋东京城的文化标识。明初洪武年间重修后的州桥，桥高水深。此后一百余年，由于运河淤塞，州桥亦渐荒废。明末崇祯十五年，州桥与开封城一同被洪水淤埋于地下。
——摘编自中国文物报《2022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的史料类型，并说明其历史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汴河发展历史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作用。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你对考古新发现的认识。
材料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是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之墓。迄今已出土1万余件（套）文物，形象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奢华生活。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重要文物列表：
1 | 木牍约200版，竹简约5000枚。包括《悼亡赋》《论语》《易经》《礼记》《孝经》《医书》《五色食胜》等。其中不少为失传的古代典籍。 |
2 | 孔子徒人图漆衣镜摆放在刘贺床榻前，是集屏风、衣镜为一体的“屏镜”，上有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孔子像。 |
3 | 粮库内发现有水稻、粟、甜瓜、梅等多种可食用植物遗存。 |
4 | 大量黄金货币和金银饰的车马器，仅金器就有478件，重量约115公斤；种类包括金饼、马蹄金、麟趾金、金版等，以及以金银技法（鎏金银、错金银、包金银等）加工的车马器等。 |
5 | 具有典型北方和西北风格的银质车马器“大角羊银当卢”，是内地出土最早的“带有回首式走兽纹的马具”。 |
6 | 作为编钟架构件的鎏金青铜钩取骆驼，是长江流域较早出现的骆驼形象的文物。 |
——摘编自王子今《海昏侯墓园考古与西汉史的新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反映的西汉中晚期的社会状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海昏侯墓的发现对历史研究的意义。
材料一 “海上丝绸之路”一词是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在探讨中国陶瓷的海上贸易线路时首先使用的，与中国古代外销陶瓷的发现与研究是密不可分的。与此同时，又有日本学者以中国陶瓷在海外各地的流布情况为基础，将这条古代东西方之间的陶瓷贸易与交流的海上贸易线路，称为“陶瓷之路”，认为它连接了“中世纪东西两个世界”，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海外交通史研究中，“海上丝绸之路”一词逐渐成为中外学术界广泛接受的概念，且一般将其作为“丝绸之路”概念在海上的延伸。
——孟原召《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
材料二 “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是港口。纵观全球著名海港遗址，往往缺乏港口考古成果的强力支撑，而“海丝申遗”工作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2021年，温州在建设城市主干道望江路下穿工程时，发现了朔门古港遗址，这一遗址是迄今国内外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遗址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温州地标江心屿双塔是我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古航标，分别建于唐代和宋代。古人建造如此宏伟的两座航标，正因为附近有繁华大港。而在南宋和元代，温州都曾设立外贸管理机构。遗址与江心屿双塔隔江呼应。遗址总面积达20万平方米，已发掘面积约5000平方米，主要发掘成果如下：
区域 | 发掘内容 | 亮点 |
东端水门头区 | 奉恩水城门以外、水门河沿岸两侧的各类遗迹群组成。 | 包括陡门、桥梁、堤岸、斜坡式码头、成片房址等，年代及演变轨迹清晰。 |
中部邻江港口区 | 呈东西向条带状分布，为沉船、码头等遗迹分布区。 | 两宋时期的突堤式码头。 |
| 发现2艘福船（福建造木帆船，适合远洋航行）。其中1号宋代沉船残长12.4米、残宽4.1米，推测全长约20米。 | ||
| 地层中出土有大量瓷片。集中分布的瓷片堆积多呈条带状，形成于元代。其中九成以上为龙泉瓷，基本无使用痕迹。 | ||
西端南侧瓮城区 | 早、晚两期瓮城基址及砖、石道路等遗迹。 | 宋元时期瓮城城墙平面呈圆弧形，明清时期改为方形。 |
——据国家文物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专栏编写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用一句话概括“海上丝绸之路”一词的含义，并简述这一词的使用与中国陶瓷之间的关系。
(2)根据材料二，寻找相关信息，佐证温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繁华大港”。结合所学，简述考古发掘的价值。
| A．史料的多元性有助于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 | B．文献史料由于其主观性影响对历史的解读 |
| C．历史研究需要实物史料佐证才具有科学性 | D．科学地进行考古研究一定能证明夏朝存在 |
| A．积极推行屯田政策 | B．在边疆实行郡县制 |
| C．设置卫所管理西域 | D．与外界的交往扩大 |
| A．古蜀文明的政治制度与中原一致 | B．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 |
| C．西南地区秦汉时期青铜文明发达 | D．中国古代铁器文明的绚烂多彩 |
材料 考古工作者于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介绍，目前所发现的半张黄金面具重量大约为280克，预计完整的总重量应该超过500克，这比目前国内所出土的商代最重的金器——三星堆金杖（重463克）的重量还要重，如果能够完整发现，这件黄金面具将超过金杖成为目前国内所发现的同时期最重的金器。“与1986年一、二号祭祀坑的发掘相比，本次发掘我们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站长介绍，本次发掘过程中，科技考古为含量非常大。1986年的发掘基本只用了碳14测年技术。此次除了碳14测年、有机物保护之外，还在玉石器保护、铜器保护等领域采用多项科技手段。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1)据材料概括三星堆遗址及新发掘工作的特点。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利用历史遗迹、遗物“重现”历更的方法。
材料 自清代以来，在四川岷江彭山江口一带，民间就世代流行着一个传说，称明朝末年著名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顺岷江南下转移财物，在江口遭明将伏击，战败船毁，有1000余船金银财宝沉于江底。民间歌谣传唱说：“谁人能识破，买尽成都府。”相关内容在《流贼张献忠祸蜀记》《蜀难纪实》等史书中也有记载，一直以来，学者和群众对这些传说和记载均半信半疑。近年以来，在江口段河道施工过程中陆续发现了一些与张献忠有关的文物。2016年，国家相关部门首次对“江口沉银遗址”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截止到2020年，共出水出土文物5万余件，直接与张献忠政权相关的文物上千件。考古发掘再次证明“江口沉银”不是传说！
——摘编自万明《揭秘张献忠“江口沉银”真相：大量白银源于何处？》
(1)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说明历史研究中应该如何对待民间传说。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江口遗址大量文物出水出土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一种成系统的文字。甲骨文卜辞的内容，绝大部分与殷商王室有关。甲骨卜辞的文句都很短，而西周出现了上百字的铭文，其内容的丰富多彩，及其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都不是甲骨文能比拟的。金文又多讲求押韵。西周较长的铭文都比较注意纪时，显然更利于仔细地记述历史事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1928—1937年间，历史语言研究所共在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出土了极为丰富的各类文物。20世纪50年代中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了西安研究室、洛阳工作站和安阳工作站，负责殷墟、丰镐、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汉魏洛阳城和隋唐洛阳城的考古工作。1965年，我国第一个碳14实验室建立。同年，我国和朝鲜学者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开展了合作发掘。
——摘编自王巍《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回眸》
(1)根据材料一，说明商和西周的代表性文字的历史价值。
(2)根据材料二，概括我国考古学的发展成就，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1929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了大量玉石器，1986年对三星堆两个祭祀坑进行发掘，出土大型青铜立人、青铜神树、纵目面具、青铜神像、黄金面罩、金杖、大量玉器和象牙等文物一千余件。三星堆遗址的年代相当于中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是一个拥有青铜器、文字符号和大型礼仪建筑的文明；其城址规模很大，表明三星堆已步入国家门槛。
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发掘了桂圆桥文化、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各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前后相承、延续不断。
在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中，青铜尊、罍以及玉璋、玉琮、玉璧、玉戈等与黄河流域一致；金杖、金面具、青铜人像等在黄河流域鲜见，也与埃及、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出土文物判然有别。青铜器显现出以尊为首，与罍、瓿、盘形成组合的礼器系列。其器形虽然明显仿效中原商文化风格，其组合却有别于鼎、爵、觚、斝的商文化系列而凸显民族和地域文化特征。青铜神像、神树等带有神异色彩的器物，表明这个古蜀王国独特的宗教信仰体系和神权、政权一体化的系统。
——摘编自段渝《三星堆与巴蜀文化七十年》等
材料二 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夏、商文化的传播或分支；也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虽然受到中原文明较多的影响，学习和吸纳了中原青铜器和陶器中的某些形式，但从整体上看，仍然具有明显的自成体系的结构框架，因此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是古代长江上游的一大文明中心。
从材料二中选择一种观点，或者自拟观点，运用材料一提供的信息及所学，对其进行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