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的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第一，政治上的变化。唐宋政治上的变化主要是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第二，经济上的变化。由于唐宋处在实物经济结束和货币经济开始交替之际，其间货币的形式和名称自然发生变化。第三，学术和文学的变化。宋词等文学形式，不再以包含典故的古语为主而变为以俗语自由地表现。文学曾经属于贵族，从此变成为庶民之物。

——摘编自［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材料二   唐宋时期，并非所有一切领域都发生了所谓“变”……实际上，唐宋之际有三个根本性的领域是延续和深化的：第一，从社会经济史领域着眼，在宗法一体化社会结构下，以租佃制为主的农业社会是延续和发展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作方式、吃喝穿住等家庭日常生活，变化无多。第二，在政治体制方面，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及其等级授职制总体上是走向深化的；政治系统内虽因科举大盛而产生了社会流动，但就官僚队伍的整体构成而言，由荫补入官者（官僚世袭）依然占据了整个官僚队伍的大多数，唐宋两朝并无质的区别。第三，在思想文化社会领域，独尊儒术的状况也不曾在根本上发生改变。

——刁培俊《“唐宋社会变革”假说的反思与区域视野下的“历史中国”》

材料一 秦汉时期，大规模的都城营建活动对关中地区的森林造成了毁灭性破坏，而且随着关中地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人口与环境的关系日益紧张。农业生产的过度开发，加剧了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造成了农业经济的停滞甚至衰退。唐高宗在文告中说，因长安粮食供应困难，而洛阳有运河，运输方便，故建为东都。自唐高宗时到玄宗开元二十四年间，皇帝均住在洛阳。五代时期，除后唐都洛阳外，其他朝代均都开封。宋太祖赵匡胤建都非在洛阳、长安，而在河南开封。北宋大权集中于中央政府，鉴于中央政府消耗大，又鉴于长安离江淮太远，洛阳虽较佳，但开封更好，故建都于开封。

——摘编自全汉羿《中国社会经济通史》等

材料二 朱元璋定都南京，为中国统一后建都江南的第一个皇帝。居于长江下游的南京，山川险固，气象十分雄伟。但是，北方边疆的防御问题，北方元朝残余势力的存在等，都关系着国家的安全，南京远离要防，不便用兵，对北方的控制鞭长莫及。朱元璋曾有迁都的意向，但终未成行。明成祖朱棣，出身燕王，对政治中心脱离军事中心的危害很有体会，成功的迁都北京。北京虽然远离全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但有京杭大运河连接江南经济中心，还可以通过海运从东南补给京师。

——-摘编自李传永《论中国历代.都城之变迁》

材料一   1978年后，农村逐渐确立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趋向市场化。农民对工业品的需求速增，冲击着停留在传统体制内的城市。80年代，国企流行“包”字发展，放权让利。通过明晰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形成“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承包经营责任制。1992年以后国企改革朝股份制为主的现代企业制度方向迈进。国企改革保证了经济稳定运行，增强了国际竞争力，但存在配套改革滞后、约束激励机制尚束健全等问题。

——摘编自何成刚主编《史料阅读与微课设计·中国现代史》

材料二   1933年，罗斯福上任伊始采取经济应急措施，推行“百日新政”，但本身的诸多不足，使经济难以真正复兴。1935年，“新政”进入第二阶段，对经济、社会等领域系统改革，以解决美国经济发展的问题。这些措施造就了中产阶级，建立了社会保障，创造了走出危机的条件。新政一改此前政府的有限权力，从制度上实现了国家职能与政府角色的重大转变——政府有权介入经济体，直接干预民众生活，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

——摘编自吴海山《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反危机实践：以美国三次大危机为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