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阶段划分，或称分期问题，在学界一直没有定论。下表是其中两种观点：

——据杜恂诚《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模式、阶段划分与规模度量》整理

材料一   汉代冶铁业的规模有明显的扩大，其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目前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主要分布在豫、冀、晋、鲁、陕等地区。产铁之地设铁官，专管冶铁和铸造铁器，全国共有49处。较大的冶铸作坊有郑州古荥镇、南阳瓦房庄等遗址。这些遗址面积大，炼铁炉种类多，所用技术较为先进。生铁炒炼成钢等技术的应用提高了铁产量。汉代冶铁技术的提高为生产工具的制造和改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据考古发掘，我国古代主要农具大部分已在汉代出现，可分为垦耕工具、播种工具、整地工具和收获工具等类型。

——摘编自张钢杰《试论汉代冶铁业的发展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材料二   明代山西等地冶铁业得到空前发展。其规模之大、产量之多，超过了以往所有朝代。据统计，当时全国共有246个铁矿产地，这为后来我国冶金勘探部门“就矿找矿”提供了历史线索，非常利于我国铁矿普查任务的完成。明代在这些铁矿上，建立了许多官营、民营冶铁场所。随着工匠管理体制的改革，民营铁矿的产量大幅度提升。不少冶铁工业城镇涌现，如佛山镇“民庐栉比，屋瓦鳞次，几万余家”，“工擅炉治之巧，四方商贩辐揍”，江苏的吴江县庞村，嘉靖时“有前后二村，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高超的“生铁淋口”技术不仅用于生产农具、兵器和一般生活用具，还铸造了出口到日本、朝鲜等地的铁钟、铁菩萨等艺术品。

——摘编自黄启臣《明代山西冶铁业的发展》

材料一   人工智能的广泛渗透应用与快速迭代更新是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线索之一，其本质为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力。 以生产力学说为指导，推动和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具体到现实社会，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使得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产品更加智能、服务更加便捷，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此外，人工智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劳动工具的传统印象，解放了劳动者。 可以说，人工智能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

——摘编自闵江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视域下人工智能发展的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

材料二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机构担心会出现不当营销行为，从而扭曲市场规则，考虑并制定规则在法治框架内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生成式人工智能，避免出现恶性竞争、滥用个人隐私、结成不正当联盟，以及有意或无意利用算法营利的现象。人们认识到，这种后工业社会的新型网络结构并没有使所有人受益。 完善人工智能市场公平机制涉及一系列问题，要以实施政策、指导方针、法律法规、道德规范等，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应用程序以道德、透明和公正的方式开发、部署和使用。

——摘编自丁元竹《为人工智能发展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

材料   人民币问世以来，在印制和防伪技术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表所示为各套人民币的相关信息。

——据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名片人民币发行70周年纪念展”（2018年）展会内容整理

材料罗塞塔石碑（RosettaStone），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石碑上用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这使得近代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字。

1798年7月，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他制定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埃及的计划，从诸多领域精心挑选出175位学者，组成一支庞大的科学艺术考察团，收集和研究埃及历史。1799年8月，法军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拉希德村发掘出了罗塞塔石碑。1801年，法国被英国和土耳其的联盟打败，根据协议，战败国法国必须无条件地交出他们在埃及发掘的一切文物。次年，罗塞塔石碑被运往伦敦，后移至大英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1802年，东方学家德·萨西获得了一份罗塞塔石碑拓片，他从希腊碑文中的专有名词切入，找出了代表“托勒密”（Ptolemy）和“亚历山大”（Alexander）之名的近似字组。

1822年，法国语言学家商博良在埃及菲莱神庙方尖碑拓片中发现了托勒密和克列奥帕特拉的名字，他顺着这条线索，继续研究专有名词。几个月后，他成功释读了亚历山大、提比略、图拉真等王名。虽然商博良只破译了碑文几千个符号中的111个，但古埃及文字之谜已经揭起一角。1822年9月29日，商博良在巴黎科学院召开的重要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象形文字拼音问题致达西尔先生的信》，把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这一天是公认的一门新兴学科——埃及学的诞生之日。

材料一从考古文化遗迹看，4000—5000年前西藏昌都地区就已经存在大型古人类聚落遗址，其中包含着部分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因素和特点，与周边地区的原始文化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和交融。唐朝时吐蕃政权不断向周边部族扩张，公元7世纪，吐蕃势力逐渐深入和影响滇西北和西洱河地区，并于唐调露二年在塔城设立神川都督府。在此背景下，佛教沿滇藏茶马古道由吐蕃传入南诏统治地区，并以南诏传统宗教文化为基调，形成了独居特色的阿吒力教、东巴教等等。明初，中央王朝视木氏统治势力为防御和抵抗吐蕃势力的依托而大力扶持，木氏历征战而将统治范围扩大到滇西北、藏东南和川西等广大藏区，并实施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政策。清中后期至民国时期，随着改土归流在滇藏川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深入推进和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渗透成为主流，其程度与范围远大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互相交融。

材料二文化遗产廊道理念源自美国20世纪80年代，是日益受到国际遗产保护届关注的保护遗产新思维与新战略。此理念以特定的历史活动、文化事件为线索把众多遗产单体串联成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廊道遗产区加以整体保护。滇藏茶马古道上千年悠久的历史积淀了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遗产资源。然而，在当今全球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茶马古道及古道上珍贵遗产迅速衰竭，古道在邻近地区被人为割裂，造成古道遗产内在的历史和文化联系性断裂，破坏其文化的整体性。面对滇藏茶马古道令人堪忧的保护现实，文化遗产廊道区域化、整体性保护思想契合了古道保护的内在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