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现代的城市化大致经历了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个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受国家各方面政策的影响，城市化发展波动较大。改革开放后，中国国情的独特性直接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必须以“非典型的小城镇”和“典型的大规模城市”“两条腿”式走路，城市化的发展更多从城镇化开始，推动中国城市化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城乡二元化体制以及户籍体制的逐步放松，农村过剩的人力资本逐渐向二三线城市迁移，但农民并不是“一次性全部进城”，他们会合理安排家庭的发展策略，既要实现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也要规避风险。农民进城的策略愈发具有弹性，它表现为农民在城乡之间的往返流动：一是季节性往返。农忙返乡，农闲进城或春节返乡，节后进城；二是周期性往返。年轻进城，年老返乡。三是突发性往返。在城市遭遇个人、家庭或宏观经济形势的重大变故，就业无门时可随时返回农村。形成了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城乡流动模式。
-王德福《走好“接力式进城”城市化道路》
材料二：二战后，伴随着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拉美各国的发展成就辉煌。作为一种半封闭的内向经济和发展模式，初期带来的较快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拉丁美洲大量农村人口在短时间内以爆炸性速度流入城市，推动其城市化进程发展。由于放任自流的人口政策，市政缺乏规划，且城市工业的发展无法吸收所有劳动力就业，无法为迁移人口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和基本的生活条件，随即出现了大批了贫民窟，造成城市化过程的混乱。1953年，学者将其归纳为“过度城市化”，其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但最直接、最根本的还在于其历史遗留的土地制度、人口政策、产业发展...从而引发大量社会问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摘编自王瑞民《过度与不足：拉美与中国城市化的比较与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现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特征。(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时期中国和拉美不同城市化模式的成因以及对我国后续城市化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 顾炎武生于明万历末年，四度落第，绝意科场，至70岁去世均无功名。明亡后，因参与反清斗争与家族财产争端，数次流亡，甚至遭逢牢狱之灾，晚年变卖家产北上游历，才逐渐著书立说。他披阅各种地方志书多达一千余部，其中《天下郡国利病书》、 《肇域志》 为其主要地志著作。顾炎武认为政治的腐败和独裁是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倡导广泛的民主参与……他还创办了一些书院和学堂，推广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总之，顾炎武作为清朝初期的一位杰出学者和思想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周可真《论顾炎武的“众治”思想》
材料二 明清之际，存在多位声名卓著的理学大儒，如身在江南的刘宗周、黄道周等。相较之下，顾炎武由于终身心向明朝，不与清廷进行任何合作，学术声望颇有不如。然而有清一代，顾炎武地位逐步抬升，晚清曾国藩评价“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亵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嘉庆时期，名臣阮元已把顾炎武评价为“国朝第一大儒”,光绪三十四年从祀孔庙，得到古代儒生的最高礼遇。
——摘编自王汛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归纳顾炎武的的学术成就，并分析其思想出现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顾炎武地位变化并简析其原因。
如果说近代中国确实存在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话，科举制的革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体制变动之一、影响了全社会的多个层次。
某校高二学生小王想要以近代中国科举制的变迁作为主题撰写一篇论文，经过广泛的阅读与搜集，她发现了晚清举人刘大鹏和他的《退想斋日记》。
材料一 山西太原县清代举人刘大鹏身处既不十分“开通”，又不十分闭塞的内地，是一位基本以耕读为业的儒生型乡绅（这里的绅是与官相对应而言）。从1890年到1942年，刘氏所著《退想斋日记》凡51年，现存41年。
——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
材料二 刘大鹏将进京赶考视作他一生的高峰：仅仅是进京赶考的经历就足以将他锻造为一名国家精英。……进入考场时更让人激动，最高级别的官员在考场门口集合、检验考生。至少在此，刘大鹏一生的奋斗和努力被公开地认可和赞誉。……那年，280位山西举子只有10个人通过，刘大鹏并不名列其中。
——【英】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
(1)根据材料二、可以判断刘大鹏参加的考试环节为（单选）（ ）| A．乡试 | B．会试 | C．殿试 | D．武举 |
材料三 国家取士以通洋务、晓西学者为超特之科，而孔孟之学不闻郑重焉。凡有通洋务、晓西学之人，即破格擢用，天下之士莫不舍孔孟，而向洋学，士风日下，伊于胡底耶？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光绪××年九月初五（1901年10月16日）
(3)在材料三中，刘大鹏分析了自己科考失败的原因。关于该原因的历史背景，以下表述恰当的是（单选）（ ）| A．中体西用思想占据主导地位 | B．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 |
| C．清末新政颁布新学制的结果 | D．西学传入冲击中国传统文化 |
材料四 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而中国士子之留学外洋者，亦知进身之路，……不为邪说浮言所惑，显收有用之才俊，……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且有普通之知能，上知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
——袁世凯等：《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光绪三十一年）
材料五 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散涣。……日来凡出门，见人皆言科考停止，大不便于天下，而学堂成效未有验，则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再阅数年又将变得何如，有可忧可惧之端。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七日、十九日
(4)按照公元纪年法，光绪三十一年是哪一年？（单选）（ ）| A．1904 | B．1905 | C．1906 | D．1907 |
(6)根据以上材料，结合所学知识，你如何认识刘大鹏日记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英国商人的信贷活动范围十分广泛，从日常生活所需的食物与饮品到较高层次的进出口商品等。信贷的这种使用情况不仅得到了中世纪史研究者的普遍认可，更能在不同种类的法庭中得到印证，如普通诉讼法庭、商人法庭等。这些法庭的卷档表明英国商人会以信贷的方式售卖各种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如麦芽酒、面包等基本食物，亚麻布材质的服饰，铁器、马具等生活工具。与此同时，随着工资水平的提升以及物价水平的降低，更多的英国民众能够消费得起较高层次的进口商品。因此，商人也会进口受英国民众欢迎的各种海外商品，如法国以及地中海地区生产的各种类型的葡萄酒。来自东方国家的商品在这一时期也受到了英国人的青睐，以丝绸及其制成品和种类繁多的香料最具代表性。从事国际贸易的大商人在这些商品的贸易活动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中世纪晚期英国商人商业信贷活动研究》
材料二 1958-1960年，英国对台湾地区的贸易信贷政策历经两次讨论，分别将贸易信贷期限从4年放宽至5年，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从50万（曾默认为75万英镑）提高到100万英镑。英国之所以放宽对台湾地区的贸易信贷政策，一方面是在重商主义传统的影响下，英国有着发展海外贸易的内在诉求；另一方面是台湾市场在美援的帮助下呈现出强大的吸引力。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对于台湾当局而言，英国贸易政策的特殊性在于，英国必须要考虑中国大陆及美国方面的反应。在台海局势紧张之时，政治因素更为重要，经济利益被暂时搁置；当台海局势相对缓和后，经济利益便成为英国主要考虑的方面。在此过程中，英国重商主义传统充分展示了其影响力。
——《试论英国对台湾地区的贸易信贷政策》
材料三 随着科技的进步，英国信贷市场将加速向数字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信贷机构可以更精准地评估客户信用状况，提高贷款审批效率和风险管理水平。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英国更加注重绿色信贷和可持续发展，积极支持环保项目和企业。同时，政府也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信贷市场向绿色和可持续方向转型。普惠金融也是英国信贷市场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未来，信贷机构将更加注重服务低收入群体和小微企业，通过创新产品和服务，降低信贷门槛，提高金融服务的普及率和覆盖率。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英国信贷市场将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境信贷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拓展海外业务，提升国际竞争力。
——《欧美信贷市场再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况中世纪英国商业信贷活动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调整对台湾地区贸易信贷政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简述影响英国信贷市场的因素。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大致经历了世官制、客卿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五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对前一个阶段的继承与发展，其中尤以科举制最具制度理性。在封建社会，科举制是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更是封建王朝吸引人才充实政权的主要方式。随着中华文化圈的不断扩大，科举制度也影响了东亚、东南亚，甚至西方国家和地区。直至今天，世界各国的考试制度仍有科举制度的影子。
——摘编自李双壁《入仕之途—中西选官制度比较研究》
材料二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对西方文官制度的产生和形成起到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西方国家的现代文官制度正是在借鉴中国古代科举制形式上，依据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客观发展需要建立起来的。但由于双方的历史背景的不同，科举制与西方文官制度也存在差异。科举考试的内容大多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考试方式总体上来讲比较简单，规则和程序也较简单；西方的文官制度一般要分为笔试与口试两种，通过笔试可以达到测验个人文字、分析、思维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对于西方文官制度，各个国家基本上都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其实施过程中的正规性；科举制由于是服务于专制的政治体制，以皇权为中心，因此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和人治化的内容，不利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科举制度下的官员考核和晋升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往往被个人的好恶、人情关系所替代，而不是以被考核者的能力评定的。文官制度对文官的考核、晋升也大多有一定的程序和途径，如考试晋升、考核晋升等方式。正是这种差异，使得中国古代先进的科举选官制度于近代落伍，及至清末废除。
——摘编自柯海丽《中西方选官制度之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中科举制相较于前四个阶段最具制度理性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中东西方两种制度的比较，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科举制于中国近代落伍的原因。
材料 明清时期，武汉地区繁荣昌盛，既因为水陆交通枢纽的位置成为“九省通衢”，又因经济发达得以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为“天下四聚”。晚清以来，武汉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城市之一，并建立了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湖北枪炮厂等一批中国早期的近代化企业，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近代武汉铁路网的形成，带动了武汉近代化的发展。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士兵在武昌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拉开了推翻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的序幕。
杜伊斯堡位于西欧第一大河、德国的摇篮莱茵河畔，是位于德国西部的重要工业城市，被称为德国的钢铁心脏。19世纪上半叶，随着鲁尔区的工业发展，杜伊斯堡也成为著名的煤矿和钢铁生产基地，对德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武汉与杜伊斯堡于1982年建立友好关系，这也是中德两国结成的第一对友好城市。今天，杜伊斯堡是80%从中国驶来列车在欧洲经停的第一站，已有100家中国企业落户杜伊斯堡。
——摘编自《中德友好省市清单，你在哪座城？》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武汉发展的原因，并概括武汉和杜伊斯堡在近现代发展中的相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武汉和杜伊斯堡结为友好城市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豫剧定型于清末。流传广泛的原因在于它的“形式重于内容”：它不是一味追求自己内容的文学性、高雅性，而是着重发展自己的对普通大众的吸引力。豫剧出自底层大众，表达着底层民众自身的精神追求。如剧目《七品芝麻官》，描述了主角唐成对自己苦读诗书进而成为进士的过程。进入民国后，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生存压力，樊粹庭等一批知识分子创造出一系列新戏曲，如常派的《花木兰》等剧目，将花木兰这一文学形象刻画成为抵御侵略的样板。在各类剧目的空间设定方面，主要确定在河南当地，剧中的各类典故也都是以河南常见的各类典故为主。如花木兰的故居在商丘市虞城县，《穆桂英挂帅》、《秦雪梅》、《包青天》都是以河南最为繁盛的宋代为背景，设定的空间也不外乎于开封及其周围的各个地点。
——摘编自武强《河南豫剧剧目之历史考察》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大量戏曲被搬上银幕。1956年10月，《花木兰》搬上银幕，标志着豫剧电影诞生。拍摄电影时，主要是对其艺术成就的忠实记录。“文革”后，豫剧电影迎来新一轮发展高峰。1979年，豫剧《七品芝麻官》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吹响了新时期豫剧电影百花争胜的号角。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计划经济体制调整，原有戏曲电影生产模式被打破。新世纪以来，豫剧电影逐渐走出凋零状态。豫剧电影工作者保留豫剧艺术魅力的同时，加大电影技术运用以展现剧种自身优势，更注重演员内心体验，呈现诸多舞台上无法呈现的艺术效果。
——摘编自张青飞《豫剧电影的历史及艺术嬗变轨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豫剧剧目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后豫剧电影曲折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在执政初期还面临巨大的反政府势力，在矛盾丛生的执政早期，保持政权稳定、重建社会秩序、理清发展思路、推动革新进程是明治政府的第一要义。为了和俄国宣誓边境地区的主权，日本政府在边境地区开发自然资源，并兴办大量工厂，因而一些失地农民成为新兴产业工人。1870年，明治政府颁布《海外留学生规则》，在明治政府看来，劳工移民只会在西方世界留下日本不文明国家的印象，而留学生则代表了日本社会的精英，会提升日本的国家形象。明治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实施的一系列新政策，促进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和流动，但明治政府并未立即组织大规模海外移民，相反却颁布法律严禁任何日本劳工去夏威夷或美国大陆。据日本外务省领事移住部的数据，1868~1884年间，日本海外移民总数才1354人。
——摘编自杜娟《近代日本移民政策的转变》
材料二 1970年以来，中国掀起海外移民大潮，持续至今，成为世界移民大潮的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放宽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限制；1978年年底中国施行改革开放政策，放宽乃至取消对海外移民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以后，数以亿计的发展中国家移民涌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随着全球化引发的人力、资本、技术和商品的世界性流动加速，199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民也呈现汹涌之势。尤其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和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大批中国商民、留学生随着中国商品、产业与资本的输出以及对先进教育的渴求，奔赴世界各地。据统计，1978~2006年，每年出国留学的数量激增至20~30万人。即使回归比例在提升，滞留在外的留学人员数量也远超回国者。据《人民日报》2013年6月5日报道：“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达87%”。
——摘编自庄国土《全球化时代中国海外移民的新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治政府初期限制劳工海外移民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70年以后中国海外移民的特点及其原因。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爱情图书出版相当普遍，据统计，1954—1957年我国出版的爱情图书共有63种。从出版社的性质来看，1954—1957出版爱情图书的出版社既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这样的中央一级的国营出版社，也有各省市的国营出版社，还有一批私营或公私合营性质的出版社。从出版的地域来看，这一时期出版爱情图书最多的地区是北京市，其次是上海市，然后是陕西省和天津市，山西、山东、河南、辽宁、江苏、四川，而贵州与新疆这样的偏远地区也出版了爱情图书。这一时期出版的爱情图书，印数比较大，不少成为畅销书。据统计，新中国十七年出版的印刷10万册以上的爱情图书有23种。其中，出版于新中国成立至1953年4就有11种，出版于1958年至“文革”发生前的有2种，而出版于1954至1957年的10种，约占总数的43.5%。整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版的爱情图书主要是服务于工、农、兵的通俗戏剧、短篇小说集和思想修养性、知识性普及读物。
——摘编自易图强、朱新理《20世纪50年代中期爱情图书出版传播热探析》
材料二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10年努力，科技期刊出版业已初步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基础，确立了正确的编辑出版指导思想，出版质量显著提高，处于向更高层次发展之中。但1959年后，科技期刊出版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压缩，像全国各专门学会及中科院研究所等正在出版学刊都在这一时期停刊或休刊，1961年全国期刊种数减为410种，年总印数从1959年的五亿二千八百万册锐减到二亿三千二百万册。这是建国后科技期刊经历的第一次挫折。1963年后期科技期刊在缓慢中复刊，但60年代中后期，科技期刊出版业再次遭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破坏，一度出现空白，这是建国后科技期刊经历的第二次挫折。
——摘编自朱联营《新中国科技期刊出版业的两次挫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爱情图书出版传播的特点，并分析这一时期出现爱情图书出版传播热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建国后我国科技期刊出版业遭受二次重大挫折的背景，并指出这些挫折造成的影响。
材料 1916年6月，北洋政府恢复《临时约法》，在反对袁世凯复辟中表现积极的孙洪伊被任命为内务总长。孙洪伊认为内务部官员参与复辟大典特别积极，所以要整顿部务、清理之前“附逆”者，将参与帝制的64人停职。此前，新任交通总长许世英擅以部令将交通部三十余名官员停职更换。被停职官员向平政院提起行政诉讼。孙洪伊未依据平政院要求提出正式答辩书，而以部门间咨文的形式回复，根本质疑平政院管辖权：其一，“平政院只能受理人民与官吏之诉讼，不能受理属员与上官之诉讼”，故而被解职文官不具备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其二，“《文官保障法》未经国会通过，不得依为根据”，故而受处分官员起诉所依据的实体法无效；其三，平政院乃是袁世凯的政治遗产，《平政院编制令》的法律效力值得怀疑。
孙洪伊抗辩理由并非全然无理，但平政院裁判书指出“被告对于原告经本院咨送诉状副本迄今未依式提出答辩，应认为自行抛弃答辩之权利”。据此，平政院在判决书中不必回答《文官保障法草案》法律效力问题，也不需提及《行政诉讼法》是否可适用于官吏的争议问题。平政院抓住内务部处分违反法令且超越权限（“蔑视大总统职权”）的软肋，裁判取消内务部的处分，并宣告：“虽依据通常行政法理，部长于所属贤否，行使其监督权以为考核固非所禁，如认有必须解除其职者，则应于法律上有正当明确之事由；系荐、简任各职又应呈奉大总统令公布照准；即职属委任，亦不得无故勒停。”平政院裁判后，孙不肯配合，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及多名国会议员均卷入此政治难题，最终以孙洪伊免职，连带国务院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与孙同一派系）去职而告终。
——摘编自聂鑫《平政院裁判与近代中国文官保障制度的司法实践》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内务部停职案出现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孙洪伊败诉的原因，并简析内务部停职案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