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清朝官方的基层治理系统逐渐失灵，以乡绅为中心的团练组织成为应对社会动乱的重要力量，民间治理系统开始一枝独大。晚清时期，各种社团逐渐出现，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充当了重要角色。由于内部经济和社会的转型，近代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对象打破了原有的格局，各种各样的新对象涌现。外国势力和新式武器的流入也使原有对象变得更加复杂。清末新政时期，民事开始从刑事法律中独立出来，同时出现了专门法律，基层治理呈现法制化趋势。在地方治理中多地出现多数人参与纠纷、矛盾、冲突的协调和解决的现象。比如1904年5月13日，《岭东日报》报道了广东省澄海县蓬洲所陈氏模仿“自治”的方式，召集宗族成员协商防止赌博的方法。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材料二 土地革命时期，乡村苏维埃政权成为根据地基层政权。苏维埃政权实行普遍选举制度，并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采取规范的选举程序和合适的选举方法。针对农民对土地的迫切需求，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了土地革命，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乡村苏维埃政权“是我们党建立自己的基层政权的最初尝试”。

——摘编自李增元、伍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基层治理的百年探索历程及基本逻辑》

材料一   明初，赋税征收以米麦等实物为主，税粮的收支由户部一元化统管。金花银出现后，皇室库房内承运库改以收贮金花银为主。正统年间，78%左右的金花银即占全国税粮总数9%的折粮银，转移到皇宫内库，作为皇帝个人开支。为适应这一变化，正统七年（1442年），户部另设太仓库。太仓库的收入供国家军政开销。为满足皇帝及后妃的奢侈生活，他们除挥霍内承运库收入的金花银外，还经常凭借皇权，向太仓库索取银两。但是，当国家财政拮据时，皇帝却不肯动用内承运库存银。明末，朝廷一方面在全国加派“三饷”，另一方面，内库“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不肯动用。

——摘编自唐文基《明代“金花银”和田赋货币化趋势》

材料二   1950年7月，国家将房产税、地产税统一成房地产税，停止对薪给报酬所得税与遗产税的征收；把原有的1000多个货物税征税品目缩减至358个，还将原规定按5%的税率缴纳税款的纳税对象标准从全年所得额未满100万元者扩大至300万元（相当于第二套人民币300元）者；同时，将累进税率的累进级数由原来的14级增加至21级，并规定全年所得额为1亿元者适用30%的税率。1950年9月，国务院决定新解放区按照每户农业人口的平均收入累计征收农业税。年收入低于150斤者可以享受免征农业税的优惠；超过150斤者，按照3%—42%的税率累进征收农业税。

——摘编自陈平花《中国税收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深化改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