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一   1800年，英国伦敦的人口达到了100万，还有其他6个城市的人口在5万和10万之间。50年之后，伦敦的人口飙升到了236万，有9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10万，另外有18个城市的人口在5万和10万之间。到1850年，英国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或者城镇中。

——摘编自唐庆《近代英国农村人口的迁移与城市化》

史料二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应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才产生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封建城市开始向近代资本主义城市方向发展。1921年中国第一个市政厅——广州市政厅成立……但是，中国城市化进程非常缓慢……（到1949年）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只有10.6%。

——摘编自马春辉《中国城市化问题论纲》

史料三   中国城市化水平变化表

——摘编自叶剑平等《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

材料一：《摩诃婆罗多》这一书名的意思是“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故事”，全书共分18篇，以列国纷争时代的印度社会为背景，叙述了婆罗多族两支后裔俱卢族和般度族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摩诃婆罗多》的成书时间约为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处在印度从原始部落社会转化为国家社会的时代，也是婆罗门教向印度教转化的时代。该书用梵文写成，采用对话体，共有10万颂（每颂为1节双行诗体），篇幅相当于《罗摩衍那》的4倍，书中插入了各种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以及宗教教义、哲学、政治、律法和伦理等论述（约占全诗篇幅的一半），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史诗，著名的印度教哲学经典《薄伽梵歌》就是其中的插叙之一。

               ——摘编自朱维之主编《外国文学史（亚非卷）》等

材料二：在中日文化交流中，隋唐以前，主要通过中国移民赴日本传播中国先进文明，带去生产工具和生 产技术。隋唐时期，中日主要通过互派使节人员往来，尤其是日本派大批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来华，出现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交流内容则以制度文化层面为主，同时也涉及精神文化如佛教、建筑、雕塑、诗歌等方面。

——摘编自王晓秋《中日文化交流史话》

材料三：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与其他大陆几乎处于隔绝状态的美洲的印第安人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文化……在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后的100年间，印第安人数量减少了90%-95%，最先被殖民的加勒比海一些岛屿上的印第安人甚至难觅踪影……大约从16 世纪开始，殖民者从非洲掳掠黑人，贩卖到美洲作奴隶。在此后的三四百年间……上千万黑人奴隶为殖民者在美洲的种植园和矿山提供劳动力，在此期间，很多欧洲人因为各种原因远涉重洋，来到美洲，使白人数量大大增加。

一一摘编自选择性必修 3《文化交流与传播》

材料四：人类学家博厄斯认为：“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群体，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临近社会群体的经验。一个社会群体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群体；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他们不能从临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一   到1801年全国人口普查时，伦敦之外的17个城市人口在2万到9万之间，英格兰和威尔士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居住在城镇中。1851年英国的城市人口已超过农村人口。1881年城市人口已是农村人口的两倍。“从1820年开始，农业劳动力开始流向工业和服务行业，与它的邻国相比，这种现象在法国表现得尤其明显……1851年仅有3%的法国人住在经济发达的塞纳省，及至1911年，居住在这里的法国人已占法国总人口的10%。”

——摘编自[英]彼得·克拉克《欧洲城镇史》

材料二   中国近代城市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主要分布在通商口岸。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大致是从鸦片战争后，即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时为止，前后经历了约100年的时间。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同步进行的，因此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历史也和近代工业化一样。

——摘编自王圣学《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经济分析》

材料三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整治。”1987年5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通知》，之后，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城市建设管理机构和城市建设监察队伍，从整顿市容环境卫生入手，城市管理的范围逐步扩大到城市建设综合性管理。

——摘编自汤文仙《从接管城市到治理城市：我国城市管理的探索与思想演进》

材料四   近代以来，棚户区作为上海平民的栖身立命之地，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严重困扰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为稳定秩序巩固统治，1928年10月，上海市政府组建了“筹建平民住所委员会”，着手勘定建筑地点，开始兴建第一平民住所。此后，市政府向市银行借贷兴建了第二及第三平民住所，为不少平民提供了较好的可供居住的场所。1935年，市政府成立平民福利事业管理委员会，并向沪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借贷，开始营建平民村，进一步推动了上海住房救助事业的发展，但财政的窘困决定了市政府无法满足广大底层民众的居住需求。

——摘编自刘荣臻《近代上海平民住房救助与社区治理》

材料五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提出“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需要”的指示，住房重建计划被上海市政府提上议事日程。从1951年起，在借鉴以往城市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上海先后建成曹杨新村、控江新村等几十个工人住宅区，并配套建设诊疗所、公共厕所和公共浴室等公共设施。“一五”期间住宅建设合计总投资额为1.54亿元，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10%。与此同时，“自建公助”等住宅建设形式也大量出现。这些新建住宅不再集中在市中心，而是从市区向外辐射，星星点点分布在市区周围。此外，修理的老公房因价格较低，也受到不少市民的青睐，从而基本满足了职工及家属的住房需求。

——摘编自师吉金《新中国城乡居住条件的初始变迁》等

材料六 1835年议会通过了《城市机构法》，在178个城市中设立了济贫法委员会、工厂视察员办公室、卫生总局、地方政府委员会、教育部、铁道部等政府管理机构。1868年颁布的《托伦斯法》赋予地方政府处置对公共卫生构成威胁的私人住房的权力，1875年颁布的《克罗斯法》准许地方政府制订改造贫民区的计划。利物浦市政当局利用城市的公共地产建造了大量的工人住宅，采用政府征购的方式拆除了部分贫民窟后，在原址上兴建了商店、公园、仓库、车站、剧院等公共设施，初步改善了城市环境，居民居住条件也大为改善。1882年每间房屋平均住6人，过分拥挤的人口比例降为12%，到1891年，每间房屋所住人口减少到5.68人，过分拥挤的人口比例下降到了10.9%。此后，政府又修建了一些排水设施和工人住房，并出台了“建造法令”来控制沿街住房的布局。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明超《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城市社会问题及初步治理》

材料七   在工业革命刺激下，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在欧洲占据首位，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农产品产量的提高，满足了日益增长的城市人的需要，工业革命带动的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为英国城市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因素。由于劳动力越来越多的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使城市逐步产生了吸收大量劳动力的能力。交通运输方面的巨大变化，加强城市和城乡之间的联系并使处于交通枢纽的城市和城镇能够迅速成长。

——摘自陈爱君《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英国城币化》

主题一   新中国的成立与人民政权的巩固

材料一   毛泽东在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会议上指出：“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摘编自统编历史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1949年10月1日，首都30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摘编自《历史上的今天》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时，人民政府面临着多种威胁政权的问题。国民党残余军队还盘踞在华南、西南，人民解放军仍在肃清土匪和一切反革命武装东北边境，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农村绝大多数农民仍被束缚在封建土地制度之下；城市中投机商人囤积居奇，拒用人民币，为巩固新生政权，新中国必须完成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克服财政经济上的巨大困难，应对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给国家带来的安全危害。

——摘编自周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

材料四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至1952年底，包括老解放区在内，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农业人口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90%以上。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土地制度上一次最重大、最彻底、最大规模的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此被彻底消灭。

——摘编自《土地改革运动》

主题二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材料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材料六   在当时冷战的情况下，新中国“一边倒”（注：指新中国在外交上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外交战略选择引起了一些周边国家的担心和疑虑，如何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解决相互之间的争端与分歧，保障周边环境的和平与稳定，就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课题。把和平共处的思想具体化为五项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中国政府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时提出来的。

——摘编自宋晓芹《从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到维护世界的多样性》

主题三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

材料七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明确表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2年底基本解决了革命遗留任务，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毛泽东指出，此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朝鲜战争尽管以美国签订停战协定收尾，但西方国家仍在排挤、封锁中国，要突破帝国主义阵营封锁，唯一的出路就是工业化。同时，苏联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又曾遭受帝国主义压迫中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也极大鼓舞了新中国。如果说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了巩固国防，重振国威，那么对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就是为了实现工业化护航。

——摘编自王栎曦《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必要性的思考》

材料八   甲午战争后，民族工业虽有初步发展，但存在许多弱点。1895—1913年创办的549家厂矿中，资本在百万元以上的大企业仅17家，资本在十万无以下的小厂却有303家，占总数的55.2%。同时，民族工业大都是投资少的轻工业，重工业缺乏发展的条件，尤其是作为工业基础的机器制造业更难发展。民族工业的机器厂实际上大都是不能制造机器的修配厂，而进口的机器也很少，产品达不到“价廉物美”的市场需求。外资在华企业凭借特权，一般获利较高，以此为诱饵，招华商入伙附股，结果往往被兼并或倒闭。

——摘编自庄鸿锋《甲午战争和中国近代民族工业》

材料九   “一五”计划开始时，工业化所需巨额资金主要取自我国的农业。民国时期中国的积累率从未超过6%，而1953年以来，积累率高达20%—30%。新中国成立时，我国轻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73.6%。“一五”计划期间，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飞机制造、汽车制造、发电设备、冶金设备以及重型机械等工业部门建立起来，旧中国重工业极端落后的面貌有所改变。

——摘编自高粱《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回顾》

材料十   西方国家议会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各有一些特有的东西。在国家政权体系中，西方国家议会是法定的立法机关，独立行使国家立法权；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是国家政权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在与政党的关系上，西方国家的议会是各政党取得执政地位的必经途径，是各政党争权夺利的场所；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机关，是把党的主张变为国家意志的法定渠道。在组织运行上，西方国家议会贯彻以权力分立为基础的均衡制约原则；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则实行以权力统一为基础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摘编自李秋生《正确认识西方国家议会的借鉴意义》

主题一   经济的发展

材料一   宋初，北方作物的大规模南移和占城稻的引进推广，在耕作制度上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在同一块地上不同作物可以接续栽种，不少茶农、桑农、果农等不再是为自身的直接消费而生产，而是把产品投入市场，转换成货币，再购入粮食、布帛等生活必需品。

——摘编自张其凡《中国大通史》

材料二   宋朝的商品经济非常繁荣。新兴经济作物茶叶、甘蔗之类绝大部分进入市场。市场形成城市、镇市、草市三级金字塔型结构。在地方贸易网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江南、西北等几个较大的区域市场。海外贸易规模超出唐朝，朝廷在南方沿海港口设立了多处市舶司。民间开始出现中国古代最早的纸币，称为交子。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三   宋代城市功能由单一的维护封建统治的堡垒功能，日趋走向多样化，它的社会、商业贸易、文化消费等功能日益显露出来。最明显的就是城市生活由原来只为统治集团、贵族官僚服务开始面向下层，面向一般市民生活需求，史载，“今闻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城市突破了居民区和商业区的区分，中世纪前期的城市管理制度“坊市制”被十分发达的“厢坊制”所取代，到了南宋中叶，不少城市又演变为“偶巷（坊）制”，坊不再是封闭式的居民区。实际上是商业与居住混杂在一起的街区。南方以自然经济区域为范围，以经济发展为驱动力，推动交通、人文方面的发展，形成一个个独具风格和特色的多功能城市，走上了经济型城市的发展道路。正是这场宋代的“城市革命”，推动了封建城市规划的变革，中国城市的发展，开始了多元化的道路。

——摘编自《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

材料四   宋元时期，南北交通改善，为技术和贸易的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经济氛围宽松自由，商业空前繁荣，同时在税赋方面大量征收纺织品。这一时期，北方大量人口南徙，为江南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资金，同时也将北方较为先进的纺织技术传到江南地区。1289年，元世祖又“诏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在此情况下，棉纺业在各地广泛兴起，元代棉花已能与丝、麻纺织原料鼎足而立。

——摘编自杨敏《宋元江南纺织手工业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研究》

材料五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战事稀少，社会环境较为安定。在此期间，南方逐渐成为经济发达的地区。北宋灭亡之后，南宋政权偏安一方，南方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此时南方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上都得到了巨大发展，已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平，农业生产甚至超过北方。此外，自唐至宋元，庄园的分布有明显向南推移的趋势。到了元代，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甚至开发前所未有、规模浩大的漕运和海运，也足见南方经济的重要性和其影响力。

——摘编自商字楠《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转移及其影响分析》

主题二   社会的变化

材料六   两宋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古时期森严的良贱制度也逐渐被打破。宋仁宗时赋予了私人奴婢编户齐民的法律地位，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后官奴婢制度消亡。仁宗朝，政府规定商人、佃农、奴婢均为编户齐民，这意味着压抑下层百姓权利的种种桎梏得以剔除，而对奴婢生命权的保护亦更加深入具体了。

——郭尚武《两宋良贱制度的消亡及其影响》

材料七   （宋代）岳州知州指出：“（农民）自来兼作商旅……欲出榜招召，务令疾速归业。如贪恋作商，不肯回归，其田权许人请射（承佃耕种）。”宋高宗采纳户部意见：“商人田产，身虽在外，家有承管，见今输送二税，难（不应）许人请射。”

——摘编自徐松《宋会要辑稿》

材料八   社会流动按其流动方向，划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关于水平流动，多表现在地域和职业方面的流动。如农民摆脱户籍与土地的束缚，“释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商人在各地流动，“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盖此郡凤凰山谓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荫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士人也从事经商，在赶考途中，有“贩盐为事”。垂直流动则多表现在科举制全面展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上升的机会，宋代开始阶级区分不及前代严格，阶级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

——摘编自陈静《宋代商品经济与社会流动研究》

材料九   唐宋变革是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上的重要变革，实现了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社会转型，使中国传统社会进入齐民社会阶段。较之此前的汉唐世族地主社会，齐民社会具有社会等齐性、契约普遍性和社会流动性三个方面的进步特征：社会等齐性意味着社会特权阶级大大缩小了，社会身份趋于等齐，社会等齐性为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创造了前提条件，导致契约的普遍化，并使人们摆脱了身份的束缚，可以自由迁徙并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这些大大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摘编自高德步《唐宋变革齐民地主经济与齐民社会的兴起》

主题三   儒学的复兴

材料十   在北宋初年，儒学思想比较沉闷，在当时的政治思想中没有占支配的地位。到北宋中期，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因循守旧政治受到日益激烈的批评，士大夫中要求改革政治的变法思潮日益高涨。儒学这时期吸收了佛教、道教的一些思想，向着“通经致用”的方向发展，适应新的政治形势需要而日益活跃。当时士大夫中不少人出于对内忧外患交炽局面的忧虑，想通过对经籍作出符合现实需要的新解释，为解决现实的社会矛盾寻找答案，为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寻求药方，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儒学也在各个学派争鸣中得到发展，形成带有新的时代特点的新儒学。

——摘编自吴泰《中国史话》

材料十一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朱子文集》卷七

材料十二   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家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约束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应该看到，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材料十三   中国古代的儒学思想是一个流动的发展过程。孔子以及后来战国时代儒家，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人的价值，人的完善的品德，以及人性的冶炼。董仲舒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塞进阴阳家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唐代出现了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局面，同时一些思想家或明或隐地吸取佛学思辨哲学的若干方面。宋明理学在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理学一方面使人们屈从于封建主义统治，另一方面，理学家发展了早期儒学中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主题四   文学艺术和科技

材料十四   宋代市民文化的繁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使演艺由宫廷走向民间，由上层社会的消遣享乐转向大众性文化娱乐——更具意义的是，以勾栏演艺为中心的瓦舍之创设，为演艺提供了固定的场所，从此民间城乡各路艺人汇聚于此，使得官方与民间、城乡长期分流的表演艺术终于迎来了交流汇合的契机”。两者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促进了宋代各类文化式样更趋世俗化、大众化。这一时期，随着市民文化的发展不仅俗文学作品的创作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俗词、话本艳曲等大量的通俗文学文艺作品层出不穷，而且出现了俗文学文体的相对独立，其突出标志就是宋代出现的话本小说以平易生动的口语代替了以往文学作品典雅的文言，语言风格凸显出口语化、通俗化的特色，开启了后世以口语化的白话文进行小说创作的先河，从此白话小说在文学舞台上占据了-席之地以白话文为主的俗文学文体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受市民文化发展的影响，自宋代以后士大夫阶层在文学创作领域里也呈现出雅俗贯通的倾向。

——摘编自郭学信《宋代市民文化兴盛的时代特征及社会效应探论》

材料十五   宋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黄金时代，科技成就走在世界的前端，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称它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时期，在数学、传统医学、传统天文学、法医学、传统农学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政府推动出版了一系列的科技作品如《梦溪笔谈》、《圣济录》、《洗冤集录》、《统天历》、《农书》等。四大发明指南针用于航海、火药用于军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促进了科学知识的传播。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罕见的篇幅来讨论朱熹的科学思想。

——摘编自刘芹《儒学与中国古代科技——以宋明为例》

材料十六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一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的杠杆。

——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应用》

主题一     中国古代货币演进历程

材料一：武帝即位后，鉴于市面上因流通“半两”“四铢”“榆荚”等币量不一的货币给社会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收回封国的铸币权，并严禁民间私铸。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中央政府收回铸币权……铸造新的五铢钱……式样划一，币重如其文，且不易被盗磨……至唐武德四年（621）废止，前后跨度为733年。

——摘编自高德步《中外经济简史》

材料二：宋朝从1024年正式发行交子起，历经钱引、关子、会子等各种名目的纸币，到南宋灭亡止，有250多年的历史。因缺乏有效的制度限制纸币的发行，因此纸币总是引起高通胀和恶性通胀。元朝也有130多年的纸币发行史，最终结果是同样的。但唯一的亮点仍然是白银。宋以前的价值尺度是铜钱，“自元代起，中国改用白银为价值尺度，并且逐渐发展到以白银为流通手段”。明朝于1436年，“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一条鞭法规定赋税各项皆用银折纳，是白银确立本位货币地位的标志。

——摘编自杜恂诚《白银进出口与明清货币制度演变》

材料三：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停止金本位，实行外汇倾销。国际银价大大高于中国国内的银价，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国内市面投机活跃，物价狂涨，购买力锐减，工商企业纷纷倒闭。为了改变以往各家银行皆可准许发行货币的混乱局面，1935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法币政策实施法》及《兑换法币办法》，规定由中央、中国、交通3家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并无限制购售外汇，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禁止白银流通，并收归国有，放弃银本位制，法币的价值用外汇率来表示。稳定统一的货币政策刺激了工农业的发展，国内储蓄日渐增多，1936年国内储蓄由改革前的27亿增加到35亿。

材料五：人民币是在统一晋察冀边区银行币、冀南银行币、陕甘宁边区银行币、西北农民银行币、北海银行币等各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1948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制新币问题的指示，要求“印刷必须力求精细，应由中国人民银行派员负责检查票版、票纸，切勿粗制滥造，以防假票流行”。1948年11月，首批人民币印出，毛泽东说：“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有了自己的政权，现在又有了自己的银行和货币，这才真正是人民当家作主！”

——摘编自刘贵生等主编《现金的魅力：人民币雕刻之美》

材料六：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被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后第五种入篮货币，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第四季度末，人民币储备总额为1228.02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份额为1.23%，较2016年同期增加0.15个百分点，是继美元（62.7%）、欧元（20.15%）、日元（4.89%）、英镑（4.54%）、加拿大元（2.02%）和澳大利亚元（1.80%）后的世界第七大储备货币。

——摘编自谈俊《稳妥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主题二   世界货币体系的形成

材料七：金本位制就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在金本位制下，每单位的货币价值等同于若干重量的黄金（即货币含金量）；当不同国家使用金本位时，国家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货币的含金量之比——铸币平价来决定。金本位制于19世纪中期开始盛行。以下是各国使用金本位制的时间

材料八：1929年经济大危机爆发后，金本位制崩溃。资本主义世界货币失去了统一的标准和基础，国际货币关系陷入日益动荡和混乱的状态。二战后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固定比值，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实际上等同于黄金，取得了在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

——摘编自姜春明、佟家栋《世界经济概论》

材料九：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实力地位进一步下降，美元购买力也日益下降。一些西方国家要求美元贬值并向美国兑换黄金，美国不予理睬，于是德、意、比、荷等国先后实行浮动汇率制。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此后，固定汇率制被浮动汇率制取代。

——摘编自姜春明、佟家栋《世界经济概论》

材料十：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牙买加体系建立，各国货币不再规定含金量，黄金也不再用于官方结算，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使命终结。……现行汇率制度呈现弹性化趋势。在牙买加体系建立初期，大约有85%的发展中国家实行钉住汇率制度（本币与某外国货币或一篮子货币保持固定比价），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下降到45%，1997年进一步降至40%。固定汇率制度占比大幅减少，意味着汇率制度的选择呈现多样化特征。……欧元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元主导国际金融市场的局面，从而推动国际货币储备的多元化。但是截至2012年，美元仍然占各国外汇储备的65%左右，国际外汇交易的40%以上，国际贸易结算的50%以上，美元的影子无处不在，美元的影响范围在扩大，流通领域在扩展，影响力度在增加。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欧元还无法取代美元。

——摘编自朱丰根、朱延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基本特征与问题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