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的不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特点形成的原因。
第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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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广州的一位商人，随朋友到十三行中参加西餐宴席，在餐饮之后写信寄给北京的友人讲述吃饭情形：“他们坐在餐桌旁，吞食着一种流质，按他们的番话叫做苏披。接着大嚼鱼肉，这些鱼肉是生吃的，生得几乎跟活鱼一样。我目睹了这一情景，才证实以前常听人说的是对的，这些‘番鬼’的脾气凶残是因为他们吃这种粗鄙原始的食物。”
——摘编自郭晔旻《西餐如何走上中国人餐桌》
明治时期日本有人这样评论鹿鸣馆的舞会，“黄色皮肤的脸面，佩戴着羽毛装饰，来细腰，手拿西式小饰物的日本女性，合着西洋音乐，踏着斯拉夫舞步。这是日本人为了看上去像西洋人而做出的滑稽而悲哀的努力。”
——摘编自《鹿鸣馆：日本欧化主义的象征》
(1)分别阐述每组材料对研究“近代中日文化重构”的价值。(请从史料类别、内涵和作用等角度作答)(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中、日两国文化重构中的共同特征。
(3)除上述材料之外，全面研究“近代中日文化重构”问题还可补充哪些类型的史料?(至少列出两种)
材料一 20世纪初，以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为主要目标的殖民地民族主义席卷亚洲大陆，形成了20世纪亚非拉民族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各种既有民族主义色彩，又有西方先进文化特征的民族主义思潮纷纷兴起，如中国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印度的甘地主义、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等，形成了一场出现于亚非拉各国间的民族民主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兴起，亚非拉民族主义运动出现第二次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国家掀起民族主义运动的第三次浪潮，它们利用本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逐步转化所获得的驱动力，摧垮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创建了民族独立国家
——摘编自徐煌《20世纪亚非拉国家的民族主义及其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材料二 第三世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民族独立而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的集合体，处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区。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占据着相同的结构性位置，这在一方面决定了建立政治秩序和实现经济发展是它们的核心任务，另一方面也决定了第三世界国家存在着共同的政治主题。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政治主题经历了从政权建设向民主转型的变化，到20世纪80年代，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实现了民主转型，但自由民主体制在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的效果甚为不佳，不仅没能恢复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契合性，而且难以调和政治冲突以及持续动荡的政治局势，进一步打击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和社会基础。
——摘编自汪仕凯《第三世界的政治主题转换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20世纪以来亚非拉国家民族主义运动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二战后第三世界政治主题转换的影响及制约因素。
材料 2022年11月，机器人程序ChatGPT成为科技媒体的热点，并迅速席卷全球。从1997年的“深蓝”到2016年的“阿尔法狗”再到2020年的“元宇宙”，ChatGPT作为最新的智能机器人，能够进行智能对话、知识总结，再一次实现了对技术的刷新。与此同时，ChatGPT热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值得人类反思。首先，关于人对技术的使用问题：人是否会成为工具的工具？是工具驱使我们，还是我们使用工具？其次，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人要保持怎样的分辨力和思考力？第三，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目标、价值和美好世界会被工具化吗？面对科技的发展，人类需要理解世界，需要有掌握世界的方式。
——摘编自孙美娟、张译心《ChatChatGPT：热话题需要冷思考》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为主题，自拟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叙述完整，条理清晰）
材料一 两宋时期我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出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图书出版市场。中国人口在汉唐间未能超过6000万，而到北宋末年，在北宋、辽、西夏、大理等范围内总人口达到了1.4亿。人口增加带来了生存竞争压力，导致一部分人不得不通过读书、业儒，进而入仕以求改变困顿的家境。据统计，两宋科举取士正奏名和特奏名共12万多人。科举的直接参与者和接受教育者数量的剧增，培养出了一个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体。两宋时期国子监刻书计有9440卷。一些政府部门、地方学校也都刊刻了一些与科举有关的书籍和相当数量的经传史记、诗词歌赋等。通俗读物、童蒙读物、民间日用书籍等成为市民阶层所需要的文化产品。此外，医方、历书、占卜类书也是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书籍。当社会对图书的需求与图书生产联动协调时，宋代的图书市场便就此形成了。
——摘编自白金《人口、科举与宋代图书出版市场的形成》
材料二 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该书馆使用以牛为动力的机器印制图书，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之后中国又出现了格致书室、美华书馆和广学会等20多家出版机构。1846年，清政府正式废除了禁教令。这一时期在中国出版的图书主要有《养心神诗》等传教小册子，《华英字典》《中葡字典》《拉丁—中文词汇》等工具书，还有大量有关西方学术、文化和科技的著作，如《东西史记和合》《大英国志》《代微积拾级》《几何原本》等。1851年由广州西关金利埠惠爱医院出版的《全体新论》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地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对中国医学界影响很大。
——摘编自郑艳红《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图书出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图书出版市场形成的原因及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晚清传教士在中国出版图书的背景及影响。
材料一 以环太湖地区为分布中心的良渚文化，影响波及淮河流域地区、华南地区。良渚文化的代表包括有着高水平的制玉工艺、精美的磨光黑皮陶、通体磨光石器、精致漆木器。良渚文化遗址中虽并未发现黍、粟等旱作农业品种遗存，但发现了大量的炭化米（谷）、颖壳和小穗等不同的稻谷存在形态，其中以炭化米数量为多。稻米是良渚社会居民的食物主要来源。良渚文化中的墓葬，可分为两类。一类，如马桥文化中见到的那些小墓，其中有的无随葬品，有的仅随葬一些日常用品；另一类，如张陵山墓葬，往往不与“小墓”为伍，而葬于人工堆筑土台上，常使用棺、椁，以玉钺、琮、璧这类重器随葬。良渚社会在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等方面已经具备文明社会特征。
——摘编自郑云飞《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生业形态与稻作农业》等
材料二 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陆续发现了以玉器为主要随葬品的良渚文化大墓，琮、壁等玉礼器以及墓葬等级的差异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达程度。2007年发现良渚古城，2015年确认水利系统，这些都将良渚文化推到了国家文明的高度，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列为世界遗产。如果没有对良渚80多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中国在距今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已经存在如此成熟发达的文明社会。通过再现良诸文明的历史，可以发现它对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乃至后世中华文明，均产生了礼制、艺术、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这一过程同时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历程。
——摘编自刘斌《良渚与中国百年考古——被低估的中国新石器时代》
(1)根据材料一，概括良渚文化的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80多年的良渚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开始瓦解……越来越多的农民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谋生，这为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劳动利益市场。中国的官僚、地主、商人在外资企业高额利润的刺激下，在爱国心的驱使下，开始投资创办近代企业。洋务派民用企业为民族企业的创办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于是19世纪六七年代中国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
——摘编自张祖良《近代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
材料二
(2)根据材料二，指出荣氏兄弟开办的产业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15年左右荣氏家族产业得以崛起的原因。
社会生活的因循与躁动
明清时期，在宗法社会貌似坚硬的外壳之下,潜流暗动,社会风尚的变迁,社会伦理的背离倾向,商人地位的提升,文人士大夫遂情达欲的生活旨趣，虽然不足以立即改变总的道德秩序和社会面貌，但却持续不断地腐蚀和动摇着传统社会的基石。中国社会正在冲破传统，跨入近代社会的门槛。
礼教背景下的宗法家族生活
明清时期,宗族仍是民间社会生活的重要组织调节机制。但是,宗法的约束效力逐步涣散,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社会伦理的背离倾向日趋明显。经研究者统计，至少在清代前期,大家庭所占比例已不是很高，最为普遍的家庭还是由父母和子女结合成的三角。明清妇女地位也有了改善的迹象，如在一些士绅家庭中，女子读书作文早已成为一种时尚，在中下层家庭中，妇女再婚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商人精神与社会风尚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正式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念，商人本身也逐步建立起了道德自尊。传统价值取向的变迁，导致明代中后期社会出现了崇商的趋势。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社会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出现了追求奢侈享乐的风尚。在商业繁荣的背景下，以戏曲为代表的通俗文化也得到了高度发展。
文人士大夫的清雅生活
明代中后期，在工商业经济和城市文化发展的背景之下，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信条愈显苍白无力，社会道德价值体系面临深刻的危机。有悖于正统道学的理欲观念，成为明清文人士大夫张扬个性、满足精神和物质欲望的生活方式的思想基础，也助长了准求声色犬马的享乐之风。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1)上述材料中明清社会生活的“因循”与“躁动”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二者之间有何逻辑关系？
(2)分析明清社会生活“因循”与“躁动”并存的原因
材料一 唐朝统一全国以后，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到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发展到高峰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粮价越来越便宜。开元十三年（725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州）、齐（州）五钱，栗三钱”。此后直到天宝末年，物价长期稳定。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唐前期的户口数逐渐上升。唐高祖武德年间，全国有户200余万，贞观初年增加到300万。神龙元年（705年）全国有户615万多，人口3714万。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户数增至891万多，人口5291万多。这一数字是唐代人口统计数的最高值。经过劳动人民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耕地面积也大幅度增加，据估计，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之间，略高于西汉时的最高垦田面积。
——摘编自陈秀平、欧阳庆芳《隋唐时期农业立法及农业发展状况浅析》
材料二 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土地的开垦，宋太祖到宋真宗之间约40年的时间里，新垦土地增长了1倍，达到了约3498万公顷。“土狭人稠，田无不耕”“虽晓确之地，耕耨殆尽”。宋代法律对土地的保护日趋完善规定：“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土地的大量开垦和土地权属的确定，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北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颁行了《农田水利法》，鼓励百姓开垦土地、兴修水利，修复了一些汉唐以来所废弃的陂塘、堤堰、沟渔，农田产量大大提高，农业经济一度繁盛。宋代农耕技术的提高和农具的改进也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业发展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倾向和人口的增长。
——摘编自杨楚昕《宋代农业经济繁荣的原因探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促进唐宋农业发展的共同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农业发展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农业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地位。
材料 近代的工厂制度首先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确立。工厂管理的第一项重要措施是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工厂主主要通过罚款、解雇，甚至体罚等手段，迫使工人遵守近乎苛刻的工厂纪律。第一代工人基本上是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手工业者和农民，他们缺乏纪律训练，不能适应大机器的生产。而在工厂主看来，“劳动必须是被当做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当做一项天职来从事”。工厂管理的第二项主要措施是韦伯所说的严格的现代簿记的出现。簿记的目的是把每一笔收入和开销都准确地记录下来。当时，主要还是由工厂主本人亲自进行工厂收支的核算。工厂管理的第三项制度是建立对产品质量的监督和产品销售方案的制定。为保证产品质量，企业主韦奇伍德甚至拖着假腿跑到各处，把有缺点的产品亲手打碎。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基础上，工厂主想方法进行推销，18世纪80年代，韦奇伍德的装饰陶器和精制棉织品印花布以及伯明翰的铁器配件成为贵族欣赏的时尚，这应归功于韦奇伍德成功的销售方案。
——摘编自宋严萍《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管理及特点探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近代工厂管理制度建立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厂管理制度具有的特点，并分析形成以上特点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