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中期，随着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国君对各级官吏的报酬，一般已不采用分封土地的办法，而是以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俸禄，有时赏给部分钱币或黄金。以官位的高低定俸禄的多少。在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除皇帝世袭、皇族按其与皇帝亲疏分别享有高卑不等的爵禄特权外，广大的官僚，则是皇帝按其统治的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从贵族、平民中选拔出来，任以职位，颁给俸禄。职官不能世袭，俸禄随任免而给除。这种任职获禄，对官僚而言，实际上只是其为皇帝进行统治所付出的劳绩心力的一种物质报酬。
——摘编自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
材料二 古代官史俸禄表。
| 唐代 | 大致有禄米、俸钱、职田和禄力等项。以安史之乱为界，前期基本实行年禄、月俸双轨制，年禄给粮食，月俸主要给铜钱；后期基本上只实行月俸制。月俸虽仍以钱计算，但在支付时，常以谷帛等实物充给。 |
| 宋代 | 大体可分为正俸、加俸和职田三大类。正俸包括俸钱、衣赐、禄粟。俸钱按月支给，自使相40万文，下至郢、唐、复州内品300文；衣赐按年颁给绫、绢、布匹；禄粟月给，使相200石，至入内班官1石。加俸主要有职钱和随从衣粮、餐钱等。 |
| 明代 | 由实物、货币和土地三部分组成。以洪武二十年（1387年）所定岁禄为“定例”，正一品岁禄米1044石，月给87石；从九品岁禄米60石，月给5石。岁禄本色虽以米计，但发放时却或以钞折米，或以绢折米，且京官与外官有别。至明中期，官员俸给分为本色、折色两种。“本色”（岁俸米）又分月米、折绢米和折银米，月米不分官品，每员1石；折绢米绢1匹当银6钱；折银米银6钱，5分折米1石。“折色”仍以石计量，又分折银与折钞，各有不同的折算标准。 |
| 清代 | 俸禄的支给，虽说是“银米兼支”，但主要以支银为主。俸禄的支给标准，也主要以银两来衡定。 |
——摘编自曾宪阳《浅议古代官吏的俸禄》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俸禄制度产生的原因，并对俸禄制度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概括唐宋以来俸禄发放标准物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俸禄发放变化的原因。
材料 作为不同地区的文明，因文明的属性不同，其创造的相关成果也各不相同。……从历史上看，一个文明可以和一个国家重合，也可以在空间上超越一个国家。一个文明可以包括国家的一种类型，也可以囊括国家的多种类型。……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与习俗，孕育了不同的文明，而不同的文明又为人类的进步提供了丰厚的滋养。迄今为止，世界上的文明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摘编自杨共乐《文明与文明观刍议》
请以“文明的交流与发展”为主题，任选角度，自拟标题，运用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材料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棉纺织业发展遭遇重大冲击，申新纱厂系统占荣家企业资产的70%以上，所以，这一时期的荣氏企业遭遇了重创。列强纷纷向中国倾销剩余产品，导致中国纱价大跌，当时中国棉花歉收，棉花价格居高不下。申新棉纱每件成本218.33元，市场只售204元，每件亏损14.33元。加之九·一八事变后，日商对东三省棉纱与面粉市场的占领，荣宗敬“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当时荣氏企业的面粉业主要归王禹卿负责，面粉厂还略有盈余，当申新濒临财务危机时，荣宗敬主张以粉厂之余补纱厂之缺，但王禹卿不同意，“期间荣、王曾多次会谈，时常大声争吵”。荣氏兄弟别无出路，只能自我调整，仿效西方企业管理模式进行改革。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与民众运动的兴起，共同推动了荣氏企业在30年代中期以后再创辉煌。
——摘编自秦祖明等《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与荣氏企业》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30年代荣氏企业遭受重创及再创辉煌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荣氏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涵。
材料一 我国自古重视档案存储和管理。周代设天府，存储图版、盟约、谱雕等档案材料。西汉有石渠阁，管理档案典籍、图书等；同时设兰台，存储典图、律令、奏章等各项重要档案文件和其他典籍。东汉时期，朝廷有东观，存储档案典籍，管理诸如记书、奏章等重要档案。
唐代设史馆、甲库，分别能理档案文献和甲历档案。宋元时期，朝廷管理档案的机构是架阁库。明代，朝廷除架阁库外，另设皇史宸作为皇家档案库房，皇族的玉牒、历代皇帝的实录、圣训均在此处存储并严格管理。
--摘编自刘强等《中国古代档案管理机构的沿革》
材料二 清末档案管理机构的设置极大地受到了清末政治制度的影响。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清政府意识到外交事务的重要性，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衡门（后更名为外务部）、总税务司等机构。在这些机构中出现了专门保管档案的部门，比如外各部下设的机要股、总税条司下设的机要科都负责保管各部门的机要档案。民国时期专职性尼经成为档案管理机抽的最达特征，不同体系内的机关档案室以及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档案馆逐步建立起来。
--摘编自丁海斌、刘卉芳《中国近现代档案管理机构发展演变研究》等
材料三 一方面，档案是社会历史文化记忆的沉积，其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孕育文化情感内涵的重要元素。另一方面，档案是国家和社会活动的历史记录，自古以来档案就是国家管理的工具，档案信息关系国家的政治稳定，档案资政服务影响政府决策质量。
--摘编自高胜楠、吴建华《档案与国家认同：理论基础、作用维度与现实路径》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中国古代和近代档案管理的异同。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分析档案管理的历史价值。
材料 古代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交流关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中就有记载。至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中亚地区就与中亚诸古国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开始了由国家倡导并有效组织的较大规模的友好和平交流。 自此，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联系与交往在两千余年间延绵不断，尤其是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各个历史时期友好交往的史实都有文献或考古资料的依据。通过丝绸之路，中亚地区的葡萄、石榴、良马、珍禽传入中国，还有制糖技术、琉璃技术等也经中亚传至中国。而中国的冶铁技术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传入中亚费尔干纳盆地。8世纪之后，造纸术、雕版印刷术等技术被带到中亚，并由此传至西亚和欧洲地区。古代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交往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与发展。
——摘编自许尔才《略论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等
(1)根据材料，概括古代中国与中亚地区交流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中国与中亚地区交流的意义。
材料一秦汉两朝均定鼎西北长安，漕粮多半取之于关中和山东这两个地区，漕运方向大致为东西向。这一时期，漕运属临时性的粮食运输，主要用于军事。唐代关中“所出不足养给京师，备水旱”。故唐代渐以转漕东南之粟为主，漕运基本形成了一套制度，其体系已渐趋形成。
北宋漕粮基本上都用于军事和朝官俸禄。北宋以汴河所运漕粮最多，漕运的方向完全转变为东南西北向。元代以后，政治中心主要在北方，漕运转为南北方向。明清两代，漕运制度进一步完善，朝廷已经十分重视对于漕粮的利用，将漕粮用于地方军饷和仓储、平抑粮价、赈灾备荒等方面。
材料二在中国古代，水道的最大优势在于其往来便捷、承载量大以及便于长距离运输。这便决定了在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在远距离分立南北的格局下，借用水道运输漕粮成了朝廷不二的选择。……明清两代，自明代永乐迁都北京以后，南粮北运皆通过走运河水道完成。巨量的漕粮通过运河运输，本身就意味着运河具备的运输条件、能力和优势。应该说，明清时期的运河已经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性能。也正是这种性能，促成了运河经济带的形成。运河经济带不仅在于沟通南北，更重要的是这个经济带成为元明清时期最具活力、最有生机并最有辐射影响力的区域。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昊琦《南漕北运：中国古代漕运转向及其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到明清漕运发展的变化。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推动中国古代漕运不断发展的因素有哪些。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漕运的积极影响。
材料 管仲的军事改革，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把国都内的居民分为三部分，其中的一部分是“士”。让“士”居住在国都内是为了让士“就闲燕”-士兵从此脱离农业生产劳动，专门担负起武装作战的任务。管仲把内政组织赋予军事化意义。“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管仲改革“赋粟”，向农民直接征收粮食以养兵。此外制定了以兵赎罪的政策，作为军队兵器的来源之一。具体办法是，依据犯罪者罪行的轻重，用数额不等的兵甲赎罪。比如，“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鞼盾一戟。”根据文献记载，这个办法实施后，齐国“甲兵大足”。管仲的军事改革标志着国家暴力机器的强化，暴力与大众进一步分离和异化，并由此而奠定了集权国家的基础之一。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军事制度，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奠定的军事制度的延续和发展。
——摘编自张荣明《从管仲改革看中国古代军制的演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管仲军事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管仲军事改革的内容及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君臣朝参制度，亦称“朝会制度”，是中国古代中央决策议事制度之一。《周礼·秋官·朝士》记录了天子的“三朝”之制，即进行朝参的地点有三个，但对“三朝”的具体位置、朝参的内容和时间以及朝参的官员范围等均无详细说明。汉初，汉高祖一度将秦代繁缛的朝参“仪法”全部废除，出现了“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现象。不久，高祖开始按儒生制定的“仪法”接受百官朝贺。《汉书·宣帝纪》记载：“（宣帝）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试功能。”东汉、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时期，朝贺礼仪和“五日一听事”之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和补充。根据唐代文献资料可知，唐代君臣朝参制度大体分为外朝听政、朔望朝参和常朝等三种不同形式，并不断发展变化。
——摘编自杨希义《唐代君臣朝参制度初探》
材料二 1302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因同教皇卜尼法八世发生冲突，首次召开三级会议，参加会议的三个等级分别是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市民代表），这标志着法国历史进入等级君主制阶段。三级会议开始只是等级代表会议，不是立法机关，它的职能是听取国王的决定；三级会议也不是常设机构，是应国王要求召开的，由国王决定开会的时间、地点、代表人数和选举方式。国王吸收三个等级的人士加入到国家决策里来，使国王决策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后来，三级会议在某些时刻也起到了限制王权的作用，比如太子查理在1357年11月到1358年2月就被迫同意以下条件：定期召开三级会议并听取治国意见；会议每年召开2-3次；征税必须得到三级会议的同意；三级会议有权任命国王的顾问；等等。
——摘编自吕俊《三级会议与法国封建制度的变迁》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周代至唐代朝参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周代至唐代朝参制度和中世纪后期法国等级君主制的共同影响，并指出二者的内在差异。
材料一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命子迁》中曾语重心长地执迁手而泣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撤除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国春秋”的藩篱，打通了历史脉络，创建了纪传体的史学范式。
—摘编自徐杰舜《从<春秋>到<史记>：中华民族历史链的视野》
材料二 就“正史”而论，有八部出在唐代，如《晋书》、《梁书》、《陈书》，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五代及宋人编纂的《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则唐宋时期所修正史占二十四史的一半。……隋唐至宋编纂了各种大型类书和地志，包括《北堂书钞》《元和郡县志》以及南宋郑樵的《通志》等，将诸多传世文献和史料分类编排，给创作诗文和应对科考带来便利……唐代创立了一套体制性规定，从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到实录、国史等不同阶段当代史料整理和史书的编撰，都有规范的程序。史馆出现后并不禁止私家修史，《通典》《史通》等史学巨著，也都是私人著作。经世致用的中国史学发展到唐宋时代，尤其强调“会通”。所谓“会通”，需要史学知识的积累，也需要从历史走向当代、走向未来的宏大视野。《资治通鉴》是唐宋史学经世致用的典范之作。
——摘编自张国刚《唐宋经世史学之新高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史记》的写作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唐宋史学发展的特点。
材料一 地理大发现后，人类确立了以海洋作为通道连接世界的意识。美国历史学家马汉（1840—1914年）认为，国家繁荣来源于贸易，贸易依靠海洋交通。马汉在其海权理论中提出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的国运兴衰。1945年，美国把“大陆架”概念引进海洋法，宣布“处于公海下但毗连美国海岸的底土和海床的自然资源属于美国。”1982年联合国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认了群岛国、专属经济区的概念，重新定义了大陆架的概念。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开发海洋国土，占有海洋资源，自此成为沿海国家的海洋战略。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开始形成由海洋控制陆地的海洋观，力图以海洋作为基地，对濒海地区进行控制干涉。
——摘编自刘新华、秦仪《海洋观演变论略》
材料二
| 时间 | 重大事件 |
| 1958年9月 | 发布《关于领海的声明》，提出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初步建立中国领海制度。 |
| 1996年5月 |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后相继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海洋法律体系。 |
| 2003年和2008年 | 国务院先后印发《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推进海洋开发战略。 |
| 2013年11月 | 国防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声明》指出，要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准备，提高海洋维权能力，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
——摘编自张峰《中国共产党海洋观的百年发展历程与主要经验》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美海洋观的共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20世纪中叶以来中美海洋观发展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树立正确海洋观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