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作为不同地区的文明，因文明的属性不同，其创造的相关成果也各不相同。……从历史上看，一个文明可以和一个国家重合，也可以在空间上超越一个国家。一个文明可以包括国家的一种类型，也可以囊括国家的多种类型。……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与习俗，孕育了不同的文明，而不同的文明又为人类的进步提供了丰厚的滋养。迄今为止，世界上的文明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摘编自杨共乐《文明与文明观刍议》
请以“文明的交流与发展”为主题，任选角度，自拟标题，运用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材料一 我国自古重视档案存储和管理。周代设天府，存储图版、盟约、谱雕等档案材料。西汉有石渠阁，管理档案典籍、图书等；同时设兰台，存储典图、律令、奏章等各项重要档案文件和其他典籍。东汉时期，朝廷有东观，存储档案典籍，管理诸如记书、奏章等重要档案。
唐代设史馆、甲库，分别能理档案文献和甲历档案。宋元时期，朝廷管理档案的机构是架阁库。明代，朝廷除架阁库外，另设皇史宸作为皇家档案库房，皇族的玉牒、历代皇帝的实录、圣训均在此处存储并严格管理。
--摘编自刘强等《中国古代档案管理机构的沿革》
材料二 清末档案管理机构的设置极大地受到了清末政治制度的影响。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清政府意识到外交事务的重要性，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衡门（后更名为外务部）、总税务司等机构。在这些机构中出现了专门保管档案的部门，比如外各部下设的机要股、总税条司下设的机要科都负责保管各部门的机要档案。民国时期专职性尼经成为档案管理机抽的最达特征，不同体系内的机关档案室以及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档案馆逐步建立起来。
--摘编自丁海斌、刘卉芳《中国近现代档案管理机构发展演变研究》等
材料三 一方面，档案是社会历史文化记忆的沉积，其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孕育文化情感内涵的重要元素。另一方面，档案是国家和社会活动的历史记录，自古以来档案就是国家管理的工具，档案信息关系国家的政治稳定，档案资政服务影响政府决策质量。
--摘编自高胜楠、吴建华《档案与国家认同：理论基础、作用维度与现实路径》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中国古代和近代档案管理的异同。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分析档案管理的历史价值。
材料 管仲的军事改革，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把国都内的居民分为三部分，其中的一部分是“士”。让“士”居住在国都内是为了让士“就闲燕”-士兵从此脱离农业生产劳动，专门担负起武装作战的任务。管仲把内政组织赋予军事化意义。“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管仲改革“赋粟”，向农民直接征收粮食以养兵。此外制定了以兵赎罪的政策，作为军队兵器的来源之一。具体办法是，依据犯罪者罪行的轻重，用数额不等的兵甲赎罪。比如，“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鞼盾一戟。”根据文献记载，这个办法实施后，齐国“甲兵大足”。管仲的军事改革标志着国家暴力机器的强化，暴力与大众进一步分离和异化，并由此而奠定了集权国家的基础之一。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军事制度，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奠定的军事制度的延续和发展。
——摘编自张荣明《从管仲改革看中国古代军制的演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管仲军事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管仲军事改革的内容及影响。
材料 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为了尽可能避免战争的发生，日美两国从1941年3月到11月进行了长达九个月的谈判。就美国而言，谈判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对付德国，在远东稳住日本，二是为了孤立德国，美国力图使日本脱离三国同盟，成为对美英持中立态度的国家。如果谈判不成，美国则以经济战对付日本。而日本的目的正好相反，日本谈判的目的也有两个：一是依靠三国同盟的力量迫使美国保持中立，停止援助英国与中国；二是希望美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使之与日本媾和，以便日本全力南进，夺取东南亚。日美秘密谈判的消息传到外界后，日本遭到了德国和意大利的强烈反对，美国则遭到了英国和中国的指责。
1941年4月22日，日本外相松冈重新制订了对美谈判之原则：有助于结束日中战争，即让美国不再插手中国事务；不与三国同盟条约相抵触；遵守对德国的国际信义，即阻止美国参加欧洲战争。1941年6月21，苏德战争爆发的前一天，美国对日本的提案提出方案。在该方案中，美国坚持可以使用自卫权，维持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日本从中国撤兵等。对于日本最重视的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美国仅表示应由中日两国间友好地谈判予以解决。由于美日矛盾的逐步尖锐，在珍珠港的爆炸声中美日谈判最终破裂。
——摘编自朱听昌《美国全球战略与1941年日美谈判》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41年美日谈判的背景及美国的全球战略。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41年美日谈判失败的原因。
材料 张栻（1133年-1180年），字钦夫，又字乐斋，四川绵竹人。南宋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湖湘学派集大成者。魏晋以后，儒学式微，义利问题并未引起儒者的注意与重视，直到宋代，义利之辨陡然成为儒者注目之焦点。张栻明确提出：“无所为是无所图、无己私，故曰义；有所为是有所图、有己私，故曰利。……义之所以为义，善之所以为善，在于主体自觉地为义、自觉地为善，且不带有任何目的性和功利性。”他依据义利之辨对历史进行了评价和定性，认为夏商西周三代是以义治国，五霸是以利害国。对于历史上的人物，张栻亦按照义利之辨的尺度进行品评，他对历史人物评价最高的是诸葛亮，称其“扶皇极，正人心，挽回先王仁义之风，垂之万世，与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张栻不惜笔墨评价历史及历史人物，倾注的却是对当局的希望，对现实的关切。张栻屡屡规劝君王不要徇私妄为，牟取私利，而是要胸怀国家，高瞻远瞩，以仁义治国。收复中原，匡复宋室，中兴国家，是张栻义利之辨的目的和宗旨。
——摘编自王丽梅《张栻义利观钩沉》
(1)根据材料，概括张栻义利观的内容。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张栻义利观产生的背景及其意义。
战国秦汉的农牧业分界线变迁图
上图的农牧界线在秦汉时期历经变化。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派蒙恬逐匈奴，取得今河套包括鄂尔多斯高原的“河南地”，在这块一直是游牧民族活动的“草木茂盛，多禽兽”的森林草原地带，设置了44县，并修筑长城，“徙谪戍以充之”。公元前217年又迁三万家于北河（今河套乌加河）榆中地区。这两次大规模移民戍边，将农耕区的北界推进至阴山以南一带。不久，爆发了秦末农民起义，秦朝灭亡，戍边者乘机逃回，匈奴渡河而南，与中原王朝以战国以来的故塞为界。至汉武帝时期，农牧界线又向北移动。
——摘编自邹逸麟编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阅读图文资料，结合所学，评析战国秦汉时期农牧业分界线的变动。
材料 1707年，福建巡抚张伯行创建的鳌峰书院是清代福建最高学府。朝廷赐其“经书、《孝经法帖》《渊鉴斋法帖》”，予帑金以支持其办学、学术科研及藏书建设。康熙至嘉庆年间，福建各级官吏捐俸或拨付田产，资其购置图书。1838年，“置古今经著四百六十种”，除经、史、子、集外，闽人著述和刻印书籍为数也不少，农桑、占星、巫医等稀见。其《藏书章程》规定：各书备士子观览后，应查修贮存；肆业生取阅，登记档册；夏月应行晒晾。1851至1908年，藏书先毁于战火再呈“中兴”，呈现传统经典史籍与体现洋务、新学、西学、时务等书籍收集并重。书院曾培养出林则徐、陈化成等。1901年，书院改为学堂，藏书由近代图书馆接收。
——摘编自陈明利《唐至清代闽台书院藏书研究》
(1)根据材料，概括清代福建鳌峰书院藏书的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代福建鳌峰书院藏书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根据当时社会的需求和统治者的需要，融合道家和法家思想，对儒学进行调整和加工，从而产生了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新儒学体系，这是对先秦儒学进行的第一次改造。董仲舒指出，要促进国家稳定，就一定要完成思想的统一。董仲舒宣传了“神”“天”“天人合一”的理论，还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种行为准则，后来被称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之后儒学变为真正的统治思想，同时研究五经的经学也随之成为了显学。
——摘编自韩典轩《儒学的发展历程和现代转型研究》
材料二 隋唐时期的儒学倾向于经世致用，表现为经学的繁荣和对佛道思想的吸收与融合。唐代前期孔颖达等编撰的《五经正义》，将魏晋以来论说纷纭、南北分裂的经学在形式和版本上达到了统一。经学的统一和繁荣以及三教并行的思想文化背景丰富了儒学的思想资源。科举制度使得以儒学作为教育主要内容成为官学、私学的自觉选择。唐代编辑了许多普及性的儒学启蒙读物，以简约条文化的方式把儒家的经典表现出来。此外，儒学还通过各种民间途径加以弘扬，如村社制定的乡规民约等。
——摘编自刘光育《隋唐儒学发展及其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儒学的基本内涵及其历史作用。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隋唐儒学的主要特点。
材料一 宋代城市商业继续发展，新兴起的商业街道、贸易场所与居民社区在城市内部混杂交错，给城市管理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因此模仿军事编制和军事管理，结合城市社区划分，首先在都城中出现了都厢、厢、坊、街巷城市分层区划，形成了城市管理的厢坊制。后来厢坊制推行到汴京城外郊区，形成了东京都厢制度。宋代城市独立行政管理机构“都厢”，平行于赤县或县，领属于京府，这就是古代建制城市。辽代五京同样属于古代建制城市，上京临潢府“京官，朝官皆有之”居五京之首，是辽代首位城市，形成了以其他四京为次首位城市的古代城市体系。
——摘编自韩光辉《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的出现与城市体系的形成》
材料二 清代的城市体系在鸦片战争后受到了外来的冲击。清王朝在战后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个沿海商埠，并允许外人在通商口岸居住，这就在原有体系上捅开了几个小小的缺口。西方列强趁中国的内乱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从而取得了在长江航行的特权并迫使沿海沿江的更多口岸对外开放。据统计，自五口通商到20世纪初，列强通过历次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即达70多处。这些相继开放的、主要分布于沿海沿江地区的通商口岸，最终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面向外部世界的开放型的城市体系。
——摘编自姜涛《中国近代城市体系的变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辽时期城市出现的新变化，并说明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中国城市出现的特点及其影响。
材料一 中世纪时，宗教医学把疾病看作是上帝的意志，主要通过祈祷、忏悔、集会游行、观瞻圣物等办法，净化灵魂，寻求上帝谅解，以平息神怒，消除疾病。16-17世纪，瘟疫在西欧频繁爆发，英国人口大量死亡，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冲击。面对肆虐的疫病，基督教会束手无策，宗教医学更显得毫无成效。宗教疗法不再受到青睐，世俗医学大行其道。例如，伦敦发生鼠疫后，医学界要求当局注意城市公共卫生、清除各种污秽；建议民众重视卫生保健，节制饮食，并用放血、催吐等疗法治疗病痛。对于瘟疫，政府则以非宗教手段加以防控-实施隔离、清扫街道、禁止集会、严禁人员和牲畜流动等······尽管有信徒对措施进行抵制，但它依然为政府强行推行，而传统宗教疗法几乎被完全抛弃。
——摘编自《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特点》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防疫等许多新的医学概念开始进入中国，并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传统观念的禁锢在短时间内难以打破，许多人仍然对西医抱有成见，对手术、打针等新式医疗手段避而远之，但在事实面前，成见的冰山终会逐渐消弭。
清末发生了遍及全国各省的大规模霍乱，与以往不同的是，人们可以利用西方的显微镜看到以往看不到的微生物，并意识到这很有可能就是致病的元凶。借助报纸这一新兴媒体，先进的健康卫生观念被传播开来，报社专门刊登介绍瘟疫和卫生知识的“论说”，并提出符合西方近代卫生观念的预防和治疗之法，内容通俗，深受普通民众的欢迎，为防疫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契机。
——摘编自《中国国家历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传统宗教疗法在西欧几乎被完全抛弃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防疫观念发展的特点及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近代中外防疫观念对现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