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苏区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农民群众，通过农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形成有效治理机制。为此，苏区政府保障农民权益，开展土地革命；兴办基层教育事业，扫除农民“文化荒原”；通过颁布法律条令，构建法律体系，为广大农民实现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提供保障；通过民主选举制度，由选民直接选出民主政权机关；建立民主监督制度；实行民主决策，重大决策都要经过苏维埃代表大会或各级苏维埃政府的讨论和决定；大力发展农工商业，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摘编自徐子迪、肖建华《中央苏区基层治理经验及其当代启示》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社会改造中深入基层社会，在动员工农群众参与革命的过程中，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嵌入，破坏了旧的统治基础和社会结构，重构了基层社会的组织体系和以群众政治参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运行机制，实现了对基层社会全方位革命性的改造。

——摘编自刘一博《改造基层：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的路径与成就》

材料三   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后，曾发动县自治运动、农村复兴运动、新生活运动等一系列运动来改造与建设乡村。县自治运动从1929年开始至1935年，国民党中央无奈宣布全国尚未有一县完成自治。时人评价新生活运动“只见宣传，不见事实……自欺欺人，贻笑外邦”。农村复兴运动被时人讥评为“惟精细毕具，缓急不分，似不足以慰我垂毙农民之急求”。

——摘编自王兆刚《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对乡村的运动型治理探析》

材料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先民就发展出一系列富于包容性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近代以来，随着中华民族所面对的内外形势与历史任务的显著变化，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也有了新的表现。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不是孤立于世界的，中华文明所创造的文化也不是封闭保守的。中华文化能积极吸纳、融合其他文明的有益成分。包容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地大德，也是社会生活中的基本道德，更是实现中华文明长期繁荣的精神源泉。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包容特性，对我们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都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摘编自王煦《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