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后直至晚清时期，“天下观”在实际操作中仍然是把中原王朝看做“一个文化共同体，而不是一个政治疆域，更非一个种族疆域”。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崇尚的是仁、德、礼等文化价值观念，所要实现的是协和万邦的天下秩序。……良好的商业航海气氛和城邦政治孕育了古希腊人朴素的世界主义观念，斯多噶派最先提出了“世界大同主义”的观念，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言：“全世界都是我的故乡。”古罗马帝国亦产生了一种帝国精神，即对武力征服、对外开拓、帝国一统的追求。

——摘编自侯毅、吴昊《论中国“天下观”与西方“世界主义”》

材料二

——摘编自胡波《从霸权更替到“多极制衡”》

材料三   新中国的“世界观”的发展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60年代……对世界保持高度警戒；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70—80年代……加快走向对外开放；第三个阶段是世纪之交前后10年，迅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认清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形成“和谐世界”的理念。

——江涌、王力、黄莺《60年中国之“世界观”》

茶，一片东方树叶，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既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象征。

材料一：茶马贸易一直从唐宋延续至近代。公元625年大唐与吐谷浑开通互市，大量的茶叶、绢帛等商品输出，以换取马匹及其他畜产品，丰足彼此，皆有便利。中原人用以交易的丝绸，对西域人来说是可有可无的生活附属品，而中原人却渴望得到代表国家军事实力的战争武器--战马。大唐王朝逐渐开始由“绢马互市”转为“茶马互市”。到了宋代更是形成了系统的茶马交易之法：以茶引作为茶叶经营的官方许可，茶马司管理相关贸易实务，茶马法确立各项贸易细则，完善的制度管理着所有的茶叶贸易。元帝国不缺马匹，茶马交易演变成以银两及土货与中原茶叶的贸易。茶马交易一直到明代又重新恢复，此时贸易实体则已经从“马”转变成中原的“茶”。清代以后，随着以马为主力的冷兵器时代谢幕，茶马交易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摘编自戎新宇《茶的国度：改变世界进程的中国茶》

材料二：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英王查理二世，她的嫁妆中有中国茶具和茶叶。品茶从此成为英国宫廷的时尚。16世纪初，葡萄牙人带到欧洲的第一批中国瓷器花瓶引起了欧洲人的浓厚兴趣，各国的君主和达官显贵纷纷用黄金购买，并收藏起来。如图1所示，为1575年左右意大利佛罗伦萨根据中国瓷器样品制作的“软胎”油-醋瓶和1690年左右荷兰生产的装饰有中国图案的茶叶瓶。如图2所示，是法国画家奥古斯特·雷诺阿于1866年创作的绘画作品《在安托尼妈妈的旅店》，它展现了民众饮茶的场面。

——摘编自梅维恒、郝也麟《茶的真实历史》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的扶持下，茶叶生产逐步复苏，50年代以来先后研制成功茶叶筛分机、切茶机等茶叶精制机械，使我国茶叶生产长期依赖手工的落后局面获得改善，显著减轻了茶农的制茶劳动强度，提高了茶叶加工质量。1979年我国茶园面积达到105万公顷，产量达到27.72万吨，出口量达到10.68万吨，分别为1950年的6.2倍、4.5倍、5.7倍，为我国后来茶产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2013年11月20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新批下来的专利《一种冷水冲泡型茶叶加工设备与工艺》，进一步提升“冷泡茶”工艺，成为“热泡清茶”品饮方式的补充，丰富了茶饮体验。

——摘编自陈宗懋《中国茶叶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材料一   下南洋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一直到明清时期才越走越宽，呈现大规模的迁徙潮。从汉朝到明清时期，每当新老政权交替之时，不堪战乱的百姓与没落的权贵的一部分会移居海外。“闵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因此凭借着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特别是闽广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有资料记载，鸦片战争之前下南洋经商谋生的华人就已有150万人之多。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接受纷至沓来的不平等条约，此时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因此出现了马来西亚联邦给予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等优惠措施以吸引华工的现象。“下南洋”的华人与华侨或工或商，胼手胝足，打下了华人的一片天地。

——摘编自高荣伟《下南洋：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人口大迁徙》

材料二   19世纪，欧洲农业在机械化的普及下，农业人口迅速减少，资本主义农场的发展又使得越来越多的雇工丧失生计；工业领域中，伴随着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英国宪章运动的接续发生，许多工人逐渐感到失望与厌倦。为了缓和人口激增等矛盾，诸国政府也纷纷废除了限制移民的规章，因此人口外流趋势加强。而同时期的美国，农业上大量国土有待开发，加之工业革命席卷各个产业，大型工厂纷纷建立，使得美国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大大增加。1863年，国会通过了《鼓励移民法》，林肯总统和国务卿等也发声呼吁美国驻欧洲官员宣传美国的高工资，以此吸引欧洲的科研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士。

——摘编自王喆《19世纪西欧人口赴美移民的历史原因探析》

材料一   汉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主要是通过控制当地的部落首领或酋长来实现的。这一治策被此后的中原王朝相继沿用，地方大姓、“夷帅”、羁縻府州等西南边疆历史要素都是该治策的具体体现。元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设“蒙夷参治”制度。当时云南参政、平章、宣抚、安抚以及路、府、州、县等官，皆由大批的蒙古人、契丹人和当地人担任。吴永章曾言：“有元一代创立蒙夷参治之法，而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始有土司之名。”明代将元朝的“蒙夷参治”发展为“土流并治”的治理思想，使其普遍运用于西南边疆地区。清因明制，大体皆如此，在西南地区的基本治策是：以土官“钤制”地方，再以流官对土官进行“弹压”。

——摘编自张楠林《明清时期云南“土流并治”管理模式与边疆治理逻辑》

材料二   西藏和平解放及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人民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西藏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统计，1998年，西藏全区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已达49851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74.1%,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占80%,在自治区主席、副主席中占77.8%。至2021年年底，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080.17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56831元，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950元。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十分关心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不仅给西藏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而且还专门召开了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从人力、技术、财政、物资等多个方而给以援助。

——摘编自姚俊开、马汉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西藏的实践》等

6 . 材料一 18 世纪下半叶,韦奇伍德在其制陶厂首创原始的计时系统,即用打铃召集工人。根据韦奇伍德的指示,早晨5:45 打铃起床,准备,上班;8:30打铃吃早餐;9:00打铃.上班。如此循环,直到天黑看不见干活才打铃下班。整个工厂分为若干个车间....每个车间的工人只负责自己的事务和生产工序,所有工人均依据其从事不同工种分配在不同车间。共雇佣278名工..为监督工人守时，韦奇伍德还专门雇佣一名监工，工人进厂后,监工为工人分配任务,对那些准时上班者给予鼓励....对于那些超过预定时间的迟到者，则给予提醒,如果屡次迟到并累计到一定次数,将予以停发工资。

——刘金源《论近代英国工厂制的兴起》

材料二   近代工厂制兴起于18世纪70年代。1786年，奥德诺与库伯联合工厂建厂时总资产4200镑，固定资本3789镑；1789年总资产5421镑，固定资本3916镑。阿克莱特的克罗坍福德纺纱厂，1771年建厂时雇用300多人，到1816年翻一倍，达到727人。1769年，乔赛亚·韦奇伍德开办埃特鲁利亚陶瓷工厂，实行精细的劳动分工，他把制陶流程分成几十道专门工序，分别由专人完成。18世纪下半叶，韦奇伍德在其制陶厂中首创了原始的计时系统，即用打铃来召集工人。19世纪初一家工厂规定：“任何人如非确有必要而擅离岗位，或在工作时间与工友交谈，每次将处以 装一便士罚款。”

——摘编自刘金源《论近代英国工厂制的兴起》

材料三     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和工厂制度的建立，大量人口涌入新的工业中心。……在找到工作后，工人们却发现工作时间很长，一天工作16小时稀松平常。当工人们最后争取到分两班轮换的12小时工作制时，他们将这一改变看作一件幸事。如果仅仅是工作时间超长也可以忍受，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其实与实行家庭包工制时在家里工作的时间相仿，但是在习惯工厂的纪律和适应机器生产的单调乏味方面工人们遇到了真正的困难：他们随着工厂的汽笛声上下班，必须跟上机器的运转，并始终处于在场监工的严格监督下。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一 卢浮宫起初是一座存放王室档案和珍宝的城堡。14世纪被改为王宫，路易十四继位后认为卢浮宫不足以体现王权的尊严与荣光，斥巨资新建凡尔赛宫，卢浮宫回归原状。1791年，国民议会宣布卢浮宫既是王室居所，也是汇集科学、艺术的纪念物以及公共教育的场所，随后成立公共博物馆并正式向公众开放。19世纪初，卢浮宫扩建规模空前，存放了拿破仑东征西伐中所得的大量艺术珍品，后虽归还一些，但仍然有很多掠夺而来的艺术珍品留在宫内。第三共和国时期，共和派特将卢浮宫打造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场所。

——摘编自吕一民《卢浮宫：“法国的象征与骄傲”》

材料二 辛亥革命后，大量珍贵文物以各种方式流出宫外。后来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在组织点查清宫物品时，发现清室复辟的企图。为杜绝这一妄想，委员会认为必须迅速成立故宫博物院。1925年，故宫博物院宣告建立，皇宫成了故宫，终于向平民百姓开放。此后，国民政府组织人员整理、刊布清宫档案，共出版各类档案书刊达50余种，300多册，1200万字，同时也产生了我国近代第一批从事历史档案工作的专业队伍。抗战爆发后，故宫博物院数十万件文物，历时十余年，行程数万里，南移西迁，文物基本无损，创造了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奇迹。

——摘编自郑欣淼《故宫纪事》

材料一   公元619年，唐高祖李渊颁布“镇抚夷狄诏”……622年，李渊《赐书高丽王建武书》谓：“朕恭应宝命，君临率土，祗顺三灵，绥柔万国”；同时，李渊又对稽胡和獠人进行镇压。李世民在处理民族关系的过程中，则贯彻和执行了“无为而治”的原则，以远交近攻、以静制动、剿抚并用的策略来处理和周边各族的关系。贞观十四年后，李世民主要采取了武力统一民族地区的“武功政策”，并在这个政策的指导下，发起了统一国家的高潮。

——摘编自梁华《论唐初的民族政策》

材料二 唐兴，初未暇于四炎，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

——摘编自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

材料一   10世纪以来的西欧，随着重犁普及和三圃制的推广，耕地与人口都有较大增长，处处可以遇见渴望到远方碰碰运气的年轻小伙、找钱赚的冒险者。国王或领主授权建立更多的市集，甚至授予城市自治特权。它们大多以修道院或救堂为中心。某些宗教节日，如礼拜日或圣徒日，也会成为市场日。随着十字军东征，地中海贸易重新开通，威尼斯、热那亚等许多商埠在东征途中发展起来，但绝大多数城市人口都在千人以下。

——据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等

材料二   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往往于要冲设镇，派遣心腹主持镇务，插手地方政治，从事商业经营。两宋之时，既裁撤旧镇，也建置新镇，盖因诸镇“人烟繁盛”“居民不雷数千家”，镇的主要官员由镇将逐渐变为监镇、巡检等。监镇负总责，巡检管治安，还有专门的监酒、监盐等掌税收。熙宁四年（1071），神宗下诏，“勾画天下州、府、军、监、，县、镇地图”。

—一据于云汉《宋代“镇”的废与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