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中国人一直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国置于个人和天下间的位置，在国之上还有天下。传统的中国是一个王朝接连一个王朝的延续，虽然随着一个王朝的毁灭，另一个新王朝开始建立，但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并没有覆灭，而是一直传承下来，以致于后来的我们一直喜欢向别的国家展现我们悠久的历史，喜欢以“天朝大国”的形象自居。传统中国没有用法律来规定自己的领土范围，更多的是一种模糊的界定，与臣服于自己的周边国家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伦理似的关系。

——摘编自田庆建《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变化研究》

材料二   1840年后，林则徐等把视野从“皇朝”拓展至“海国”，通过编纂书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状况，客观上表达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念。19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民权平等思想的传入，无形中构成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尤其是国际公法的输入，不仅帮助国人认清列国并立的国际态势，也使废除领事裁判权、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此起彼伏。戊戌变法时期，维新志士在谋求国家变制的过程中不仅提出“国地”“国权”“国民”的理念，还发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的呐喊。20世纪初，孙中山则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完整地提出建设民族国家、国民国家和社会国家的构想，代表了当时先进中国人国家观念的最高水平。

——摘编自李华兴 张元隆《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

材料一   大约从宋代开始，贵贱与贫富脱离开来，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门第大族的支配和庶民专业的贵贱之分。在科举制与政权的紧密结合下，读书人居于最高贵的位置，他们不认为贫穷涉及道德问题，甚至甘心安于清贫。而这个阶段，社会积累了相当的财富，随之带来经济思想层面的变化，而贫民作为一个阶层首次被政府所“发现”。宋政府开始尝试制定一些长期济贫的政策。由家族或政府创立的非宗教的感善组织开始出现。这些感善组织与以往的宗教感善组织有很大不同，着眼于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范仲淹本人出身贫寒，读书时每日只能以粥果腹：富贵以后，他依然生活简朴，只有在宴请宾客时餐桌上才会出现多种肉食。他的改革方略也包含着"厚农桑，"减徭役，等降低社会底层贫穷程度的措施。范氏义庄是范仲淹及其后人以自身力量体恤族人，以家族纽带解决一部分人的社会福利问题的尝试。抛开巩固宗族的目的之外，是对政府济贫政策的支持。因此，义庄也受到了政府的欢迎、支持和保护。

—摘编自百度百科《义庄》

材料二   英国从都铎王朝（1485~1603年）开始，流民和贫困问题严重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因而政府对救济问题的干预加强。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产业工人的出现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英国于1834年颁布了新《济贫法》。在保障项目方面包括了从生、老、病、死、伤、残，到各种收入保障和医疗服务。为最大程度增进社会福利，实现社会收入的合理分配，缓解社会贫富差距的矛盾，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对公民提供基本保障的基础上提供的与公民收入相联系的保障，坚持公平为第一原则。公民工作岗位发生变化，更换顾主，福利水平不会受到影响。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在高税收、高消费、高福利基础之上的，由政府作为支配主体，提供大量资金。

—摘编自朱敏《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