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继承有两种。一是宗祧继承，另外则是财产继承。宗祧继承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宗祧继承是财产继承的基石，如若可以继承宗桃，则一定具有继承财产的权利；反之则不然。古代传统社会强调以血缘为主维护男性权利，女性是完全没有宗桃继承的资格。《名公书判清明集》及当时有关法律条文规定可以得出，女儿享有法定的财产继承权。宋朝的户绝财产继承相关法律规定中，出嫁女、归宗女、在室女都具有相对的财产继承权，但因所处身份不一样，继承的份额也不相同。《宋刑统》中也规定假使出嫁女不能尽赡养父辈的义务，那么也不能够有资格去获得户绝财产。宋朝财产继承制度中，如若想使用遗嘱继承那前提条件就是投契纳税。在南宋时期，政府专门设立了相关机构以及制定了相关的程序为了有效地进行征收遗嘱税。从整体上来看，贯穿宋朝的财产继承制度仍然是以维护男子的权利为核心原则的。元朝时，发展了宋朝的赘婿继承权，且立法规定了扩大其继承份额。通过《名公书判清明集》，我们可以发现宋朝许多有关财产继承争讼方面案件的处理结果都是甚是要善的，兼顾着情、理、法。

——摘编自吴妍梅《宋朝财产继承制度及其当代启示》

材料二   近代财产继承制度历经三部国家立法文件的不断修正。民国初期由于《大清民律草案》未能实际颁布实施，所以大理院之审判法源为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而此时立法上规定的继承主体仍仅为儿子，限制妇女继承权之获取，但是大理院在依据现行立法进行裁判的同时，又通过酌分财产的方式间接使得女儿获得了遗产继承权，使得立法与司法呈现出既冲突又融合的趋势。及至《中华民国民法》的颁布，越来越多的民众接受近代的财产继承制度，立法与司法进一步融合。社会学家马克·赫特尔强调，于近代而言，个体逐步挣脱家庭的禁锢，个体的自由得以进一步发展，个人逐渐享有独立的财产权。近代财产继承制度的变迁体现了人民继承意识不断变化的过程，也体现了近代法制变革中近代人民权利意识的逐步觉醒，这导致立法者更加注重对于人民私权利的保障，使得包括继承法在内的中国民法不断向近现代化发展演进。从偏重对于伦理的保护，到更加注重对于私权利的保障。平等主义的兴起对后来《中华民国民法》中确立妇女平等财产继承权有着深远意义，若无如此的思想启蒙，若无平等意识，女子教育就难以出现，随之而来的妇女解放运动也无从兴起，更不必说妇女权利的立法化。

——摘编自肖蓓《财产继承制度在中国近代民法中的变迁》

材料一   汉代五口之家农户税赋负担简表

——摘编自张敬群《中国税制演进规律初探——三条脉络、四个节点、五个阶段》

材料二   东汉田租以产量为标准，实行三十税一之制。至建安五年，“曹操始制新科”，“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曹魏“制新科”后，河东号称“百姓劝农，家家丰实”，冀州号称“户口最多，田多垦辟”。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经历了先秦的世卿世禄制、两汉的察举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几个发展阶段，其中以科举制历时最久，也最为重要。科举考试制度所采用的原则是“国家各级官府主持，学子自由报名，公开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张榜公布”，这从一定程度上打破门阀世族对国家政治的控制，是封建时代选才用人制度的有效改革。美国学者杜兰说：“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是充满奇特和令人赞赏的选择公仆的好方法，它为近代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科举制度对人类的贡献不亚于中国的四大发明。”

——摘编自何吉美《科举制的存废与清末传统士人的社会流动》

材料二   文官制度，是指在西方国家里，国家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对各级文官分门别类进行管理的一系列规章制度的总称。它包括对文官的录用、考核、调动、晋升、奖惩、培训、工资福利、退职退休等一整套管理方法。这一制度既不同于封建社会的恩赐官职制度，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政党分肥制。文官制度通过公开的考试选拔录用政府文职官员。当文官被正式录用后，只要无过错就会长期任职，不与政府内阁共进退。近代文官考试制度不仅给各国政府提供了有效的文官选拔途径，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住了官场腐败和任人唯亲等不正之风，推进了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革。

——摘编自张福仁《中国科举制度和文官制度的当代思考》

材料：艾森豪威尔任美国总统时期（1953-1961年），非洲共有22个国家获得独立。艾森豪威尔认为非洲的独立是“早产的独立”。作为欧洲的传统殖民地，他认为非洲应该在欧洲的管理和控制之下。在1959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他曾问索马里是不是多由原始丛林组成，中央情报局局长阿伦·杜勒斯回答，索马里多是沙漠；他甚至问索马里人是不是“没有进化完全的土著居民”，杜勒斯回答说多是这样情况。主管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亨利·拜罗德也表示，“国家独立绝非是能解决亚洲与非洲复杂问题的灵丹妙药”，“不成熟的独立会造成新的权力真空，会导致内部动荡与外部入侵”。

——据郭华东《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非洲独立的反应及其成因》

材料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训政纲领》，宣布“军政”结束，进入“训练国民使用政权”的“训政”时期。国民党以强力推行“以党治国”，遭到了社会人士的批评。

1929年，胡适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指出中国社会严重缺乏人权，经常侵犯人权的并不是个人或团体，而是国民党党部与政府机关。胡适要求尽快制定宪法，他强调“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胡适的言论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引起了较大的舆论震动，梁实秋等人著文响应他的呼吁。

国民党内也有人要求“民主”与“法治”。党内元老蔡元培曾致信胡适，称赞其论点“振聋发聩，不胜佩服”。而一些在党内权力分配中失势的政治派别，更注意利用民间的舆论来反对蒋介石等当权派。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冯玉祥、桂系等地方实力派成立“约法起草委员会”，草草公布《中华民国约法草案》。有报纸评论说，“从理论言，此项草案实有许多优点”“比较任何国家现行宪法为周密”。

蒋介石在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后，也感觉到有稍变统治方法以消弭反对派的必要性，提议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但遭到党内另一实权人物胡汉民的坚决反对，演变成“约法之争”。

中国共产党对此也有自己的认识，毛泽东在1940年指出，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有一部好宪法，要想畅通实行是不可能的，宪政运动的主题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

——摘编自陈红民等《南京国民政府五院制度研究》

材料：有三个关键因素决定了城市的全面健康发展，即“神圣”（精神信仰）、“安全”（政治稳定）、“繁忙”（经济基础）。……中东自20世纪50年代起经历了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爆炸式城市大发展，但很少有城市取得成功。该地区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本来可以有足够的资金解决城市的人口膨胀问题。而且伊斯兰世界早期以城市为依托的宗教信仰，原本也可以为建设城市的道德秩序提供凝聚力。但即便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石油业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些城市也没有能够创办大规模的制造业和具有世界水平的服务产业，来解决各阶层大批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最终导致贫困不堪的城市居民对极端的意识形态越来越感兴趣，包括宗教激进主义，并经常爆发一些反现代主义倾向的暴力运动。

——摘编自【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

材料   民国初年吉林省议会弹劾都督案始末

——据李万彦《民国初年吉林省议会弹劾都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