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早在汉代，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就开始对朝鲜半岛产生影响。到了唐帝国时期，已经在东亚和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势力范围，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法系。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也都盛赞中国文明的优美与进步。13世纪的《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国王治国至公平，境内不见有人为恶，城中安宁，夜不闭户，房屋及层楼满陈宝贵商货于其中，而不虞其有失。”16世纪后半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来访开启了“中学西传”的进程，把作为中国文明本体的儒家学说传播到西方世界，在大革命前夜的欧洲大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公丕祥《19世纪之前的中外法律交往》
材料二 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在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但是，在英、法等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之间却不存在平等关系，而是隶属关系，宗主国的最高法院往往是殖民地法院的最高上诉法院。在公法领域，作为西方法治主要原则的人权和宪政从来没有真正移植到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中，在殖民地根本谈不上平等权、普选权。在私法领域，打开贸易壁垒是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殖民地的法律制度几乎都采取属人主义原则，即对殖民地占领当局实行宗主国的法律，而对殖民地的人民则实行殖民地法或者当地的习惯法、宗教法。
——摘编自朱景文《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道路》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原因。(2)据材料二、依据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简评西方国家在殖民地的法治行为。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中国与近代西方的法律文化外传过程有何显著不同。
材料一 “中华”一词始见于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的史籍中。在当时东晋、南朝士人中，“强胡陵暴，中华荡覆”、“中华覆败，沉没戎虏”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将原西晋统治下中原地域的朝臣、士人统称作“中华人士”“中华之士”。从当时对“中华”一词的使用来看，可以发现如下事实：第一，“中华”用以指原西晋统治下的中原地域；第二，“中华”一词主要用以称谓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第三，使用“中华”一词的人主要是南迁的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他们对胡族大举入据而“湮没”和“荡覆”的中原政治及文化传统无限感伤与眷念。“中华”一词对胡族这一“他者”的排斥显而易见。
材料二 晋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则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华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是为北方民族政权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北魏、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主观上对“中华”不抵触、不排斥。孝文帝时大臣韩显宗上疏，斥南朝“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北魏心目中已经以中华自居。北周闵帝时还在关中地区设置了“中华郡”（今陕西省富平县）。
入唐以后，“中华”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在与外国或周边政权交往时大多使用“中华”一词，标志着“中华”实已成为中国的名号，“赤县神州，即有唐中华之国也”。李唐统治集团是北魏、北周以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北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代表，其竭力以“中华”自诩，最终使“中华”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
——摘选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中华”一词产生的时代背景。(2)依据以上材料，概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华”一词内涵扩大的过程及意义。
材料一 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摘自司马迁《史记》
材料二 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记载全国水利工程共236处，前期为155处，后期81处，前期约占三分之二弱。若以秦岭及淮水以南为南方，以其北为北方，则北方前期水利工程占104处，南方51处，北方占三分之二强。但若加上前期陇右道地区的水利，则前期北方占十分之七八或更多。从后期南北地区情况看，后期81处水利中北方仅为14处，南方67处，南方占十分之八强。
——摘编自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
请回答：(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说明西汉时期水利兴修的特点及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代水利工程的分布概况及形成原因。
| A．旨在瓦解东晋的统治 | B．打击了北魏守旧势力 |
| C．有利于稳定统治秩序 | D．实现了鲜卑族的汉化 |
材料一 史料一 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乃募能使者。（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经匈奴，匈奴得之……后骞与其属亡乡月氏，至大宛。时大月氏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竟不能得月氏要领。
——[西汉]司马迁《史记·张骞出使西域》
史料二 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佛陀，原指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之教。
——[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
材料二 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设立，总护西域三十六国。有汉一代，中央政府任命的西域都护有20余人，以东汉的班超最为著名，汉和帝称赞班超“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除西域都护府等中央派出机构外，西域地方事务由汉朝册封的西域诸国君长具体管理。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这些地方官员达376人，“皆佩汉印绶”。自汉代以后，历代中央王朝，都把西域视为故土，设置机构行使管辖权，如东汉的西域长史府、唐朝的安西大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元代的行省制、清代的伊犁将军等。1884年，清朝政府批准新疆建省，改称西域为“新疆”，实现政治体制的划一。在西域都护府的管护之下，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架起了东西方沟通交流的陆上桥梁，惠泽后世、影响深远。
——摘编自王珍《西域都护府：开创中央王朝有效管理西域的先河》
(1)根据材料一的两则史料探究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指出其史料价值，并做出合理推断。(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管护西域的特点，并简析其影响。
| A．外来物种传播有赖于人们认识的深化 | B．物种交流完善了当地的经济结构 |
| C．人地矛盾是影响物种推广的主要因素 | D．物种传入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 |
| A．强化了君主专制 | B．提高了官员队伍的素质 |
| C．扩大了统治基础 | D．更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
| A．实现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 |
| B．促进了边疆地区与内地的友好交流交融 |
| C．表明秦汉时期重视边疆地区的治理 |
| D．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疆域的开拓 |
| A．商业活动已开始兴起 | B．出现了地域性商人群体 |
| C．注重商业与贩运贸易 | D．工商食官格局逐步形成 |
| A．井田制度没有切实执行 | B．出土实物可以补史之阙 |
| C．史书上的记载并不可信 | D．分封制度遭到严重破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