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早在汉代,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就开始对朝鲜半岛产生影响。到了唐帝国时期,已经在东亚和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势力范围,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法系。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也都盛赞中国文明的优美与进步。13世纪的《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国王治国至公平,境内不见有人为恶,城中安宁,夜不闭户,房屋及层楼满陈宝贵商货于其中,而不虞其有失。”16世纪后半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来访开启了“中学西传”的进程,把作为中国文明本体的儒家学说传播到西方世界,在大革命前夜的欧洲大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公丕祥《19世纪之前的中外法律交往》
材料二 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在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但是,在英、法等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之间却不存在平等关系,而是隶属关系,宗主国的最高法院往往是殖民地法院的最高上诉法院。在公法领域,作为西方法治主要原则的人权和宪政从来没有真正移植到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中,在殖民地根本谈不上平等权、普选权。在私法领域,打开贸易壁垒是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殖民地的法律制度几乎都采取属人主义原则,即对殖民地占领当局实行宗主国的法律,而对殖民地的人民则实行殖民地法或者当地的习惯法、宗教法。
——摘编自朱景文《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道路》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原因。(2)据材料二、依据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简评西方国家在殖民地的法治行为。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中国与近代西方的法律文化外传过程有何显著不同。
A.与经济重心的南移密切相关 | B.折射出中原王朝势力的消长 |
C.有利于传统中医理论的发展 | D.反映了华夏文化漫润的深浅 |
“神农氏……始教天下耕种五谷,以省杀生” “昔烈山氏(炎帝)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 “(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 “后稷(周人始祖,名弃)教民稼穑” |
A.原始农业出现的重要性 | B.中华文明起源的本土性 |
C.史前学术领域的包容性 | D.早期文明发展的渐进性 |
材料一 “中华”一词始见于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的史籍中。在当时东晋、南朝士人中,“强胡陵暴,中华荡覆”、“中华覆败,沉没戎虏”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将原西晋统治下中原地域的朝臣、士人统称作“中华人士”“中华之士”。从当时对“中华”一词的使用来看,可以发现如下事实:第一,“中华”用以指原西晋统治下的中原地域;第二,“中华”一词主要用以称谓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第三,使用“中华”一词的人主要是南迁的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他们对胡族大举入据而“湮没”和“荡覆”的中原政治及文化传统无限感伤与眷念。“中华”一词对胡族这一“他者”的排斥显而易见。
材料二 晋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则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华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是为北方民族政权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北魏、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主观上对“中华”不抵触、不排斥。孝文帝时大臣韩显宗上疏,斥南朝“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北魏心目中已经以中华自居。北周闵帝时还在关中地区设置了“中华郡”(今陕西省富平县)。
入唐以后,“中华”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在与外国或周边政权交往时大多使用“中华”一词,标志着“中华”实已成为中国的名号,“赤县神州,即有唐中华之国也”。李唐统治集团是北魏、北周以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北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代表,其竭力以“中华”自诩,最终使“中华”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
——摘选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中华”一词产生的时代背景。(2)依据以上材料,概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华”一词内涵扩大的过程及意义。
A.表明西周初期较注重民心向背 | B.意在总结夏商成功统治经验 |
C.反映了西周重视夏商民众呼声 | D.体现了夏商旧俗的影响深远 |
A.太平天国运动冲击旧商群体 | B.战争消耗导致政府财力匮乏 |
C.官商互动导致饷银结构变动 | D.微商通过协助政府实现自保 |
材料一
文献记载 | 出处 |
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脩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 [西汉]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 |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汉景帝)及太子(汉武帝)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 [西汉]司马迁《史记·外成世家》 |
(窦)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及(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藏等,而免丞相、太尉 | [西汉]司马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
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纷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 [西汉]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 |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馆奏:“所举贤良,或治中、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 [东汉]班固《汉书·武帝纪》 |
材料二 在西汉前期治国思想的嬗代中,窦氏卒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代坐标,而绝非无足轻重。
——摘自虞云国《学史三昧》
结合西汉治国思想演变的史实分析说明材料二的观点。A.拓宽了清政府的统辖范围 | B.减少了边疆少数民族间矛盾 |
C.推动边疆内地一体化管辖 | D.推动了云南少数民族的汉化 |
A.实物史料决定史学研究结论 | B.《汉书》内容更具史料价值 |
C.考古成就利于探寻历史真相 | D.秦朝的原有认知不具科学性 |
20世纪以前的文献中从未出现过“稷下学宫”这个概念,部分专家考证,现在能查到的最早的“稷下学宫”一词来自1944年郭沫若写的《庄子的批判》一书。结合文献和目前考古勘探发掘成果来看,多数学者认为齐故城小城西门外侧建筑基址群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稷下学宫”。
下表为历史文献中关于“稷下学宫”的记载
西汉《史记》 | “高门大屋” |
西汉《盐铁论》 | “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极下先生千有余人。” |
东汉《中论》 | “昔齐桓公田午(前374—前357在位)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 |
北宋《稷下赋》 | “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 |
北宋《太平寰宇记》 | “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