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于单亡降汉，汉封于单为涉安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浑邪王、休屠王降汉，“既至长安，天子所以赏赐者数十巨万。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这些举措（     ）

A．推动了民族交融的进程	B．体现了因俗而治的特色
C．反映了汉光武帝的政策	D．导致了丝绸之路的开通

2 . 唐代使职数量众多，一般是指代表中央朝廷衔命出使四方而从事专门事务的官员。《唐国史补》记载： “开元以前，有事于外，则命使臣，否则止。自置八节度、十采访，始有坐而为使，其后名号益广。大抵生于置兵，盛于兴利，普于衔命，于是为使则重，为官则轻”。使职在唐朝的变化折射出（     ）

A．政府的行政执行效率受到制约	B．官僚体系的制衡机制强化
C．中枢机构权力逐渐向内廷转移	D．中央对地方控制能力削弱

3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19世纪频频爆发的霍乱、天花等传染病考验了城市化时代国家的管理能力。英国政府于1848年颁布《公共卫生法》，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并确立相关的权力介入规则。英国成立了卫生总署，以便作为中央机构监督指导法案施行，地方卫生管理机构则被称为地方卫生委员会……英国首次将地方城市治理纳入中央行政管制体系中，初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以公共卫生治理为主要职能的城市管理体系。在此之前，英国在城市治理方面一直遵循中世纪以来的地方自治传统，各级政府较少干预相关事务。英国政府于1855年颁布《污染物清除法》，1866年再度颁布《卫生清洁法》。到1870年代末，英国944个城镇卫生机构中，官营供水公司达44%，1890年末更升至三分之二。当时民众普遍认为，身体健康程度与事业成功间联系密切。经过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到1914年，英国已拥有了一套实施福利政策最重要的基础——完整的公共卫生管理法律体系。

——摘编自王广坤《试论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的政府权力扩展及影响》

材料二：近代以前，除京师以外中国城市多为省、府、州、县的治所，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公共卫生事业，城市的污水处理、垃圾清理、传染病防治，多由有关行会或士绅、居民等社会力量负责，基本处于半无政府状态。19世纪中叶，随着中西交流逐渐增多，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逐渐酝酿、开展。1910~1911年间，东北鼠疫大爆发，中华基督教博医会派出传教医师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生以及沈阳等地的传教医师一起参加控制和扑灭东北鼠疫的工作。传教医师在广州、上海等许多大城市进行实物宣传，一些基督教出版机构发行了大量宣传物品。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出使人员有感于中国与欧美城市公共卫生的巨大差距，开始发起改善公共卫生的议论。上海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20世纪初，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在公共卫生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据记载，20世纪初，当医生要求给北京一些居民的儿童进行免费牛痘接种时，竟遭到拒绝，理由是“此痘疮乃孩儿之疫病，非患一次不可，故人为预防乃违天理。多有以种痘为邪法而排斥者”。

——摘编自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政府权力扩展的背景，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近代英国相比，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不同之处，并说明其原因。

4 . 《公安县志》记载：“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孟琪制置荆襄于公安，措置屯田。”当时的荆襄地区驻扎了大批军队，孟珙知江陵府，所屯之田自西向东跨越了整个江汉平原。孟珙屯田意在 （     ）

A．适应军事斗争的需要	B．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C．推动小农经济的稳定	D．加速江汉平原的开发

5 . 下面是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对日本731部队在撤退之前毁灭罪证时的场景的描述(局部)。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

那座利用特殊钢材和近50 公分厚的水泥墙盖起来的特设监狱，十分牢固……部队人员拿着铁镐和铁锹走进特设监狱单人牢房的一刹那，都吓得呆立不动了……他们发现在单人牢房墙上闪耀着黑紫色的大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每个字约为 20厘米见方。监狱里根本无法搞到笔墨，一看便知道那是用鲜血写成的。一个个黑紫色的字迹，像高压电流般地冲击着这些慌忙进行战败处理的731 部队人员的大脑，使他们麻木了

A．材料类型单一尚未形成有效证据链	B．印证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
C．文字记载的主观性限定了历史解读	D．史料记载无法还原历史真相

6 . 据史料记载，唐代十万户以上的州、府仅有十多个、宋神宗元丰年间已增加至四十多个，宋徽宗崇宁年间更增至五十多个，北宋十万户以上的州，府增长主要得益于（     ）

A．经济结构的转变

B．城市功能的转型

C．传统农业的进步

D．基层市场的涌现

7 . 《晋书·王敦传》中记载：“（王敦）在武昌，以地荒粟少，求转徙于江南，于是江州及会稽、吴兴等郡民多往依之。”这种情景（     ）

A．缘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B．与政治环境关系密切
C．阻碍了经济重心南移	D．得益于休养生息政策

8 . 如表是关于祁门红茶创制的三种记载。综合表中信息可知（     ）

记载	来源
胡元龙为祁门南乡人，于前清咸丰年间即在贵溪开辟荒山五千余亩，兴植茶树。光绪二年（1876年），因绿茶销场不旺，特考察制造红茶之法	《农商公报》（1916年）
该（祁门）县向来嗜制青茶，1876年，余干臣于历口开设子庄，劝诱园户制造红茶，出高价以事收买，翌年设红茶庄于闪里	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编《祁门之茶业》（1933年）
同治十年（1871年），黟县余干臣建议祁人改制红茶。胡元龙公见识宏远，接受余某建议，先在培桂山房茶厂，把自采茶叶着手改制，取得了经验，再推广到全村	胡益坚《我所知道的祁红茶史》

A．《农商公报》记载更为客观	B．胡元龙创制了祁门红茶
C．祁门红茶创制于同光年间	D．三种记载难以形成互证

9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易·系辞》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孔子说：黄帝“设五星”，创造了度、量、衡、亩和数，此时，“市不预贾”。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海贝、骨贝和石贝。上古三代，夏的商业制度缺乏史料，而《国语·晋语》描述商周时期商业时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周朝国都建设是“面朝后市”。同时，周朝市场管理设有司市（总负责人、最高管理者）、质人（验证书契）、廛人（征收商税）、胥师（分区负责人、管辨别货物真伪）、贾市（管理物价）、司暴（负责禁止斗嚣）、司稽（负责捕捉盗贼）等。

春秋时期，是古代商业的自由发展时期，周人“巧伪趋利，贵利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列国统治者允许商业自由发展，出现了子贡、范蠡等杰出代表，子贡、范蠡对后世商人影响巨大，后世商人们流行在自己的店铺店堂内悬挂“端木生涯、陶朱事业”八个大字。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古代中国商业自由发展的短暂春天即将结束。

———摘编自周晓敏《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探析》

材料二北京瑞蛱祥和上海永安公司是20世纪初几乎同时创办的两家企业，二者的资金来源和经营方式明显不同，前者商业经营资本很大程度上来自土地剥削的收入，而商业经营所得又用来购置土地。而后者深受国外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建立之初就采取了股份制的组织形式。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上，二者也存在差异。（见表）   

北京瑞蚨样和 上海永安公司企业的经营管理情况

	人事管理	财务管理	业务经营
北京瑞蛟祥	企业内部人员（6类）:东家、掌柜、内伙计、外伙计、学徒、后司	“四柱账”财务制度:最高财务机关（东家的家里）；地区最高.财务管理机构（总店账房）；基层各号账房。年终统一核算，分号资金由总店统一拨付	进货:联货代购、派人选购、函购（通过寄号信向上海等地购进）。 销货:门面柜台销售为主、送货自上门、烟茶招待讨好顾客等，但商品价格没有商量余地
上海永安公司	企业内部人员（3类）:投资较多、参加管理的监督与司理；一般雇佣职工；高级职员	注重资本积累和资金的流动性，通过账房间和银业部兼营金融业，保证企业资本安全和充裕的流动资金。采取现代股份公司制，控制股权保证公司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在利润分配上与控股权相对应	进货:洋货方面:通过洋行、批发字号、向外国工厂直接订货及向外国推销员直接购进；国货方面:直接从产地和工厂购进。 销货:送货上门、外埠信购、注重品牌效应等

——摘编自李敏《中国传统商业的近代化与经营方式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时期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征及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近代商企经营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变化发展。

10 . 两宋之际，士人心态和职业取向发生变化，流向渐趋多元化，追求功名不再是唯一选项。史料记载中多有士人经营田产、经营工商、开办学堂、充任吏僚等。他们的“关注点和自我观念”也从国家层面转向地方领域，如开渠、铺路、赈济、发掘乡贤、推行教化等。这说明当时（     ）

A．乡绅社会已然萌发	B．朝廷偏安士人报国无门
C．社会阶层渐趋固化	D．社会不再推崇科举及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