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旨在瓦解东晋的统治 | B.打击了北魏守旧势力 |
C.有利于稳定统治秩序 | D.实现了鲜卑族的汉化 |
A.稳固帝国统治 | B.扩大希腊文化影响力 |
C.消除民族矛盾 | D.促进东西方文化交融 |
A.需要实物文献互证 | B.史书记载并不可靠 |
C.立场不同影响观点 | D.史学理论指引方向 |
地区 | 记载 |
吴越十二州 (今浙江大部及闽北) | 以境内田亩荒废者,纵民耕之,公不加赋 |
杭州 | 周三十里,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 |
成都 | 岁市布织缣数十万以给秦、陇军用 |
江西、浙江、福建及四川的丘陵地区 | 垦山垅为田,层起如阶梯, 每远引溪谷水以灌溉 |
A.公元3-6世纪 | B.公元 10—13世纪 |
C.公元14—16世纪 | D.公元17—19世纪 |
A.土司犯罪在民族聚居区处理上的差异 | B.土司与元朝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张 |
C.元朝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 | D.元朝对西域地区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 |
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伟大历史学家应具有的优秀品质。
A.选官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 B.郡县等级逐渐接近 |
C.建立了官吏奖惩机制 | D.察举与征辟相结合 |
A.史学研究促进了国家统一进程 | B.新的政权继承了前朝版图 |
C.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得到加强 | D.对边疆地区治理逐步强化 |
A.都江堰的修建 | B.芍陂的兴建 |
C.郑国渠的兴修 | D.灵渠的开凿 |
作物起源是一个世界性、多学科的话题,但目前多见于历史文化圈。植物学、考古学、遗传学界的作物起源研究已非常透彻。判断植物起源应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有确凿古文献记载;第二、有该栽培植物的野生种被发现;第三、有考古发掘证明。史学工作者多从文献角度出发是很片面的,很多同名异物与同物异名情况,很多文本在流传过程中都存在后人串入现象,所以需要先审慎对待辨析文献史料。更为可靠的是考古学家们的工作,以玉米为例,洛根·基斯特勒等人研究表明:大约从9000年前开始,人类开始驯化墨西哥类蜀黍。上个世纪,有人持玉米起源中国的观点,本世纪该观点不攻自破,这些谬论存在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研究者没有作充分的学术回顾,不了解当前学界研究最新、权威论述,还是把一些早已过时的文章作为自我立论的凭依。
——摘编自《世界物种交流》
根据上述材料,概括部分史学工作者在物种起源研究上存在的问题,从“史料实证”的角度并结合中国原始农耕说明其问题存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