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辽朝的《鲜演大师墓碑》有“大辽中国”的说法。《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志》称萧氏丈夫耶律污斡里的祖先为轩辕黄帝八世孙虞舜后裔。《辽史·世表》则认定“辽之先，出自炎帝。”辽人自称“北朝”，称北宋为“南朝”，并认为“南朝”“北朝”是一家。西夏李元昊立国后遣使向宋上表时，自称祖先为北魏拓跋氏，而北魏的拓跋鲜卑自称为黄帝次子“昌意少子”之后。西夏“自称西朝，谓契丹为北边（朝）”，宋为南朝，认为辽宋夏当共奉“中国”之号。

材料二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开发边疆地区一览表（部分）

材料三   战国时，赵武灵王改革，推行“胡服骑射”，即取消兵车，改为骑兵，同时改穿紧身窄袖、便于作战的“胡服”。自秦汉以来，历代都在边疆或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特殊政策，一般都包括沿用部分既定制度。清朝统一内外蒙古后，就根据蒙古长期形成的习俗，建立了盟旗制度，成功地解决了游牧民族聚居区的行政管理难题。

材料   《旧唐书》200卷，后晋刘啕等历时4年撰成。编修者以唐代国史、实录及朝报、吏牍、家状等为主要编撰材料，但对材料缺少剪裁和整理，“敷衍成帙”。纪传中大量抄录唐代皇帝诏敕和臣僚奏疏、表章、诗赋等，屡现“本朝”“今上”等文字。因其保存很多原始材料，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唐纪》时，纪事多取自《旧唐书》。

北宋时，仁宗令欧阳修等重修唐史，历时17年乃成《新唐书》225卷。书中创设4表，增加3志及列传331人，列传部分还参考了碑志、家谱等新材料。新设《藩镇》《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并将《忠义》调至类传第一。大删《旧唐书》所录诏令、奏疏等，或直接将骈文改写成散文，总字数比《旧唐书》少约16万字。

——摘编自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南学与北学南北朝时期，儒学有南学与北学之分。“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方儒士大多濡染玄风，注重探寻玄学义理；北学严守汉儒传统，注重名物训诂。

南、北儒士研习经书，偏重不同的注本（对儒家经典的注释本）。以《左传》为例，南朝流行“杜预注本”，北朝流行“服虔注本”。然而，南梁崔灵恩常引用“服虔注本”来诘难“杜预注本”，引领论辩之风。北魏有名儒“兼读杜、服，隐括（修订）两家，异同悉举”。这一时期，南北政权常互派使节，他们也往往借机相互考校儒学。

隋灭陈后，将大量士人迁至北方。隋炀帝大举征召儒生，“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洛阳）之下”，胜出者多为南方儒士。其后他们大多在北方活动和授徒。唐初，“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唐太宗下诏统一五经文本和注释。孔颖达兼采南北，撰成《五经正义》，高宗时颁行全国，成为官方经学定本。

“国际法历史发展分期的不同划分（部分）”

材料王安石变法与他早期在浙东的施治经历多有关联。北宋时，浙东负山近海，河渠淤塞，深受海水倒灌与干旱之苦。当地民众常将田地质押给“豪右”，靠借高利贷维持生产。王安石到任后，深感当地生财无道，地方无可用之才，学校无教导之官，不利风教，遂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成效显著。有诗赞曰：荆公（王安石）宰吾鄞，学校振士风。留心及水利，经游详记中。旱涝切民瘼，往返劳行踪。当时青苗法，实惠遍村农。

——摘编自岑华潮《王安石与浙东的崛起》

材料一唐与突厥互市，“以金帛市马”“以助军旅”，唐马“既杂胡种，马乃益壮。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唐代驿制“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各驿站的官马多至75匹、少至8匹，“冠盖相望，邮驿继踵”。士庶也喜骑马出行，“贵贱所行，通鞍马而已”。马球蔚然成风，太宗“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

材料二突厥、回纥与唐朝进行绢马贸易，规模巨大。回纥“每一马易四十缣（注：细绢），动至数万匹”，除自身消费外，还将多余的绢帛通过中间商人不断向西销售。突厥、回纥还开始建设据点聚积物资，突厥毗伽可汗“欲修筑城壁，造立寺观”。回纥最初“风俗朴厚”，获得唐朝厚利后，登里可汗“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