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日本颁布“外资法”等一系列法规，加强对技术引进的管理，政府有关部门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列出鼓励进口和限制进口的技术项目，对私人企业的技术引进加以指导，其后，日本政府逐渐放宽引进技术的管理和审查标准，企业决定引进方式和内容，并承担引进过程中的一切风险，所引进的技术主要来自欧美。1962年到1966年，在企业提出的技术引进申请中，有90.4%获得了批准。
——摘编自王永生《技术进步及其组织——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实践》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即确立发展科技的方针。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技规划，明确提出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应该首先掌握世界现有的先进科学成就，在开展国际科学合作时应力求自力更生，在技术引进方面，50年代，由苏联援建、成套供应设备的项目共计304项；由东欧各国援建、成套供应设备的建设项目共116项、引进成套设备的同时，还重视引进科学技术、人才、资金和管理经验。1960年，苏联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这以后，我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
——摘编自杨德才等《二十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等
材料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面对着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果断决定研制“两弹一星”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中央确定我国国防尖端科技的发展，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强调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培养人才，掌握技术。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日两国技术引进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日技术引进呈现不同特点的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中国古代军事人才的培养与选任随时代变化而不断调整。西周“六艺”重视射、御。唐代设立武举，测试骑射、负重等。两宋至明代都延续武举，并设置武学。
就武举而言，两宋“以策（论）为去留，弓马为高下”，“凡武举，始试义、策于秘阁，武艺则试于殿前司，及殿试，则又试骑射及策”。由于统治者重文轻武，宋代士人有能力应进士举者，不屑于应武举。明弘治六年（1493）规定，武举“六岁一行，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许骑射”。然而明代武职多荫袭，武举只是补充形式。
就武学而论，宋代武学“设教授以文武臣熟知兵事者充任……视看人材、试验弓马，合格者始许入学”。其教学内容除弓马武艺外，尤其重视“习诸家兵法，教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明代武学则增加了《论语》《孟子》等作为主要教材。
——据《宋史》《明史》等
材料二“以弧矢定天下”的清王朝，武举渐以骑射、技勇为重。嘉庆年间改策论为默写武经百余字即合格。而武官选任则以行伍出身为正途，武举出身次之。就军事教育而言，清廷不再专设武学，而是在官学设立武学教习教授生员。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先后创办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新式学堂。其课程主要教授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新式炮台和营垒的构筑方法等工程技术。编练的新军按才学品行优劣、训练勤惰、考核成绩高低决定赏罚，排以上的军官须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
——摘编自《中国大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明武举的共同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阐述从宋明到清代军事人才培养与选任的变化及原因。
材料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加快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步伐，在伪满初即制订了所谓“屯田兵”移民和一般“农业移民”的侵略方针。为实现移民侵略,日本政府对本国人民进行欺诈性宣传。日本移民主要配置在沿苏边境一带，山林边缘地区，重要政治、经济、军事和交通的中心地区，日本侵略者认为“选定和取得农耕地，与满洲日农移民成败的关系极大”。1936年，日本政府正式通过了庞大的移民计划，并列为“七大国策”之一。为此，日本和伪满洲国都强化了有关移民机构。截至1944年底，日本移民侵占土地相当于当时东北耕地总面积的1/10，到1945年战败投降为止，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移民达10.6万户31.8万人。
——摘编自孔经纬《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间日本帝国主义移民我国东北的侵略活动》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向中国东北移民的主要方式。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移民中国东北的后果。
材料 商鞅变法，严惩百姓私相斗殴行为，奖励军功，授以爵位田宅，养成“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风气，秦国的军队几乎战无不胜，统治区域不断扩大，被当时六国人称为“虎狼之国”。荀子曾访问秦国，他认为秦国管理有效，承认秦国军队战斗力强悍：“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但他认为按商鞅之法组建的秦国军队，“隆势诈，尚功利”，无礼义教化，“干赏蹈利”（求赏逐利），只能称之为“盗兵”，“尚功利之兵，则胜、不胜，无常”，不能与春秋时齐桓公的军队相比，更不能与商汤王、周武王那样的仁义之师相提并论。
——摘编自《荀子》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荀子称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军队为“盗兵”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商鞅的军事改革。
材料一 唐律规定，皇亲国戚、皇帝故旧、高级官僚贵族等八类人犯罪时，处罚“轻重不在刑书”。唐律还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答三十。”“诸犯死罪非十恶，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且近亲中又无成年男丁者，须奏报裁决。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对妇女犯罪有些可依律酌情而处。
——据《唐律疏议》
材料二 清入关初，曾依照《明律》并参酌关外旧制，制定法律；至乾隆时期，修成了集历代封建法律之大成的《大清律例》。乾隆在《大清律例》序文中说，法律“非徒示之禁令，使知所畏惧”，更在于“弼成教化，以治其好生之德”。清代还制定了《蒙古律例》《回疆则例》等，使司法管辖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维护了法律政令的统一。
——据《大清律例》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法律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朝在法律制定方面出现的变化及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17-18世纪，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西方商船来到中国，以丝绸为载体的中国服饰文化逐渐被欧洲人了解。一些英国女性穿上了面料柔软舒适的刺绣服装。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略有规模的英国贵族豪宅中，至少有一个房间是用精美的中国丝绸墙布来装饰的。而当来自东方的纺织品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时，欧洲工匠开始设计、生产带有中国元素的纺织品，在模仿中国服装款式时通常会融入西方的裁剪和缝制方法。当时有些欧洲艺术家在接触到中国纺织品后，从中汲取了灵感，开始自由表达自己的奇思异想。
——摘编自刘海翔《欧洲大地的中国风》
材料二 晚清时期，大量的舶来品进入中国，西方服饰在沿海商埠随之出现，有些中国人开始穿西服。民国政府在1912年颁布《服制条例》，规定标准礼服以西服为主，后来各地出现了不少西服店。当时的北京，虽然作为外套的西服并未得到普及，但西式衬衣、针织衫、西裤等已逐渐得到推广。社会上也有反对易服的声音，认为穿西服是“崇洋媚外”“冒充上等人”。有人在《申报》上发文反驳：“欧化逐渐东开，国人多喜穿西装，取其穿之能有活泼的气象与振作的态度，而且便捷无拖沓。”与孙中山有关的中山装，其设计受到西服的影响，但衣领等部位仍保持民族特色。
——摘编自王建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1)据材料一概括中国服饰在近代欧洲传播的基本情况，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历史背景。(2)据材料二概括指出西服在近代中国传播的特点。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外服饰交流的意义。
材料 1948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新解放城市中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1949年8月至12月，毛泽东以中央或个人名义发出多份电报，督促各地尽快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报告开会情况；批复和批转不少地区关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报告，推广开会经验。毛泽东在指导各地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实践中，提出一系列带有方针、政策性的重要指导思想：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前身，是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初期组织形式；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一件大事，这个会议是团结各界人民的重要工具；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扬民主，切实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49年7月以后，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许多关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各地都迅速召开这一会议。
——摘编自《党的文献》编辑部《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毛泽东高度重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毛泽东督促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自魏晋有户调之制，北朝因之，及唐而有租庸调之名。租者田租，即今之田赋；庸者力役，若不役，出绢而当庸直；调则户税，各随乡土所出，岁输绢绫纯绵，其无蚕桑之处，则输布麻。惟田赋不计亩而计丁或户，则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盖必人皆授田，始可按丁征租也。 均田制度以户籍为本，籍既失实，欲不废而不能矣。逮唐之中叶，均田制度坏，租庸调亦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矣。
——摘编自万国鼎《中国田制史》
材料二我国是世界蚕丝业的发源地，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是我们先祖的伟大发明。丝绸作为我国传统的特色产品，早在张骞开拓“丝绸之路”之前，就已出口国外。 至明代，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太平洋航路的开通，欧洲一些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开始出现在东方，以中国丝绸为主要贸易品，贩运至第三国，从事赚取超额利润的大规模的“三角贸易”。
——摘编自顾国达《近代中国的生丝贸易与世界市场》
材料三“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参与国分享其发展经验和资源，以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一个途径，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将为全部相关方带来共赢的结果。 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全球经济公共产品。……随着逆全球化之风席卷西方世界，“一带一路”建设凭其巨大的规模与资源，有潜力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引自[美]卡里·托克《“一带一路”为什么能成功》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扼要说明唐代户籍制度、均田制、租庸调制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简析租庸调制“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阐明欧洲国家在上述“三角贸易”中的经济获益。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丝绸在我国古代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
(3)根据材料三，概括“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经济全球化方面的作用。根据材料二三，结合所学，揭示“丝绸之路” 蕴含的象征性意义。
材料一 公元前11世纪下半叶，周公东征胜利后，在广阔的征服地域内分封其亲属子弟，拓殖建“城”，“国人”居于城内，“野人”居于城外，他们都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国人政治身份高于野人，西周时期的“国”指天子诸侯之都城，其建设有一套理想化的标准模式。都城必置宗庙，立社稷，建高墙，是国家的象征，秦以后两千多年都城的修建往往继承了这种规划传统。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公元前8世纪，希腊城邦兴起，为数众多的城邦一般都建在高地或山丘上，建有城墙等防御设施。城邦大多建立了大规模的神庙，是城邦的宗教中心，城市的中心广场即市政广场是城邦社会与政治活动中心。在许多城邦，人民凭着对土地的拥有权而获得公民权，可以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执行。城邦一般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周围有大片的农村地区，这是城邦的主要经济基础。
——摘编自黄洋等主编《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西周时期的都城和古希腊城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希腊城邦兴起的历史条件。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周政治制度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1895年，严复发表《原强》一文，以达尔文、斯宾塞的学说阐述国家盛衰治乱之理。文中以“群”对应英语中的society，并首揭“群学”一语。此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逐渐萌生“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维新思想，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群与学、群与强、群与治、群与变、群与会的关系，认为“合群”是传播新知、开启民智、实现自强的有效手段。作为联结同志，开通风气的一种有效方式，组织学会自然是“合群”的题中之意。 因此，学会便作为康、梁等人“合群立国”的主要举措之一，应运而生。
——摘编自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
材料二1900年以后，绅士在城里办商会、学校，建立各种组织，结社非常普遍，“社会”极为普遍地成为其总称。从 1902年起，报刊中“社会”的使用次数开始增加，逐渐取代更具有传统政治色彩的“群”。1903年，革命刊物《浙江潮》发表的《新社会之理论》一文，广泛使用近代意义的“社会”概念；革命党人陈天华在《苏报》上撰文，强调学生与“各级社会”不同，是“祖国存亡之关键”。 1904年后，“社会”一词高度普及。伴随“社会”一词的风行，时人开始思考如何进行政治变革和社会改造。部分革命党员意识到自己是“中等社会”的代表，必须以“下等社会”为依托，为根据地，并自信有能力领导“下等社会”进行“有秩序之革命”。尽管“中等社会”并没有真正把“下等社会”发动起来，但他们领导的革命则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历史环节。
——据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整理
材料三“社会”一词的逐渐普及与社会主义的传播和革命思想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为同一历史过程。根据对《新青年》杂志的统计，1919年之前，“社会主义”一词总共才出现34次；1919年，“社会主义”的使用次数激增至104次；1921—1922年间高达 685次。1919年，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其中写道：“自马氏与昂格思合著《共产者宣言》……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先进知识分子奔集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从这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新希望。
——据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写出康、梁等人“群学”思想的关键词。结合所学，概括维新派传播“群学”思想的根本目的。(2)根据材料二，概括 20世纪初“社会”一词逐渐取代“群”的原因。结合所学，列举1911年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领导“有秩序之革命”的重要举措。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概括 1919—1922年间《新青年》杂志中“社会主义”一词使用次数激增的国内动因。从社会主义理论的角度，简析“先进知识分子奔集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