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经济政策并不是在丰富理论基础上被提出的，而是作为应急性政策被迫实施。其执行之初便被认为是一种“退却”。该政策放宽了出租土地和雇佣劳动的限制，使得贫雇农与富农的阶层分化日益严重。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斯大林指出绝对不能指望农民可以自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速度发展较慢是 1927年粮食收购危机重要诱因，其出路“在于农业方面由个体农民经济过渡到集体的公共经济”。在暂时的国际和平随时可能转为危机的压力下和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中，苏联为寻求原始积累的来源以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最终以苏联模式取代了新经济政策。
——摘编自牛舒婷《苏俄新经济政策结束原因再思考》
材料二 苏联模式以国家政权为核心，以党中央为领导者，以各级党组织为执行者，以国家工业发展为唯一目的，以行政命令为经济政策，以行政手段为运作方式。与 1922年相比，194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10倍，工业产值增长23倍，农业产值为原来的2.1倍，铁路运输货运周转量增长22倍，固定资产增长23倍，基建投资增长25倍，工人和职工数量增长4.4倍。其代价则是农业经济和消费品生产长期落后，并使苏联出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至20世纪70年代，当世界科技在飞速发展时，苏联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却受到压制，并不可避免的出现经济停滞。邓小平曾说过：“（社会主义）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摘编自列·伊·阿巴尔金《苏联经济的命运、矛盾及其发展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苏联新经济政策被取缔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苏联模式的经济特点并对苏联模式予以简要评价。
材料 近代重庆只是西南的一个区域城市。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0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正式宣布迁都重庆，以重庆为战时首都。1939年改重庆为直辖市，1940年定为“陪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21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负责指挥中国、越南、缅甸、马来西亚等国的同盟军作战。另一方面，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由武汉迁来重庆。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作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派出机构。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领导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区的党组织，领导人民进行了八年艰苦卓越的斗争。重庆不仅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地位和重大国际影响的大城市，而且是多功能的中心城市。
——摘编自何一民《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重庆从区域城市发展为中心城市的原因。(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说明重庆变为中心城市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唐代长安通往主要城门的大街有六条，皆设有街鼓，“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长安城纵横交错的街道将整个外郭城分隔为108坊（略有变化），坊区为居民区。东西城区各设市区，为东西两市，位于街东和街西中间偏北，各占两坊，是长安繁华区的两大中心区域。长安城内有京兆尹及所属附郭京县负责城市民事管理，包括狱讼、督察奸非、抚治黎甿、敦四民之业，此外，还设置官员巡掌城市监察不法之事。在户口方面，城乡户口没有区别，不同类别和特殊群体有单列的户籍，分属不同机构管辖。如商人列入市籍，匠人编入匠籍，乐人有乐籍，军人隶军籍，僧尼和道士等有单独的僧道户籍。这些单独户籍在行政管理、承担赋役等方面有不同于普通编户的责任和义务。
——摘编自韩光辉《论中国古代城市管理制度的演变和建制城市的形成》等
材料二 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许多城市居民无力购买住房，仅在伦敦万人聚居的贫民窟就有20个以上。由于城市饮用水取水的河流被沿岸肆意排放的污水污染，英国许多城市霍乱流行，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在伦敦的7个辖区中，贫民集中居住区犯罪率高得惊人。同时，不少新兴的工业城市街道狭窄，建筑物品质低劣而且杂乱无章，整个城市的建设缺乏起码的规划。针对这些问题，1800年，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开始着手在苏格兰的新拉纳克进行“新和谐村”试验。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议员选举法，新兴的工业城市得到65个席位。1833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工厂法》，初步构建了英国政府的劳工立法体系。1835年议会通过了《城市机构法》，在178个城市中设立了济贫法委员会、卫生总局等政府管理机构，利物浦市政当局利用城市的公共地产建造了大量的工人住宅，采用政府征购的方式拆除了部分贫民窟后，在原址上兴建了商店、公园等公共设施。著名的城市学家霍华德在1898年正式提出了建设“田园城市”的主张。再者，政府实施系统的卫生改革，如建设下水道、保障饮用水清洁、清洁道路、清运垃圾等，公共卫生状况有了明显改善。
——摘编自李明超《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城市社会问题及初步治理》
(1)根据材料一，归纳唐代城市治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社会问题出现的原因，并指出其应对措施。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外城市治理中得到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史料一 《花神芙罗拉》(公元1世纪意大利古城庞贝的壁画)，描绘了身着丝绸长袍的花神芙罗拉(掌管园艺和植物)正在采花的背影；在多彩丝绸的衬托下，花神更显轻盈和灵动。
史料二 孙权黄武五年(226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乃径还本国也。
——摘自《南史列传第六十八·夷传传上》
材料二 自16世纪利玛窦翻译《四书》后，“中国热”逐渐在欧洲兴起，并形成“汉学”研究风气。欧洲学者撰写的《孔子道德论》《中国人的政府和道德观念》等，其影响甚至超过原著。自从1685年法国路易十四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开始，法籍会士便渐成在华耶稣会士的中坚力量。他们多是饱学之士，广泛接触中国士大夫，甚至进入政治中枢，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其中《中华帝国全志》《耶稣会士书简集》和《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在法国乃至欧洲引起轰动，伏尔泰等思想家从中收益良多。如伏尔泰认为中国政府是：有一个开明的君主，佐以通过考试或由于德行而选拔出来的官吏，奉行完善的法律，并以纯洁的道德来团结全体人民。此外，这些中国学研究，也反过来对中国近现代的学术研究范式的变迁产生很大冲击。
——摘编自陈超《对明清之交“东学西渐”的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材料一中两则史料的史料类型，及其史学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16世纪以来“东学西渐”的原因，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国际联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维护和平与安全为宗旨的国际性组织。中国知识界认为，万国联盟也就是国联的成立，“并非偶然的运动，孤立的现象，而是历史、政局、思潮诸种因素凑合以成”。“今日国际最困难，也最根本之问题，即在调和各国家之利益，规范各国家之野心，综合各民族之精神，使悉有利于公共的善。换言之，即不承认世界上有‘完全独立’独自发展而侵害他国的国家。世界上所有的民族，要成一种有组织的团体。维持这个国际组织的，就是万国联盟。”“万国联盟，就是使世界废除战争用公理裁判曲直的唯一方法。”
——摘编自郑大华、王敏《欧战后中国知识界对建立国际联盟的思考——以〈太平洋〉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材料二 针对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二战对人类造成的大浩劫，反法西斯大同盟将他们之间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暂时搁置一旁，在吸收以往国际组织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达成了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和原则建立国际秩序的共识。《联合国宪章》强调会员国不分大小都有平等发言权的规定，宪章所规定的组成联合国为数众多的专门机构之间的“权力划分”原则，无不体现了普遍性原则，使联合国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讲坛和开展多边外交的场所。宪章所确定的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一致”原则，不仅反映了二战结束时的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突出了大国的责任和历史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从内部机制上赋予联合国和平解决争端和制裁侵略的可操作性和强制力量，使集体安全有了切实可行的保证。
——摘编自徐蓝《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知识界对国际联盟的认识。(2)根据材料二，概括联合国的特点，并指出与国际联盟相比联合国的进步之处。
材料一 在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诸国，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长期并立，教会与国家自成体系，分庭抗礼。至于华夏文明及其周边区域，世俗权力极度膨胀，皇权至上的政治体制贯穿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相比之下，教权与世俗权力的密切结合构成伊斯兰世界传统政治制度的突出现象，宗教与政治长期处于浑然一体的状态则是伊斯兰传统文明区别于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以及华夏文明的显著特征。
——摘编自哈全安《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起源》
材料二 为什么许多（中古时期）非洲人从他们的传统宗教信仰改变为信仰伊斯兰教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向伊斯兰教的转变一般首先出现在社会的上层，其中又以统治者和成功的商人意愿最强。因此，学者们长期将西非草原伊斯兰教称为“宫廷和商业宗教”。尽管伊斯兰教在西非的影响扩大了，但伊斯兰教只不过是简单取代了非洲宗教的观点是错误的。伊斯兰教常常与非洲传统宗教混合起来——这就是一个体系适应另一个从而创造一种新的独特的宗教思想意识的所谓“调和”过程。
——摘编自[美]埃里克·吉尔伯特等《非洲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古时期世界文明发展的总体特征并概括其具体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伊斯兰教在古代非洲传播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和君主专制制度的成功，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且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人还积极支持和援助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韩国独立运动领袖中圭植在听到中国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就从韩国来到中国。1912年4月，他还受到孙中山接见，并得到上海都督陈其美的援助，在上海组织了爱国救亡团体同济社，开展抗日独立运动。辛亥革命还鼓舞和推动了印尼、缅甸、印度、菲律宾等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列宁曾高度评价以辛亥革命为主要标志的20世纪初“亚洲的觉醒”：“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摘编自王晓秋《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
材料二 1905年，越南华侨在西贡堤岸建立了同盟会组织，该组织除了援助广东、广西和云南的革命活动外，还在越南南部宣传革命和三民主义思想。孙中山“联合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思想，为越南革命者普遍接受并在越南全境迅速传播。1907年3月，孙中山公开在河内成立河内海防中国同盟会，并以越南为根据地在中越边境策划和领导了防城、镇南关等4次起义。1927年，信仰三民主义的越南革命者在河内成立了“越南国民党”，并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主张进行民族革命，推翻法国殖民统治。辛亥革命不仅是中国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也大大促进了亚洲民族的觉醒和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是一场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潮。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表明，国家的现代化不仅受发达国家的影响，而且受落后国家尤其是周边传统大国的影响，而后者往往被忽视。
——摘编自王武《越南视角：辛亥革命世界意义新认知》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辛亥革命对中国周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
材料一 铁路建设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如同布罗代尔所说：“历史，从来都是在道路的两旁生根发芽的。”19世纪德国的铁路建设对德国工业化的作用溢于言表，既促进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刺激了煤炭、钢铁、机车工业的高速发展。到1852年，以普鲁士为中心的铁路网建立起来，它以独有的威力闯入各种旧有的生活习俗，例如人口流动变得更加方便与频繁，子女日益脱离大家庭而变得愈加独立，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挑战，也让生活在城市的人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观念。
统一市场的形成进一步壮大了德国资产阶级力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又推动了小德国地区同普鲁士经济一体化，普鲁士通过控制全德铁路网而成为德国诸邦中的领军人物，从而带动了德国的工业化，并且使德国迅速成为世界强国。
——摘编自谢祥凤《试论19世纪德国铁路建设在工业化的作用》
材料二 侨界领袖陈嘉庚曾在抗战结束后，就提出了铁路建设方案：一方面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另一方面利用本国生产的原料，可节省费用。1950年，陈嘉庚表示福建人民“困苦难可言喻”与当地“未有一寸铁路”关系密切。“鹰厦铁路的通车，对于开发福建富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具有巨大作用。”他注重海堤建设，认为它有助于厦门的长远发展，还把厦门岛与陆地连接成半岛，将厦门港口与铁路相联动，充分发挥铁路的枢纽作用。在杏集海堤的建设中，面对苏联专家的意见，他则从厦门的实际情况出发，强调发挥地利的优势。陈嘉庚从国家基础建设、交通体系发展的整体出发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在他的推动下，1956年建成的鹰厦铁路，结束了福建省“手无寸铁”的历史。
——摘编自谭小伟《陈嘉庚与新中国铁路建设——以鹰厦铁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德国铁路建设的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鹰厦铁路的建设中概括陈嘉庚的铁路观。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铁路建设的认识。
材料 上海开埠后，逐渐成为各国冒险家的乐园，最多有来自58个国籍的移民。最初闯荡上海滩的以男性单身移民为主，到1910年男女比例差距大大缩小。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结束和伦敦、孟买的金融风潮的发生，外国移民数量也随之陷入低迷。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发展，租界人口又增长起来。租界的人口密度远高于华界，法租界的人口密度更高。外国移民创办的学校首开现代教育之风气，还凭借报纸刊物的发行、出版机构的建设、广播电台的宣传等手段，由浅入深地在上海传播新的思想观念。作为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移民城市，上海的宗教文化显示出十分复杂和丰富的局面，由西方天主教、基督教作为示范，宗教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现代体育运动、休闲公园也跟随外国移民的步伐而来。在上海华人的努力下，乐园最终向华人开放。
——摘编自张晓慧《近代外国移民与上海城市文化的发展（1843~1937）》
(1)根据材料，归纳近代上海外国移民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近代外国移民对上海的影响。
材料一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秦汉至明清，尽管名称有所变化，但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多是乡里两级。家庭是农业社会的基础单元，家族是乡土社会不可忽视的治理依托。在实践层面，北宋范仲淹曾购置义田义庄以养族人，历代政府也高度重视发挥宗法组织的治理作用，比如康熙圣训十六条的第二条便是“笃宗族以昭雍睦”。早在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就有什伍连坐设计。保甲制度在清朝逐渐得到全面推行，对于隐匿盗窃等案件，邻里若没有报告均须治罪。社仓是灾荒时期防止饥民抢掠乃至发动起义，从而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机制，清朝在雍正、乾隆年间曾大力推行社仓，更多由士绅群体自愿捐助和管理、以无偿赈灾为主的义仓开始兴起，反映了民间社会力量的壮大。
——摘编自王伟杰陆杰华《政社互动：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
材料二 西方国家的决策既受利益集团的操控，又受其他政党的牵制，而中国独具特色的政治体制，可以使其快速作出高质量的决策，而且不会受任何资本或利益集团的干扰，保证了国家治理决策的高效。西方国家极力推崇对国家治理的放任自流，这样导致利益集团肆无忌惮与民争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现了民主参与和集中领导的模式。西方国家治理秉持对立性理念，以“多元中心、分权竞争、民主共治”为内核。中国国内治理注重践行合和统一思想，国家治理是涉及多主体、多领域的系统工程，需要相关主体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协同推进，形成治理合力。西方人遇到纠纷首先想到依靠法律解决，中华文化强调以和为贵，这一思想在国家治理中体现为纠纷解决倾向内部调解，不轻易诉诸法庭。
——摘编自冯兵《中西方对比视角下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主要特征。(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现代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国家治理上的差异。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请你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建言献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