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公元前219年始，秦始皇数次东巡，“群臣诵功，请刻于石”，遂在泰山等地刻石勒铭。这些铭文叙述了秦始皇因六国“贪戾无厌，虐杀不已”，于是“禽灭六王”“平一宇内”，实行了“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等政策；秦始皇“作制明法”“不懈于治”“专隆教诲”“忧恤黔首”，官员“各知所行，事无嫌疑”；“六合之内”出现了“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男女礼顺”“莫不受德”“承顺圣意”的景象。

——据《史记》等

材料二   公元14年罗马帝国首位皇帝奥古斯都去世，其生前自述被铭刻于陵墓入口处，主要内容为：奥古斯都“恢复了为派系势力主宰的共和国的自由”，平定高卢、西班牙等地战乱；多次为罗马平民发放金钱和粮食，“举办角斗表演”；复兴罗马传统，“修复了八十二座诸神之庙宇”；“解除了海上的海盗威胁”，“将罗马人民的所有行省”的边界扩大了。铭文强调奥古斯都的最高权力源于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授予。该铭文后被诸行省传抄。

——摘编自张楠、张强《＜奥古斯都功德碑＞译注》

材料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英国文学旅游兴起并成为一门产业。民众仿效16世纪以来贵族“欧陆游学”传统，参观英国知名作家的出生地、故居和墓地，探访文学作品中描述之地，以求“更深刻地理解熟悉的文本”。

地处偏僻的斯特拉特福，因是莎士比亚出生地而成为旅游胜地。1847年出版的《英国最杰出诗人的故居和常去之处》配以版画介绍英国作家故居，深受读者欢迎。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有乔叟、斯宾塞等众多作家的墓碑或纪念碑，备受游客青睐。人们还将文学作品视为“旅游指南”，前往伦敦、罗切斯特等地，与作品中的人物“邂逅”，“跟随哈代想象出来的人物的活动轨迹游览他们的故土”，领略司各特作品中描述的苏格兰高地风光，寻找历史记忆。“莎士比亚之乡”“哈代之乡”“司各特之乡”等英国文学之乡成为一道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摘编自（法）马克•布瓦耶《16—21世纪西方旅游史》等

材料一   明末清初，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中西文化开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和碰撞。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的呼唤下，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兴起，推动了中西文明对话的渠道打开。西方传教士带来的部分西方近代科技使不少思想趋新的士大夫产生了浓厚兴趣，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他们出于对新事物探求的热忱，渴望从外来文化中得到启发。明末清初西学的输入，还往往为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兴趣所左右，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皇帝的需要。

——摘编自骆利红《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论述》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随着教会学校、洋务学堂等新式学校的设立，人们的知识结构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新式学校除了传统的中学课程外，还开设许多近代西学教育课程，如化学、电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哲学、外语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西学重要性认识的不断加深，西学课程在整个教育课程结构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除了西学课程外，影响人们知识结构发生变化的还有各类报刊和各种新式书籍。据统计，从鸦片战争结束到19世纪90年代，中国先后创办了中外文报刊250种左右，其中西人创办的有200多种，大约占同时期中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当时，许多报刊都经常刊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这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郑大华《西学东渐：晚清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桥梁》

材料一   一战期间，日货逐步取代欧货成为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原住民的重要消资品。如1915—1918年，日棉(棉纺织品)在印尼的输入额实现了成倍增长。与此同时，英属马来   西亚抵制日货运动演变为抢米风湖。印尼华商也逐渐展开正面的抵制日货运动。此时印尼的共产主义者则开辰暴力斗争。荷兰殖民当局向华人商会等组织施压。声明政府将严厉处罚与共产主义有关联的群体和组织。殖民当局惧怕华侨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正在组织全国哭工的“东印度社会民族联盟”(1920年改纽为东印度共产主义联盟，印尼共产免早期组织之一)结成联盟，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摘编自费俊英《近代海外华侨民族主义的多重面向——以荷居东印度中华商会兹创日货运动为倒的分析》

材料二   1945年8月5日前，日本殖民当局不断向印尼人灌输在“大东亚共荣图框架下许诺他们独立”的思想，以此争取印尼人的忠诚和屈服以便对两方殖民者展开“圣战”;8月5日后，日本人则宣称“日本与印尼的独立毫不相干”,声称假如卷入印尼的独立就会伤害自己的民族尊严，违抗盟军要求保持其政治现状的指令，进而扰乱本国的民族政治。1995年4月一名印尼民族革命的亲历者在东京大谷大学发表演讲称，张予印尼国家生命的弦立空言(1915年8月17日)完全是印度尼西亚人的事情，除了个别的同情者之外，日本当局仿佛就是一位漠然视之的旁观者而已。官方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赋予印尼人政治自由。1945年8月16日下午，苏加诺等印尼民族主义领导人无视日军同您与否.堤前逝请“独立筹务委员会”成员开会。

——摘编自梁展《普遍差异、殖民主义与未完成的共同体——本尼迪充待·安幽森约民族主义想象》

材料一 中国近代以前，东北地区开发较晚，城市化进程缓慢。从 1904 年开始，清政府鼓励移民开发东北，实施移民优惠垦荒政策，大规模移民进入东北，民国时期更是形成规模。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以及近代交通业、近代工业的发展和港口的兴建，东北地区相继兴起一大批新城镇，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城市体系初其雏彤。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大对东北的开发和巨额资金投入，客观上促进了东北城市迅速发展，但东北城市的发展是以经济的被掠夺为代价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在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东北地区的城市出现了飞跃式的发展。到 1941年，东北大都市有沈阳、哈尔滨、长春等16处，小都市172处，另外还有一些小城镇，共计 312 处城镇。

——摘编自荆葱兰、张恩强《近代东北城市化进程中的关内移民》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东北雄厚的基础，“一五”期间，国家建设了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有1/3放在了东北。从投资额来看，东北占44．3%，接近一半。东北地区成为了共和国重点布局地区，也就是成为了我国工业发展的龙头、东北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迅速发展并走在了国家前列。

——摘编自姜妮伶《中国东北地区城市化发展研究》

材料一   17世纪末叶以后，中国文化信息传入欧洲，使一些学者加强了摆脱传统的信心和依据。孟德斯鸠承认中国的君主专制比较有节制，承认中国的皇帝提倡耕织、兴修水利、实行科举、设置谏官具有发展生产和限制暴政的作用；伏尔泰对中国的政治几乎完全持推崇的态度，他盛赞中国君主以农为本、重视生产的政策与措施，建议法国国王也效法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的仪式。

——陈宣良《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二战时期，中法为盟友，都为反法西斯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也因此结下深厚的友谊，但中法毕竟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促成它们建交的不止是二战时期的“浅薄缘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美苏冷战”。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认为英国是一个高贵的民族，英国人应该有自己的领导权力，不能再受美国的控制和摆布，于是他毅然脱离了美国，追求自主权。而当时的中国与苏联决裂，中苏形式严峻，中法两国都迫切需要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来巩固政权，同时更需要结交其他国家来增强国力，提高国际地位。当然戴高乐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并从越南战争中退出，是中法建交的又一原因。两国有着共同的需求，所以戴高乐就产生与中国建交的念头。1963年他派总理富尔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产生分歧，但法国还是同意与中国建交，断绝与台湾地区的外交关系，率先向中国伸出“橄榄枝”。1964年1月27日，法国与中国正式建交，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被外国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

——吕芳《漫谈中法关系史》

材料一   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摘自司马迁《史记》

材料二   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记载全国水利工程共236处，前期为155处，后期81处，前期约占三分之二弱。若以秦岭及淮水以南为南方，以其北为北方，则北方前期水利工程占104处，南方51处，北方占三分之二强。但若加上前期陇右道地区的水利，则前期北方占十分之七八或更多。从后期南北地区情况看，后期81处水利中北方仅为14处，南方67处，南方占十分之八强。

——摘编自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