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长达数世纪的分裂与战乱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和民间普遍信仰鬼神，道教和佛教的广泛传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与此同时，由于各割据政权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使得这一时期的地域性特征愈发突出。地域的差异不仅影响了经济和政治格局，也深刻塑造了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民族分布和社会风俗等。而思想的解放和民族的交融，共同推动了文化的开放性与多元交融，
——摘编自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基本特征》
(1)根据材料，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2)有学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文化，明显地呈现出一种、‘自觉性’的发展趋势。”请对“自觉性的发展趋势”做出合理的历史解释。
材料一 1850年巴西宣布禁止奴隶贸易后，海外移民成为巴西重要的劳动力来源。其中就东亚劳工而言，来自文明昌盛、人口众多的中国的华工一直是其首选。然而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东亚形势发生剧变。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资本主义新兴强国；于甲午战争中获胜也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反观同时期的中国，却在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并且与日本开放的海外移民姿态相反，基于封建王朝的传统思想和一些现实政治因素，清政府的海外移民政策非常谨慎保守。这些因素推动巴西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中日两国。另一方面，19世纪中后期巴西的移民问题与废奴问题是相互交织的。在种植园主看来，无论是亚洲劳工还是欧洲移民，都只是奴隶的替代品；然而精英阶层则希望引进欧洲移民来推动“白化”和现代化进程。从这一角度来说，来自同样追随欧洲文明、甚至通过日俄战争与欧洲诸国平起平坐的日本，同时又能够吃苦耐劳的日本劳工，可谓是正好契合了当时巴西各个阶层的发展需求。
——摘编自杜鹃《弃中取日：近代巴西东亚移民政策的转变》
材料二 起初，在俄国远东采金领域工作的外国劳动力主要是华人和朝鲜人，但相对于华工，俄国当局更乐于接受朝鲜工人。这一差异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二者进入远东地区的目的差异。当时来到该地的朝鲜人多是举家迁移，以定居为目的，男女比例不悬殊；而华人长期居留者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加之生活圈子较为封闭，其融入俄国主流社会情况不理想。因此，在一些俄国人看来朝鲜人较华人安分，也较容易同化。20世纪初期，中国采金工人数量迅速增长，这与俄国当局对远东地区朝鲜人活动进行限制有关。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很快走上了对日本协商的道路。1907年，日俄签订第一次《日俄协定》和《日俄密约》，承认日本在朝鲜半岛的特殊利益。自协约缔结起，作为对“日俄协商”政策的落实，俄国加强了对远东朝鲜人的管理和对其活动进行限制，受此影响，大量朝鲜人离开远东地区的金矿，而就此出现的空位则为华工所填补。
——摘编自潘晓伟《试论十月革命前俄国政府对远东华工的政策--—-以采金华工为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巴西在对待东亚劳工问题上“弃中取日”的原因。(2)当时俄国在劳工问题上相较华工更倾向于朝鲜劳工，却并没有采取“弃中取朝”的姿态，结合材料二分析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
(3)综合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华工出国会对当地产生哪些影响。
材料一
陆上丝绸之路根据其地理景观及走向不同又分为西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以泉州、广州、扬州等为起点，至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南亚诸国、阿拉伯和东非沿海诸国的海上商路，始于秦汉，兴于隋唐，盛于宋元，于明初达到顶峰。由于海上贸易的货物以陶瓷和香料最为著名，海上丝绸之路又称“海上陶瓷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
——摘编自曹小曙等《全球空间与“一带一路”》
材料二
连接亚非欧的古丝绸之路逐渐全线贯通，就像地球上川流不息的大动脉，把古代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希腊罗马文明连接起来，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大都是从经贸交流开始的，并以此为主线，再推动文化、宗教交流，又推动政治、军事、外交等交流。
——摘编自西安市丝绸之路经济带教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等《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外文化交流研究》
材料三
从15世纪末开始，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此前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向全球海洋拓展。进入16世纪后，葡萄牙，西班牙成为欧亚海洋贸易圈最为繁忙的国家、紧随其后的是荷兰，英国和法国。
—-—摘编自王力军《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年鉴2019》
(1)根据材料，概括古代丝绸之路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其世界意义。(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丝绸之路与15世纪末开辟的新航路的不同。
材料一 英国农业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所谓的“农业革命”。农业革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最晚开始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到18世纪时已经进行了200多年。如果从圈地运动的初期阶段算起，开始的时间可能更早。
——摘编自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
材料二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大致可概括为：在很短的时期内，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用行政命令将农民使用的土地集中起来，组成劳动组合式集体农庄；消灭富农阶级；国家还通过组织机器拖拉机站，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派工人下乡，向农村增派管理干部，提高农民文化与技术水平，加强对农庄的领导……它是苏联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对个体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千百万个体农户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转变的伟大运动。
——摘编自汤德森《试评斯大林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英国“农业革命”为工业革命所提供的条件。(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
材料一：西班牙帝国的崛起最早影响到的是美洲，由于新兴的大西洋贸易，美洲出现了城市格局的重大变化。珍宝船队的建立和美洲白银的发现使这里成为西班牙帝国非常倚重的地方，利马便是受西班牙影响并由其建造的一个典型城市。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美洲的城市是由本土的印第安人建造的，如特诺奇蒂特兰、库斯科等，并且形成了本土的区域结构。西班牙人征服这里之后形成了墨西哥城和利马两大中心城市，分别代表新西班牙和秘鲁两大总督区，尤其是利马，成为连接亚洲和欧洲的重要枢纽。
材料二：在西班牙帝国的殖民统治下，墨西哥城和利马这两座城市都得到了迅速发展。西班牙帝国的城市改造很大程度上是将自身形象投射到殖民地上的，从16世纪中期起，马德里便取代巴利亚多利德成为帝国首都，并且开始了从中世纪城市向现代城市的转变。这种改造经验在向外殖民过程中也被带到殖民地城市，体现了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影响，但同时在城市改造中也要注重殖民地城市的特定环境，从而创造出适合其发展的城市模式。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朱明《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国的殖民城市——以那不勒斯、利马、马尼拉为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西班牙帝国在美洲建造城市的历史背景。(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班牙帝国对近代美洲城市发展的影响。
材料 东罗马帝国时代，拉丁语成为帝国境内各民族共同语言。公元5世纪后期以来，罗马人和西欧当地人、新入主西欧的蛮族（主要是日耳曼族，也有匈奴族、突厥族等）相互混血，拉丁语、西欧各地区的本地语言和蛮族语言互相影响、融汇，逐渐形成罗曼斯语族的各语种。6、7世纪以后，拉丁语在西欧各蛮族国家逐渐脱离了口语，受基督教世界最高领导权、东罗马与西欧蛮族国家争夺地中海霸权等复杂因素影响，拉丁语在东地中海地区也逐渐脱离了口语。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6世纪20—30年代编纂的《民法大全》，由四部文献组成，前三部用拉丁文，最后编成的一部《新律》则用希腊语。所以东罗马帝国这个带有拉丁味的国家也被时人和后人更多地称为带有希腊味的拜占庭帝国。
——摘编自张箭《论古代中世纪的世界通用语》
(1)根据材料，概括公元5—7世纪东罗马帝国疆域内语言的变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5—7世纪东罗马帝国疆域内语言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元初，上海港成为全国八大对外贸易口岸中地理位置最北的一个，是东北亚国际往来的必经港口，同时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出现了不少热衷于海上经商的权贵和大族。元朝政府高度重视海上贸易和商税收入，至元十四年（1277年），在上海设立市舶司，次年，在朝廷下诏书招徕番舶前来贸易的同时，也有垄断海运的权贵大族通过派遣“家客”“干人”等出海贸易，有些甚至还委派船总管分赴各国。《松江府志》称元代“江南数郡顽民率皆私造大船出海，交通琉球、日本、满刺、交趾诸蕃，往来贸易，悉由上海出入，地方赖以富饶”。
——摘编自张晓东《古代上海的大族与海上航运——以元代为中心的考察》
材料二 元沿袭宋代，在东南沿海建立了市舶机构。1291年，元朝政府以“亡宋市舶则例”为基础，着手制定新的法则。1278年，元世祖通过泉州市舶司向海外宣布“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还废除了宋代以来的博买政策，降低了抽解比例，容许蕃商越诉。1314年，修订颁布的《市舶则法》强化了市舶司职能，舶商欲出海贸易，除要申请公据外，还要“召保舶牙人保明”，“舶商下海开船之际，合令市舶司轮差正官一员，于舶船开岸之日，亲行检视各大小船内有无违禁之物”。元末又置“船户提举司十处，提领二十处”，以加强对船商的管理。
——摘编自程皓《论元代市舶制度与海外贸易》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元代上海地区外贸发展的影响。(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代市舶司的特征，并分析元代上海地区得以“富饶”的原因。
材料一
| 内容 | 出处 | |
| 史料一 | 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 | 曹操《建学令》 |
| 史料二 | 太祖遣都护曹洪平下辩，使（辛）毗与曹休参之，令曰：“昔高祖贪财好色，而良、平匡其过失。今佐治（辛毗）、文烈（曹休）忧不轻矣” | 西晋陈寿 《三国志·辛毗传》 |
| 史料三 | 神仙之书，道家之言，乃言传说上为辰尾宿，岁星降下为东方朔……其为虚妄，甚矣哉！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岂复欲观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海岛，释金辂而履云舆，弃六骥而羡飞龙哉 | 曹植《辩道论》 |
材料二 唐太宗时，魏征在《理狱听谏疏》称：“臣闻尧有敢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上下无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帝云：‘有德之君，乐闻逆耳之言，犯颜之净（净）’”。唐太宗在《祭魏太祖文》中写道：“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初盛唐时期关于曹操的诗歌中，也多为文人对魏武帝的凭吊，如张说的“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自中唐起，许多作家开始将藩镇权贵比为曹操或用臣子与曹操对比，如：刘长卿“西征开幕府，早晚用陈琳”（《送崔载华、张起之闽中》），将闽中长官比附曹操，友人比附陈琳；元稹的“刘虞不敢作天子，曹瞒篡乱从此始”（《董逃行》），则将同属东汉末年的名臣刘虞与曹操做了对比。
——摘编自高子倩《中唐曹操形象新变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三则史料对研究曹操的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唐以来曹操形象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天津作为近代北方金融中心、工业中心，发展出颇具规模的金融体系，从清末的钱庄、票号，到民国初年的官银号、官办银行、外资银行，金融体系在国内外竞争中不断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天津地区的各类金融机构竞相发行货币占领市场，使货币呈现多样化、竞争化的趋势。中央政府试图采取一些措施规范货币发行，直至1935年币制改革终于将货币发行权收归中央政府。
——摘编自黄丽珍、章亮、李磊《天津近代货币“斗争”回顾与思考》
材料二 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以英商为主的外商银行纸币主要流通于英属香港殖民地以及东南沿海通商口岸的租界区域。19世纪90年代以后，各列强先后在华圈定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国沿海和内地区域进一步对外开放，外商银行纸币的流通范围呈现由沿海、沿江各重要口岸租界向各国在华势力范围迅速扩展之势。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天津、汉口等重要口岸租界和北京东交民巷使馆界区，外商银行机构林立，英商、美商、日商、比商及中外合办等银行纸币争相发行、混杂流通。
——摘编自蒋立场《外商银行在近代中国的纸币发行与流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天津货币“斗争”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外商银行纸币发行与流通的特征，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一 1769年，理查德·阿克莱特建立了英国第一个工厂，标志着工厂制度正式诞生。在随后的20年里，工厂制度在英国逐渐普遍起来。到1788年，英国已经建立143家纺纱工厂。1840年英国工人的平均生产效率已经达到1770年的20倍。
材料二 在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企业中，即在工厂中，我们始终可以见到一种简单协作，也就是说，好几台相同的工作机（暂且把工人撇开不谈），同时地和共同地在一个工作场所进行工作。在农业机器化的地方，农民面临与奄奄一息的家庭手工业同样的命运。旧社会最牢固的基础，与农民一起被消灭掉了。农村中“剩余”下来的农民和雇佣工人，纷纷流入城市。“机器使体力成为多余的了……这种代替劳动和劳动者的强有力的手段，立刻变成一种不分男女老幼，把工人家庭一切成员都归资本直接支配，从而增加雇佣工人人数的手段。”工厂里的强制劳动不仅侵犯了孩童爱好游戏的权利，而且还排挤了自由的家务劳动，这种家务劳动原来是工人家庭本身需要的。
——摘编自【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工厂制度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运用唯物史观简述近代工厂制度建立的意义。
